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日知会中李长龄是最年长者，年近五旬，形容清癯，颇有谋略。有次和大家聚叙时，谈到激烈处，那个后来改名为孙武的孙葆仁说，我们既然许身革命，何不把头上辫子剪它个鬼？汉川人梁耀汉也在日本留过学，知道拖着辫子讲革命会被人耻笑，也赞成剪掉辫子。众人都作响应时，李长龄却说，革命不在外表，有利革命的事才办。你一时剪去辫子，痛快是痛快，倒会引起官府注意，不利于开展革命。我看这辫子还是留着的好。通过多次思想交锋，大家的思想趋于一致：革命党人不恋逝水，取名日知会是一步好棋，利于隐蔽，毕竟是在清廷的眼皮底下，不能像孙文在海外，能公开举旗。
充满血腥味的丙午年转眼就来了，马年伊始的正月初五（1906年1月29日），趁着普天下都在过年，军队、学堂管理松懈，日知会里也十分清净，刘静庵就召集成立湖北的第二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当时挤在阅览室里竟有一百多人，热气腾腾，“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等皆有沉痛演说，听众非常感动。”（李廉方语）大家公推刘静庵为会长，日知会宗旨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推翻清政府，成立新中国”。
据萧道生《工程第八营首义事迹》中所述，日知会的密设机关，除了圣公会，还有文华书院、湖南中学、涵三宫等处。日知会学教会的办法每逢星期日公开演讲。刘静庵、冯特民、朱作梅等人先说教讲道，假借基督舍身救世等故事，引伸为宣传革命；或者展开阐述世界大势中国危机，依据圣经教义提出当今救亡的道路。每讲到沉痛处，声泪俱下，听讲的人大为感动。九江的胡厚斋牧师听了刘静庵的一次演讲后，回去即办了阅览室并附设一平民学校，以开风气。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中喟然叹曰：“安得刘静庵，化身千百万，使腐朽之人物，一一觉悟哉！”
日知会是在基督教会内发展起来的团体，它的主要领导人直接从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如平等、博爱、民主中汲取了可借用的革命思想。张难先认为，“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那期间，日知会还在湖北黄冈设一秘密印刷机关，由吴贡三、殷子衡专司其事，大量翻印《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范腾霄在日本将出版的《民报》购寄武昌日知会，数量每期在三五千份不等。这些革命读物一到军人学生手中，无不视为至宝。日知会员陆费逵等还编印了《楚报》，常用辛辣文字讽刺时政。日知会还自办了中学，江汉公学为刘静庵一手筹办而成；东游补习班，教材教法由留日同志提供，实际负责的仍为刘静庵；明新公学原由梁耀汉创办，后并入了日知会。日知会像吸铁石般吸引着一些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加入并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汉川人梁耀汉领导的群学社（武昌左二巷）、黄冈人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武昌正卫街）、钟祥人彭养光领导的安郡公益社等。黄梅人宛思演、文华大学教授张纯一以及余诚、范焕文、吴兆麟等也加入了日知会。武昌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河南、湖南、四川、江西都有来日知会听讲演的人，都有从日知会带回去的书。日知会还影响到省内县城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府，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
日知会会务日臻发达，湖北革命形势日益兴旺。1906年冬末，腊梅盛开时节，在东京的同盟会员麻城人余诚对湖北主盟人大为不满，认为“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遂受派回湖北主持分会事宜，找到刘静庵，把同盟会湖北分会机构挂靠在日知会，同时也发展盟员。曹亚伯、范腾霄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亦成为两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范腾霄曾以半价购得《民报》四千份寄回湖北，由日知会分发。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活动也就融入到日知会的活动中。
1906年5月28日，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Oxil）由同盟会员乔义生陪同来鄂，刘静庵作为东道主迎于江边，并招待一切。在圣约瑟学堂操场举行的欢迎会上，欧几罗当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从历史照片来看，集会者中有不少教会学校的小学生，刘静庵摇鹅毛扇端坐中间。当时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也在海外经营，惟有日知会有如此大好形势。故欧几罗认为“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
日知会举行的这一大型活动未免过于暴露，那些旁听欧几罗演讲的人中不难混进清廷的密探，他们贼一样的眼睛绝不仅仅盯着高鼻蓝眼的洋人。
14.叛徒出卖招致丙午之狱
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醴陵与武汉的联系源于百年前的“汉冶萍”。萍乡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安源的煤可以通过安水、浏阳河、湘江运到汉阳铁厂。至今在安源山上有盛公祠、大冶有盛公碑，都是纪念创办者盛宣怀的。1906年12月，萍乡的矿工、浏阳的会党和醴陵的兵勇等，借灾荒发动起义，影响很大，仅安源煤矿就有5000工人参加。义军曾控制四五个县，20天后还是被清廷残酷镇压了。
这次武装起义得到湖北日知会的积极响应。原科学补习所成员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受同盟会委派回国。余诚在汉口码头迎接，安排胡瑛住刘玉堂开的汉口名利栈，朱子龙、梁钟汉住汉阳青莲寺。他们第二天就过武昌到日知会会见刘静庵等人，决定12月26日在汉阳伯牙台开会，研究响应萍浏醴起义的办法。
伯牙台即古琴台，是知音传说的发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是水乡泽国景观，可看莲荷盛开，听蛙声一片，确是优雅僻静之处。1906年底农历丙午冬腊，数九寒天，北风呼啸，伯牙台人迹罕至。刘静庵、冯特民、任重远、何子植、季雨霖、周耀东、梁钟汉、黄警亚等“知音”相聚于此，提出加大运动新军力度、进一步筹措资金应援萍浏醴起义的方案。与会者中，有应邀匆匆赶来的张难先，还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郭尧阶，也是沔阳人，据说跟张难先有点表亲关系。本来张难先劝说过刘静庵，认为郭尧阶轻浮浅薄，不可相信，还是提防点好。刘静庵不以为然，说，图大事须推赤心于人之腹，岂可厚疑天下人。
伯牙台会议以后，萍浏醴起义遭到镇压的消息就从“鄂督张札臬司文”传布开来，武昌、汉口、汉阳的显要处都张贴着那白纸黑字的悬赏通缉告示。
郭尧阶是沔阳人所说的那种“抛皮儿”，他回国后用度奢靡，还吃一位寡妇的软饭，日积月累，债台高筑。一位日本商人把郭尧阶告上法庭，法庭审理后把其胞兄郭尧青拘捕在押作为人质，限期要他筹款还债，郭尧阶每天都为这事挠头。当过江上码头看到汉阳门上的这张告示，他的眼睛不会不对上面的“计开赏格……”多作停留。这场面就像《红岩》里的甫志高在奉节码头一样。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尧阶决定叛变了。在巡警道署面对冯启钧大人，他双腿一软跪下叩头：草民郭尧阶给大人请安。来个竹筒倒豆子，把所知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还指证刘静庵就是张之洞悬赏通缉告示中的刘家运，并且把官府并不知晓的日知会情况、主要人物姓名一一作了报告。投案自首后，郭尧阶破罐子破摔，充当鹰犬四处出击。正是：国家危亡岂只议大事，人世险恶还须防小人。
郭尧阶叛变的恶果是——日知会遭到土崩瓦解，一个多星期内有9人被捕，酿成著名的“丙午之狱”。
1907年1月7日即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朱子龙被骗至冯启钧在汉口苗家码头伪设的留学生招待所逮捕。当晚，军警又在汉阳青莲寺逮捕了梁钟汉；胡瑛在汉口名利栈被捕；季雨霖、李亚东二人亦在军营中被捕。1月13日，军警在黄陂胡兰亭牧师的三姐家中逮捕了藏匿的刘静庵。随后，军警去沔阳仙桃逮捕了张难先；去黄冈团风逮捕了吴贡三和殷子衡；军警包围了汉川系马口梁家，梁耀汉在亲友的掩护下化装逃脱。像梁耀汉这样一出事就往家里跑实在是危险，孙武得到消息后也连夜避往汉口柏泉家中。传说走到罗家墩时他迎面遇上巡警，其中一个姓杨的曾在他家当过仆人，对他口称大少爷。孙武拔出手枪击毙二人，把他们推到河中，从容地逃出罗网。
在诱捕朱子龙等人时，郭尧阶有意让余诚出去买烟离开，这是有感于在东京时余诚曾对他慷慨相助，说明郭尧阶良知未泯，还不致坏透了顶。但是，在张难先的眼中，这人简直不耻于人类。他来武昌听说此事气得吐血，回到仙桃镇集成学校遭捕时，他狠狠扇去几个耳巴子，把郭尧阶打得鼻青脸肿。这郭尧阶也是活当该死，在巡警道又让张难先碰上，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只见张难先一个箭步上去，当胸一拳打得郭尧阶向后倒退，张难先趁势一步上去在倒地的郭尧阶胸口猛踹两脚。郭尧阶大叫一声，面如死灰。张难先“予尔时忽慕神仙术，求知玄学者师焉。自至习玄功至二十余乃已。回念一生能劳苦，实赖有此一段功夫，精神凝固，老而不衰落。玄功之有益于卫生，于此可见。”（《义痴六十自述》）他所习练的这身功夫，关键时候可是用上了，自认为是平生中的一大快事。
郭尧阶的赏钱不知是否领到，不久便不治身亡，啥事也撒手不管了。由他招致的这9名人犯，其共同的罪名是非法结党反政府，结果却各有各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