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年，“我下海了！”这句话传入耳朵，总会让我向说话的人投以羡慕的眼光。一次，听怀城见多识广的人聊天，他们笑言，万恶的旧社会里，下海，指良家女子落入风尘，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如今没解放的宝岛台湾，仍旧继承着这么解释“下海”的含义。此后，再碰上有人在我耳边自豪地说“下海”，我会问上一句“你一个钟点什么价？”
我从不认为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但我无法避免不合时宜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这下海吧，对我早已失去吸引力，且从前下得不亦乐乎的人已蜂拥往岸上爬，拼命去抢回以前的铁饭碗，我却偏偏在这时候下去了。蓓儿眼说：“你是跳海吧？这年头什么生意好做？连小姐也从良了！”。我无暇理会别人的幸灾乐祸，义无反顾地扔掉了铁饭碗。当然了，我是有苦衷，有冤屈，纯属被迫的。可以说，是有人故意把我推下海。
相比大多数男人而言，我绝对算是英俊的，这一点自信从来不缺。而且，我的身材是南方人中的高个。不过，把我放进演员这个圈子里，单单怀城剧团的范围，就有两个小白脸比我帅，还有两个老黑脸比我酷。为此，我老爹对我的评语是：“文不像马卵，武不像棒棰”。我非常不服，因为这个比喻本身就自相矛盾，大大的不通。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发现，这个比喻惊人的准确。我真的是一个长相、品行、才干，样样自相矛盾，大大不通的人。
然而，我下海或跳海，与我混不好毫无关联，非得找个原因的话，就怪老洪那条身材矫健的狗吧？他的狗出了车祸，现场在我的宿舍窗边。
“哈哈，撞死了一条狗！”
“喂，喂，谁家的狗，谁家的狗？办证了吗，打过预防针没有？”
肇事者非但不紧张，似乎很兴奋，理直气壮地大声嚷嚷，好像狗错了，死的活该，他们为民除害。
老洪的狗估计没办证，也没打过预防针，所以他没有任何反响。平时，小孩欺负他的狗，他轻则开骂，重则开打。我躺在床上听，正值午休，剧团小院里躺在床上听的一定不少。终于，车子驶离的声音过后，老洪独特的骂语响起来了。
“****娘的妈，狗死了还打什么预防针？你们公安局的才个个该打预防针！”
我等到房门被手敲脚踢才从床上爬起，不消说，来的自然是老洪。他骂街的过程中，我已经盘算好将这条倒霉的狗清炖吃掉。事实上，我们不但吃了，还喝了，通知开大会时，老洪醉得认错老婆。我以为我没醉，独自去了会场。
怀城剧团每况愈下，入不敷出，组织讨论怎么搞创收。这种大会开了无数次，谁也说不出个屁来。这次大同小异，与会各人，三五一群，高谈阔论。吕大嘴这厮干脆大讲他的黄色笑话：“哈哈……，后来，小号手烦了，端起号来吹了一段，咪唻哆，咪唻哆，咪唻哆咪咪唻哆，听起来就像，你的大，你的大，你的不比我的大。打鼓的也急了，马上敲出几声回应，通通一样大，通通一样大……哈哈哈……”
我还没坐稳，给煤老板“承包”的蓓儿眼，伸出她香喷喷的双手，掐了我的脸蛋一把，火红的嘴唇翻上翻下：“雷山，今天你的水色真好！” 我挣开她说：“有胆量去掐局长。”被她掐过脸蛋的人都上过她的床。
“你不知道呀？”蓓儿眼一惊一乍，拉椅子贴近我，“王局长昨天下乡给马蜂叮了，一头一脸肿得跟大象一样。”
我扫了一眼会场，果然，文化局新上任的王局长不在，主持会议的马脸团长跷起二朗腿看报，早知道我不来。我对这位局长有好感，他曾找过我“请教”剧团的事务。
“喂，你们说，什么东西叮人最毒？”吕大嘴挪屁股靠过来凑趣。蓓儿眼道：“还有什么比马蜂毒的？王局长少说半个月才好。”吕大嘴点燃一根烟说：“这你就不懂了。跟你说吧，这世上，叮人最毒的就是人啊！”
“才怪呢，胡说八道！”蓓儿眼的假天真实在让人恶心。我不想跟他们搭腔，也摸出烟抽。
吕大嘴色迷迷地望蓓儿眼：“傻了不是？给人叮了，一肿就是十个月，你没试过？”
我忍不住大笑，蓓儿眼醒悟了，娇嗔着扑向吕大嘴，两人一追一赶，像打情骂俏，会场顿时大乱。马脸团长这才如梦方醒，放下报纸吼道：“安静，安静！叫你们分组讨论的，吵什么吵？今天拿不出个办法来，谁都不要回家！”
会场平息了，蓓儿眼又坐回我身旁，拿出小镜子在脸上边补妆边说：“喂，雷山，你以前是团里的台柱，今天的创收会，大伙就等你来当救星了，我看呀，还讨论什么？你当创收副团长最合适，咯咯咯……”
我他妈早就恨透这伙不知廉耻的狗男狗女，吐掉烟，站直身，一脚踢开椅子大声道：“好啊！我有个主意，不是说全市的好脸蛋好身材都在这儿吗？咱们团今后这么办好了，因地制宜，人尽其材。女演员明码标价，集体上市，摸一次脸蛋多少钱，亲一次嘴多少钱，还有脱光、亮胸、开放小便处又多少钱。男演员负责拉客、收款、维护秩序……”
我的话没说完，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眼睛都比往常大了一倍。
尽管第二天我主动找马脸团长，再三声明酒后胡言，并且叫老洪拉来小卖部的瘸手老六作证，赊了他家多少瓶啤酒、多少瓶白酒。马脸团长一点不买账，粗暴地撇开证人证言，将我逼到墙角，指着我鼻子说：“混账的东西，居然想把我们剧团改成妓院！你好大的胆子？”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说即便是这个意思，也永远不可能办得到。
摆了几个认错妥协的姿势，做了许多我在台上也极不情愿使用的表情。好说歹说，也无法与马脸团长达成凉解，取得双赢。最后，我不顾老洪拉扯，反把马脸团长逼向墙角，也指着他的鼻子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天，马脸团长便以拆旧建新为名，把我赶出了剧团宿舍。随后，每一次演出，我跑龙套的角色也安排不上，连老洪这个临时工也不如。
我死皮赖脸在剧团耗下去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了，过不了几天就拍屁股走人。是我老娘给我办的下海手续，签了一份每月上缴二百块的协议，老娘说，保住公家的铁饭碗，说不定将来公家饭又吃香。马脸团长的如意算盘是，等我旷工的日子达到开除的数量，名正言顺将我扫地出门。我自愿下海，他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本来我并不知情，在家里的农机修理铺打了一个月的工，跟老爹要工资时，发现比先前讲好的少了二百块，我才知道我是下海了。我当场就向老爹辞掉修理铺的工作，既然下海，就要下成个样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跟老爹屁股当学徒像什么话？
“你庸俗！你下流！你丢人现眼！”
芬兰捶了我两拳，女式单车晃了一下，速度加快了，我小跑跟上。跑了十几步，才弄清她话中所指。怀城是个不到十万人的县级市，用吕大嘴的话说，放个臭屁每人都能分享。我的“剧团创收方案”跟放个屁差不多，市民们分享过后，没几天就引发了街谈巷议，自然传到她耳中。
“我、我那天喝多了。”我的辩解没有跟马脸团长时那么理直气壮，身上出的汗，像刚跑完一趟马拉松。
“酒后吐真言！”芬兰的车又晃了一次，我急忙抓住车后座，“那么难听的话，你也想得出，居然还好意思当众讲？”
我见她望了我一眼，以为她气消了，笑说：“你没喝过酒，你怎么知道酒后吐真言？”
“你……，不跟你说，你放手！”芬兰原来气没消，我抓后座的手由一只变两只，自行车停住了，她跳下车快步走，我只好跳上车追。
“走开，我不想看见你！”
“我不走，我要跟着你，你走累了，我驮你走。”
我和芬兰的关系，我清楚，双方家长以及认识我们的人都清楚，可能惟独她不清楚。她在一所中学上课，对于计算机本科毕业生来讲，教中学数学她认为是大材小用。同样，对于我这个不入流的演员来讲，也是以高配低。她读大学那时，我去找过她，她说没空，回怀城当了老师，她才有空。不过，她不许我去学校找她，因为，我一头长发出现在校园，容易被当成流氓的样板。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芬兰这回真正的气消了，哄女人消气是男人天生的本领，我和她并排坐在怀河边，河水中有个月亮。
“跟我老爹打工一段时间再说。”我和她讲的是真话。她对我的话是真是假兴趣不大，不过露出我们见面后的第一个笑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学校同意我今年考研了。”
这对我不是好消息，我为这个消息点上一支烟，望着水中的月亮说：“以我看，女研究生，是一些嫁不出去的女人，离异的女人，或结婚后，没事找事干的女人。你想当第三种人的话，我不反对。”
“你不会是向我求婚吧？”芬兰吃惊地望我，我也望她，不能说她眼里没有令我激动的东西。我慢半拍地说：“月亮作证！”说完感觉像台词，这不是好征兆。果然，她转头不看我，也不看月亮，支支吾吾地说：“我还不到二十四，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像我姐那样，整天买菜带孩子。”
如果她另找别的理由恐怕我容易接受，我把只抽了两口的烟扔掉，另点一支说：“这么说，你拒绝了？”
“生气了？”芬兰主动抱我的手臂，两眼含情，“你才大我两岁，难道愿意一辈子呆在怀城这种小地方？其实你比我更应该去大城市，什么形象设计、模特培训、流行舞蹈，这些大城市热门的东西，是你的特长，就算你想演话剧、拍电影、电视，也只能去大城市找机会。”
曾经有一个女人跟我讲过类似的话，我听不进去，此时心里只想抬扛：“大城市有什么好？人多、车多，空气污染又大，住的地方又小。有本杂志上说，过不了多久，大城市的要到我们小地方来买空气，罐装的。还有一本杂志说，最好砌围墙把大城市的人隔离起来，不让他们跑出来破坏环境。如今，聪明人谁不住在小地方，傻子才拼命往大城市钻。”
“什么杂志上说的，多半是你胡思乱想的。”
芬兰摇我的手撒娇，发现我神色不对，立即敏感地抽出她的手，冷笑道：“哼！我明白了，你怕我考上研究生把你甩了对不对？”
我叹息一声站了起来，摊手说：“你认为一个研究生和一个失业的三流演员会有什么结果？”我本是想指水中的月亮说：“从小我就喜欢它，现在才发现我永远也得不到。”可这太像背台词了，而且还非常窝囊。
“是，是难有什么结果。我们不是一路人，长痛不如短痛。”芬兰的话把河水也惊动了，月亮摇摆不停。
“好！让我抱你一次吧？”说完这句话，我像练气功一样长呼一口气。
芬兰先把头扭到我看不见的方向，才僵硬地投进我怀里。这是我和她第一次拥抱。我承认我哭了，除开在台上，我最后一次哭是十岁，那年我的猫死了。夜里的河谷有风，风吹干我的眼泪我才放开她。
我是客家人，所谓客家，我理解是，走到哪儿都是客，走到哪儿都是家，也就是说，客家人是没有家乡的。所以，生在怀城这个小地方不是我的错，我书呆子二哥说是个意外，意思是生在大城市就不意外了。他是有道理的。当年，有人认为战争在所难免，把国家分成一线、二线、三线。我爷爷是某个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也不知道他是响应国家号召，还是高屋建瓴地意识到三线是战争中最安全的地方，带领他二十岁的大儿子，也就是我老爹，请缨参加三线建设，举家迁到这个穷山沟。至今，我老爹喝上二两老酒，还自豪地说：“厂子是咱们雷家建起来的。”遗憾的是，战争终究没打起来，三线建设非但没有成为原子弹劫后余生的资本，反而成了国家的负担。我们雷家建起来的厂子，被分割成几大块，或拍卖或承包，变为私人老板的肥肉。全厂一万多人，半数搬到附近的一个山区小镇谋生。附近的几个三线工厂同样好不到哪去，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也涌进了这个小镇，怀城市这个以前不存在的地方就此诞生了。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堂堂的国家干部，书呆子二哥还是省城一所大学的教师。机修工和电话接线员退休的老爹老娘，不再以那个四分五裂的厂子为荣了，更喜欢炫耀他们这三个有出息的儿女，每每念到，好像所有国家干部都归他们管理似的。我跟哥姐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小老爹老娘两张嘴在耳边唠叨已经够烦的了，谁知长大后，又多了三张嘴。
家里人看不顺眼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件，他们总有办法准确切入，深刻批判。我从艺术学院毕业，带回来一头四十公分的长发，老娘差点昏过去。那时我是多么地热爱剧团，我把剧团当家，整整半年不归家。直到大年三十，邻居来电，说我老娘摔断了腿。自然什么事也没发生，目的是叫我回去，只不过家里人谁也不愿开口。那晚睡下，听见老娘跟老爹叹息：“就当多养了一个闺女！”
我是一年前到海口的。
海口有我一个表哥，他听说我下海了，给我老爹打来了两个电话，说是他正在做大生意，邀请我入伙，只须投资两万块。
当时，我正在罢工，因为老爹不同意我辞去修理铺的工作，他亲手焊了一个铁栅门，安在我的房间，他和老娘一出门，就把我赶进去锁上。我家的窗装了防盗网，我插翅难飞。
“不许出门！你小子离开家，不到三天，肯定变成毒鬼，老子宁可养你到八十岁。”老爹信誓旦旦，说到做到。我被迫离开剧团，又刚和芬兰分手，关在家里居然没有自杀，的确是个奇迹。
表哥的电话打动了老爹老娘。那天老爹破天荒请我喝酒，嘱咐道：“你表哥是个有出息的人，从小我就看好他，到了那边，要是不听他的话，我连夜去揪你回来！”
我已经被关了两个多月，别说能去做生意，动员我重返修理铺我可能也会答应。老爹不信任我，没让我碰到那两万块，说是在修理铺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攒来的，通过邮局汇给表哥比较稳妥，只给我五百块带身上。这个错误十分严重，大大影响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一贯正确的崇高形象。
抵达海口三小时后，我非但不听表哥的话，还将他打得头破血流，跪地求饶。这是我平生头一次打人，我一直没机会打架，从幼儿园至高中，同龄人都比我矮小，没人惹得起我，高年级的，知道我有两个牛高马大的哥哥，也不愿自找麻烦，小时候没打过架是我是重大缺陷之一。
我表哥骗了我老爹两万块，我家并不富裕，省吃俭用了几年，才在怀城街上建了房，凑合算个小康。这两万块是我家有史一来最大的一笔财富，那还是老爹退休后开了修理铺，“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攒来的”。我是代表我老爹殴打他的，如果换我老爹那双工人阶级的铁拳，说不定会打死他。这么快就知道受骗，归功于我罢工被关，两个多月里，我靠看电视打发时间，什么节目都看，“传销”骗亲人朋友的报导，曾经煽动得我义愤填膺，而我表哥干的正是这个勾当。
“我到海口了，开始做工了，挺忙的。表哥出差去了。放心啦！想家我打电话哭给你听。”我用手机跟老娘背台词，老娘哭得我心慌慌，不过仍忘不了交待：“别乱花钱，海口长话贵，没急事别用手机打回家。”老爹的声音隐约在一旁做伴：“咱们客家人，四海为家！”
我被人骗了没关系，大不了让老爹踢两脚屁股，骂一声：“教乖你这个笨蛋！”。现在老爹被骗，那是从没有过的事，是我这个货真价实的“垫窝猪”给他惹的，我无法预料回家会发生什么？在秀英港码头一堆粗大的缆绳旁抽了三支烟，我意识到我回不去了。那一刹那的表情，我特意掏出小镜子认真端详，可惜以后什么也记不住。我敢说，这个表情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也无法再现。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流落街头，成为一个盲流。我在海口连一条狗也不认识，又回不了家，不是盲流是什么？只不过，别人很难从外表看出这一点。我四十公分的长发扎成马尾，时髦的牛仔装包裹全身，脚踏名牌跑鞋，肩驮背包，腰挂手机，手臂上绑着最新款的MP3。行走在海口街头，标准的“背包一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