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普遍的观念里，相对长生不老的诸神和轮回、循环往复的自然而言，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人摆脱不了自私贪婪的本性，因为人自从知道自己并非长生不老的时候，就没想过要亏待自己有限的生命，也就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普遍的人生态度。问题是这对人类来说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自然中很多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果这些有限的资源被现在的人类自私地掠夺和无止的贪婪吞没的话，那么后来的人类就会面临灭绝。
唯物论者是把精神建立在物质之上的，这种对精神的理解显然是偏颇之论，他们认为只有人在物质基础上才能发展精神。比如说，一个人拥有了财富，他就有条件拥有精神上的享受，这显然是迷瞪者的狭隘的思维。即便从物质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抛开这个很多人都找不到或看不到的上帝不说，我们依然不能把精神独立出去，反而言之，作为物质的肉体也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把两个死尸放在一起，他们不能握手，不能谈话，不能交流，一切都不能了，因为他们此刻就如两块冰冷的石头的那样的物质。而他们的精神主体，也就是灵魂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或者空间。那么，有人就会问，灵魂存在吗？我们看不到，找不到这个东西，因为灵魂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这样说来，肉体的死亡和灵魂，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个精神又有什么关系呢？肉体的某个器官坏了，或者血液流尽了，人自然就会死，所以说，肉体是一个无关灵魂和精神的生命。这就是人类迷瞪的地方，找不到真正的自己。即便肉体没有任何缺失，一旦灵魂得病，那么他的意识也就随之混乱了，甚至丧失意识，神志不清了。灵魂是以肉体为载体的，灵魂的空间与肉体的空间是对立的，就是说精神空间与现实空间是对立的。空间对立论我曾提到过，比如我们梦中觉得合理的事情，到了梦醒后就觉得不合理了，说明梦中是灵魂所在的空间，而梦醒后又到了肉体所在的空间。这个关系就如白天和黑夜的关系，阴和阳的关系。我想过多的谈论这些没有必要，不是每个人都能开悟的，换句话说，人人都当下大悟，都成为神或者成为圣人，那么也就没有宗教信仰的必要了，人人都是圣人的世界也许更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与自然一样，万物需要综合平衡，世界才能存在。
既然是谈到2012末日，那么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谈论一些离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最近的内容。我们在这里不说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就说假定有一个在自然之上的精神的实体，并将它作为创造和建立自然的实体。我们把这个“实体”不看成是上帝，否认神性与人性的合一，而把这个精神的实体看成是人自己的精神实体，这有可能吗？自己的精神实体是什么呢？是通过丰富自己的物质而为自己创造的那个精神吗？渺小的人类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所以他们不再对上帝或者自然有敬畏之心了，所以人对自然的一切侵害变成了合法合理、天经地义的事。而与无限的宇宙比起来，人类是多么渺小和卑微，宇宙难道是为了人才存在的吗？自然界的一切难道都是为了人的缘故而来到地上的吗？把上帝埋没在人里面，埋在人的大脑思维中，任由说长道短，任由人来衡量上帝，猜疑以及评介……总之，上帝永远是人类嘴里的那个上帝。想把太阳的光环套入一只指环，把大海纳入一滴水中，以为太阳只是为了人的眼睛而照耀的，这难道还不够愚蠢吗？这是多么狭隘、卑下的“人的”想法。自然不仅仅是为人而存在，而人却必须为自然而存在。即时我们不认识上帝，不理会上帝，但我们不能不认识和不理会这个作为人类存在的最后基础的、干净的、纯粹的、无神的自然。
也许这种说法会被有些人驳斥，因为他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达到了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程度，他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能再生资源，随着发展足可以让人类在今后和未来的时代永远生生不息。但还是存在问题，假如科学技术无法解决一些问题时，那么人类也只能面对毁灭了。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自然的破坏——不合理开发以及不合理的开采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结构，威胁到自然的生态平衡，所以导致了气候的反常，以及频繁的地震、洪水、海啸、火山爆发等等自然灾害。有人还在反驳，说古代没有自然破坏，但地震等自然灾害照样不断发生。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现象，就是古代的自然灾害是非常少见的，也许还没有2009、2010年两年发生的灾害多。除此之外，人类科学技术造成的危害有很多，空气、水的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都有导致人类提前毁灭的可能。据生物学家研究，这两年蜜蜂的数量大量减少，就是因为一种病毒引起的，而如果有一天蜜蜂正的灭绝了，那将是人类致命的灾难，就这一项就关系着人类的生存问题。
在我看来，人类对生命的普遍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人还处在迷瞪（Mideng）状态，也就是心里迷惑、糊涂的状态。迷瞪不等于愚昧，愚昧是因没有知识而落后的状态，而迷瞪是因为没有智慧而朦昧的状态。如今经济见长，科技进步了，但信仰文化却丧失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的学术还都停留在很浅的地方，从来都没有和沾着泥土的人道主义结合过，说到底就是没有大彻大悟。也许他们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真知灼见。也有一些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人，他们也许知识渊博，才高八斗，但他们却没有智慧。在现实中他们自知担负不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于是就干脆和知识分子划清界限，有公开声明的，也有装模作样观望的，没事干就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幽默，或自嘲，或调侃，或稍有暗讽，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成就，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打算深入底层，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这也能理解，这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在国家的科研单位，或在高等学府，他们养尊处优，被娇生惯养着，谁也不会从黄金屋里走出来钻进茅草房，他们每个人都有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典型的伪善，半身西服半身棉袍，表面上看还像个人，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自己撕开那张伪善的面具。中国的母体很大，但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去触摸她的脉搏，也无兴趣甚至无视于其中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走的是利己主义道路，从目前来看，他们似乎打算永远将“盈利的”学术和创作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再来看看我们时代的文学艺术。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也是最高产的，甚至有些还是最有“名”的，但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是最无知的，最悲哀的。缺乏意义感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最严重的问题。或许他们有意义，但也仅止于个人的意义，也就是利己的意义。当今也有个别一些艺术家和作家追求意义，但他们没有百折不挠的坚韧性，从缺乏信心直到丧失热情。他们冷静过，但最终成为冷漠，他们怀疑过，但最终成为绝望，最终的结果的是，他们对意义也毫无兴趣了，变成了自私、冷漠而绝望的人，所以他们在文学艺术中追求意义也成为昙花一现。每天似乎都有“大作家”的大作问世，动辄上排行榜，动辄一鸣惊人，但是那些所谓的大作读来乏味，这些物本主义的艺术家和作家缺乏信心和热情，所以导致他们的作品缺乏意义感，以及主题深度，久而久之，连追崇他们的人也和他们一样禁不住叹息，现实如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改变它。所以“作家”只能照它所是的样子记录下来，而无法提升它的价值，更无法赋予它人的意义。当前拜金主义横行，使之追求纯粹艺术和文学的趋势越来越暗弱。当今之文学艺术，艺术家和作家似乎只记得金钱，而忘却了艺术和文学，他们没有信仰却有迷信，他们缺乏稳定可靠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秩序，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崇拜世俗权力，所以，需要精神食粮的人们误食“毒品”却不觉察。那些缺乏信仰支撑者只能无力和虚幻地感叹“人生如梦”，这一叹，叹出的是他们对拯救和现实的双重绝望，除了名利，他们似乎别无所求。而事实上，当今之文学艺术很多被人们误认为是优秀的，也只属于一个时代，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会随着时代的结束而丧失。文学艺术与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但文学艺术的使命却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为芸芸众生，要站到那些沾满了眼泪和泥巴穷人中去；要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老百姓说话，将他们的呼声变成自己的作品。追求意义感的艺术家和作家所关心的是罪孽和拯救以及人的痛苦这类问题，虽然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也可能怀疑和彷徨、犹豫，但他们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和稳定的信仰基础，信仰赋予他们真正属于人的价值和意义，赋予他们的生活以光明，而这些，是当今这些“盈利”艺术家和作家们永远也享受和体会不到的。
有人把孔子评价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我认为有失偏颇。在最深奥的灵性层次里他们都是一样的，尽管在兴趣与才能、气质与体质、精神与肉体等层次中他们彼此的差异很大。虽然孔子的大部分积极思想值得赞许，但他的一些消极思想也应该受到批评。在我看来，孔子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物质。《论语？子路》篇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孔子是看不起底层人，甚至对底层怀有歧视，而他教人要做官，只有做了大官，有了权利地位，就会使老百姓对你有敬畏之感。苏格拉底主张人要敬畏天地，而孔子让人敬畏人，崇拜权利。这里有个小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两度在卫国没能推销他的“仁政”，只好去陈国，经过宋、郑两地的劫难后，孔子继司马牛病后也相继得病，一度昏迷。子路让他向鬼神求祷，孔子则说“敬鬼神而远之”，“敬”在这里是慎重的意思，而并非恭敬的意思。就是说，要对鬼神这样的事要慎重，他自己是不愿接近的，当然也奉劝别人都要接近。孔子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这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如出一辙。所以当孔子一生追求地位而不得志的时候，他就自嘲是“丧家狗”。可以说孔子是失去了物质基础上的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以及老子以及庄子的命运没有苏格拉底那么悲惨，就是因为他们的中庸之道，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苏格拉底聪明。孔子在教育人如何通过学习能获得更高的地位而受中国人追崇，但是苏格拉底教人“越穷越像神”，这在人看来是堕落，是不求上进，所以他只能被人民杀死。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追求纯粹的精神，他与孔子、老子、庄子等人虽然都是精神上的楷模，但境界却高低不同。苏格拉底生错了时代，应该生在我们这个无比怀念他的时代。
像中国的老子、庄子，西方的苏格拉底，以及基督教中的耶稣这样的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才是具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们更接近神，是具有真正神性的人。在我看来，知识是知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而智慧并不是普通的人容易获得的。今人的安贫乐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贫乐道，换句话说，如果他能够获得财富，他是不会安贫乐道的，只有在物质面前无能的人才会说自己安贫乐道，如果他有能力，他就会把真正的安贫乐道者看成是傻瓜。因为人普遍摆脱不了物质的诱惑和羁绊，他们的境界仅止于物质世界层面上的智慧，而获得大智慧的人往往是那些超越了物质诱惑及羁绊的人，他们摆脱了肉体的干扰而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里，所以他们是智者，是圣贤。他们对死亡从不恐惧，而且深信肉体有亡，灵魂不死。苏格拉底临死前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当他镇定地饮下毒药时说：“现在我去赴死，你们继续生活，到底哪个更幸福，唯有神知道。”是的，到底谁更幸福，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自己也是知道的，因为他为自己能摆脱肉体而进入天国高兴，所以他非常平静，甚至内心是喜悦的。圣人的天赋都是相同的，对生死的观念也是相同的，他们与迷瞪的人类在精神境界上有天壤之别。
与苏格拉底一样，中国的庄子对死的看法也是超然的，他认为人的死只是摆脱了肉体，而灵魂却在，去了另一个物质的世界或非物质的世界。这在庄子的故事里是有记载的：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往吊唁。惠子见庄子正在分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着，一边敲打着瓦缶一边唱歌，全然没有悲伤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根本就没有死人这回事。惠子非常不解，就对庄子说：“你跟死去的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人死了你不伤心不哭泣也就算了，但却敲着瓦缶唱着歌，你这样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你说的不对吧。这个人她初死之时，我怎么能不感慨伤心呢！然而仔细考察她开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只是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曾具有形体，不只是不曾具有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元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变化而有了元气，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
迷瞪的人信仰的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拜新教”、“拜物教”、“拜钱教”、“拜权教”，他们崇拜人，而不崇拜上帝。就如现在不少人崇拜的余秋雨、韩寒、马诺、凤姐……等等所有的娱乐名人以及作家或者学者，而这些被崇拜的人其实是最迷瞪的人，自己迷瞪也许没有什么，但自己迷瞪还要去教别人迷瞪的人，那就是世界上最迷瞪的人。因为他们不但自己迷瞪，还要让别人迷瞪。凡是用自己的迷瞪的思想去影响别人的人都是最迷瞪的人。
智者的思想每日俱进，是因为智者每天都在离那个非物质的神的世界接近或更进一步。人可以摆脱物质，在于精神，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是没有物质诱惑的，就如苏格拉底，虽然他也需要吃饭穿衣，但他却并不为吃饭穿衣而烦恼。释迦牟尼如果没有皮包骨头的思索经历，就不可能成佛，但真正让他成佛的东西却是那少女给他的奶酪，因为他突然发现，物质就如人本身一样，它没有意志和生命，所以不必去意识到它这就是为什么教徒要斋戒的原因，因为他们也明白苏格拉底的那种思想，就是人的需求越少，就越接近神。吃饭是因为我们物质的世界里能体验到精神世界的愉悦，如果连吃饭都感到索然寡味的人，就如苏格拉低所说的，可以停止进食了。
也只有他们的灵魂才能抵达另一个非物质的永恒世界。其实他们是上帝派遣到人类世界来唤醒迷瞪的人类的，但是他们却不被人所真正理解，而且对于依赖于物质的人类来说，他们是以肉体生命为全部的，所以人把自己看成了是地球上最高贵的生物。
也许动物没有信仰，但它们却从不破坏自然。而且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其实除了它们没有人性外，其它的或许他们都有，而有些人虽然是人，但却不如动物，就是我们常说的“禽兽不如”。1988年德国出现了一个狗孩，一对夫妇由于工作太忙，很少有时间照料自己的小孩，家里的母狗却为他们尽了“父母的义务”，后来这个小孩习性变得和狗差不多。其实类似的事件很多，20世纪初，在印度发现的两个狼孩就曾引起轰动。1920年10月，人们在印度葛达莫里村附近的狼窝里发现两个女孩，一个约八九岁，另一个不足两岁。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的锡恩神父将这两个狼孩带回了密拿坡孤儿院，并开始对这对经历非凡的姐妹进行长期研究。神父给这两个女孩取名为卡马拉和亚玛拉。这对姐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狼”的特性，她们能利用四肢飞快奔跑，用舌头舔食牛奶盒水，吃生肉，嗅觉异常灵敏，能闻到距离很远的食物的味道，视觉也很突出，两人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在崎岖的山路上游玩。
另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法国探险家亚曼发现的羚童。1961年亚曼孤身到撒哈拉沙漠探险，途中他迷路了，很快饮水和干粮都吃完。正在他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个羚童出现了，那个羚童头发乌黑，散乱地披到肩上，皮肤呈健壮的古铜色。亚曼的友好行为博得了生活在那里的瞪羚和羚童的好感。羚童和其他瞪羚一起友好地舔着亚曼的腿和手。亚曼发现男孩是开朗、天真的，看上去大约10岁左右。他的脚踝不粗壮有力，直立着身体到处走动，吃东西时却四肢触地，脸部贴在地上，牙齿十分强劲有力，能咬断坚硬的沙漠灌木。他们渐渐成了“朋友”，彼此非常亲近。一天亚曼点起一堆篝火，起初男孩有些害怕，到处躲闪，后来他也不再害怕火焰，慢慢靠过来，甚至摆弄起炭火来。他不会和亚曼交流感情，却能和瞪羚一样用抽动耳朵和挠头皮等方式彼此沟通。最后男孩将亚曼带出了沙漠，挽救了这位探险家的生命。两年后，亚曼带着自己的两位朋友再次到沙漠中寻访他的这为不同寻常的朋友。当他们见到男孩和其他瞪羚时，彼此仍很亲近。亚曼还想试一下男孩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决定与他“赛跑”。他的朋友用吉普车追逐瞪羚，亚曼则开着另一辆车和男孩一起跟在后面，他惊奇地发现，男孩的奔跑速度竟达每小时52公里！男孩能像瞪羚一样，以4米多长的步伐连续跳跃。亚曼的奇遇让他感慨万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男孩，因为那样人们会将男孩关在笼子里研究，男孩也就失去了自由，那是十分可怕的。于是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将事实隐瞒起来，直到十几年后才在书中公布了他的发现。其实，还有许多类似的奇怪事件，人们发现了许多熊孩、豹孩、羊孩、猿孩等，人们对此已经不再吃惊。与之相比人们更关心动物为何会抚养人类的后代。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解释认为，野兽的母性本能非常强烈，特别是比较凶猛的母狼、母豹等，它们失去了幼兽后，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很可能对其他幼小的动物进行喂养，因而掠夺人类的小孩也是晚期有可能的。还有一种观点是，人类的小孩被遗弃在荒野后，被狼或其他出来觅食的动物发现，便误以为是自己的幼仔而带回去喂养。该观点万全是一种猜测。而前一种观点还能找出一点事实依据，例如1920年的一天，印度的芝兹？卡查尔村的猎人打死了两只雏豹，并救出了小孩，不过已经快6岁的小男孩已经完全习惯了母豹的生活方式。还有许多人认为凶猛的动物是不可能哺育人类的孩子的，但在众多的事实面前并没有更多的反驳证据，关于动物为何要抚养人类小孩的问题，至今仍没有科学的答案。
与长生不死的诸神以及循环往复的自然一样，人的生命本质上也是不死的，同样也是经历轮回复往的生命历程的。科学家声称，生死轮回是存在的。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布莱恩？魏斯（BRIAN L. WEISS，M.D.），通过科学研究证明了轮回的说法。一位名叫凯瑟琳的女子，因患恐惧和焦虑的侵扰，找布莱恩？魏斯博士求治。他用催眠法追踪她童年的伤害，却没想到竟然催眠到了她的前世。凯瑟琳在催眠中的说话毫不迟疑，名字、时间、衣服都非常生动。她并不是在幻想，她的思想和表情，以及对细节的注意，和她清醒时的人完全不同。在一连串催眠治疗状态下，她记得了引发她症状的前世回忆，也传达了一些高度进化的“灵魂实体”的讯息：凯瑟琳在地球上她活过80几次。但催眠治疗中，只前后出现过12次，有几次重复出现。在催眠中，凯瑟琳说她“曾是石器时代的穴居女子，埃及时代的女奴，18世纪殖民地的居民，西班牙殖民王朝下的妓女，19世纪美国维吉尼亚的奴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被割喉谋杀的荷兰男子……”凯瑟琳惟妙惟肖地描述身处的景象。布莱恩？魏斯测试过凯瑟琳，确定她没有说谎，他说：“恐怕这不是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而是让我知道，轮回是真实的事情。”
很多科学家经过对许多濒死体验的人的潜心研究，科学家发现每一个人死亡的情形都很类似，感觉自己会浮在身体之上，可以看见底下的场面，包括自己的尸体，但对自己的尸体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但是当他们重新返回肉体——大多数时候是从头顶进入。也就是我在之前章节中所说的主灵驻在“天灵盖”。关于人的灵魂，确切地说应该是人的三魂之一主灵的安身之处是在人头颅的“天灵盖”里——人头顶的骨头，婴儿时期没有完全圆合，可以看到那里一起一伏地动。关于天灵盖我曾有过解释：“人有七魂六魄，主魂于天灵盖中，主司人之生命，其余六魂分为上三魂和下三魂，各司其命。上三魂为游魂，各司视、听、觉；下三魂为守魂，各司行、走、歇。”（《天廷秘传》第二回，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并且在女娲造人的故事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女娲抟泥造人后，人虽然成形了，但还不能动，这时，女娲“自取利刃，于二泥人头颅中央各凿凹槽九厘之长……女娲曰：‘只等聚灵神取灵前来，将元气之灵放于此，人便成活，能言能语，能思能想，与汝等大同小异，只本同末异然。’言语刚落，就见聚灵神风驰而至，女娲接过灵气，按入颅槽，轻吟法咒，只见颅槽融合，完好如初…… 女娲笑曰：‘此乃人之天灵盖，灵灭人亡，灵在人活。’果真人也，且言且走，自如非常……”（《天廷秘传》第二回，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对于灵魂——也就是人的生命，就如莱恩？魏斯博士所说的“当他们重新返回肉体，大多数时候是从头顶进入”一样，人的本真生命——灵魂的存在看来在科学家那里已得到证实。而死亡后最终的结果离开不开两种情况：第一，很多人濒死体验者不但有“灵魂出窍”的离体体验，能看到亮光，还能看到一个隧道，有强烈的愉悦感和幸福感，接着感觉到自己进入一个温暖而狭窄的空间，感觉自己很快要出生，转到另一世。甚至他们的灵魂在离开肉体后，还可以看到已故亲属和神灵，飞速地回顾一生，生活的一幕幕全景式回忆让他们有一种愉快的感觉。第二、还有少数人感觉坠入黑色恐怖的隧道，并且见到恐怖的景象，以及一些面目狰狞的人，他们都非常凶恶。这两种情况大概反映了人在脱离肉体之后的两种命运，第一种人大多都是善良的人，或有精神信仰的人，他们在人间没有做过亏心事，所以灵魂没有负罪，就不存在焦虑感。而第二种人相反，所以他们的感觉也就恐怖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解释，第一种好人被神灵接引到了天国，灵魂经过的是通往天国的隧道（也叫做通道），所以他们的愉悦的，而第二种坏人却要去地狱，灵魂经过的是通往地狱的隧道或通道，所以他们是恐惧的。在两个隧道或通道所遇到的情景也是截然不同的。
与佛教以及中国道教中“因果轮回报应”的说法相同的是，在一个人的今生中，常出现前世中对他关系重要的人，中国有句俗话说“前世的债今世还”就是这个道理。布莱恩？魏斯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说：“根据多次研究，一群灵魂会一次又一次降生在一起，用很长时间清偿彼此债务。人们对他人的暴力和不公都得偿还。过完的每一生，若没有偿清这些债，下一生就变得更难，这就是轮回转世偿债的情形。” （《前世今生：16堂生死启蒙课（原名：Many Lives， Many Masters）》）苏格拉底知道人的灵魂不死，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脱离肉体后将要去哪里，或者说，他知道自己的灵魂从此世界到彼世界是经历轮回的过程，也就是“轮回转世偿债”的过程，所以，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临死最后一句话是：“克利托，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以为，生命有限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类是通过繁衍来维持其生命不死的，因而人并不仅仅作为类的成员而存在。人属于唯一存在的凡物，人赴死的宿命在于个人生命本源于生物生命，从生到死就是一个可知的生命历程。人与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能够创造事物——语言和行为以及工作，这是人的卓越之处。人可以在一个万物不死的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人们证实了自身的“神”性，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不死，只要是真正的人才是最优秀的，是具有信仰的，懂得善恶和美丑，能区分正义与邪恶，能够爱憎分明，能够担负责任和义务，能够有是非之辩，还坏之分，反之，人生死如动物。
作为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可敬之处在于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因为他的注意力是在对永恒的思考，而不在对永恒的描述。什么是永恒？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不可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无言”，以及中国禅学中所谓的一切都在“当下”。如果死亡是“离开人类”的意思，那么永恒也是一种死亡，它们的区别在于“离开人类”并非是最终的，因为人和任何一种生物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无法拥有永恒的体验。而与有限的生命体验所不同的是，永恒将是无止境的，没有时间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永恒也是一种死亡。宗教的出现给信仰它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让人们认识到了生命永恒的道理。基督教所说的个人生命永存，把最具死亡性的东西——人的生命推到了与日月同辉，与宇宙永存的地位。
从历史上说，宗教教信仰给那些知道其世界注定要灭亡的人带来了希望，这实在是一种超越希望的希望，因为宗教要求他们只要虔诚的信仰，就能保证一种他们从不敢奢望的永恒性。真正的宗教信仰可以改变人的素质，帮助人脱离野蛮和迷瞪的桎梏。因为亚当的错误，导致了人类丧失了个人生命的不死性，而现在通过耶稣基督重新得到了可能一直持久的生命，不过，这一生命会因人的罪恶导致再次丧失。地球上的生命也许是永恒生命的第一个和最糟糕的阶段，它仍然是生命；没有将在死亡中终结的这一生命，就不存在永恒的生命。只有当个人生命的不死性成为西方人的中心信条，即只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地球上的生命也才成为人的至善——一这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每当这种声音降临时，它总是劝阻我不要做我打算做的事。”（《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P64）苏格拉底曾和达摩一样，坐在洞穴的深处。忽然有一天他豁然顿悟，并听到了神的召唤，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见到光明，逃离洞穴的人，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苏格拉底获得第二视力，神谕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苏格拉底则谦卑地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并决定要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证实神谕的那一刻，他引起了雅典人的怨毒和忌恨。最终杀死了最值得他们引以为荣的精神巨子。
同样，彼拉多在钉死耶稣前“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Mat 27：24 、27：25）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当五百人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喧嚣、叫嚷着：“鸠死苏格拉底！”的时候，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感受到了怎样一种深层的震动和悲哀，苏格拉底的死给后世的人们留下多么的心理阴影，“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苏格拉底最大的“罪过”在于他打破了人们完满自足的平衡状态。他要做一只刺人的马虻，蜇醒整个沉睡的雅典，他冲进雅典的精英们的知识殿堂，告诉那些自以为聪明者实际上一无所知。他苏格拉底知道等待他的是被虐杀的命运，但他仍然用毕生的精力服务于虐杀他的人们，这正是他的崇高之处：“这些年来，我把私事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为你们的利益整日奔忙，象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你们每一个人，敦促你们专心向善。”和所有的圣徒一样，他怀一颗柔弱而挚烈的心，与他卑微、渺小的兄弟一起，共同领导受命运的折磨，超度他们得道。这正是神之子所做的事：人类无法赎回自己犯下的罪孽，于是上帝派遣他的独子与人类共受磨难，并作为卑微渺小的人类的一员被钉上十字架。人类需要来自大光明的人来昭示他们的暴虐与愚顽：“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Mat 10：16）看来，苏格拉底领受了这一使命：“神特意派我到雅典城邦，这个城邦就象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虻的刺激。神派我到这个城市就是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于是，我整到到处不停地、刺激、说服、谴责你们第一个人。”（《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虐杀他的人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们还从苏格拉底高贵的人性中借得了一点光辉。一个犹大足以使全世界荣受耻辱，而一个耶稣又能使整个人类得救。愿他们穿过荒凉的土地，在上帝身边得到永久的安宁。
对于那些未知的东西，我们不可过于暴虐和傲慢——当天使还没有赐给我们一双能得遇大光明的眼睛时，对于那些搅动了我们平安秩序的思想者，我们要心存感激和充满敬意，不能迫害诅咒。因为他们代替了我们去探示那些人生的诸种可能和未知的生命领域，不管他们是向地狱进发还是向天国朝圣，他们都是生活的烈士，并为此付出了精神健全的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生命在于精神。人需要追求和拥有崇高，因为它是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是人类审美体验的一种样态以及最高境界：自豪感和欣喜感，敬仰感、庄严感和惊叹感。它使人自豪和自尊、自信和感奋，给人的内心世界注入巨大的生存勇气和精神力量；使人由抑而扬，由悲而乐，由惊而喜，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伟大。它在人们心中点燃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而那些伟大的精神之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耶稣就是崇高的象征。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宣扬和捍卫真理：“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做卑鄙下流的动物；它带我们到生活中来，到森罗万象的宇宙中来，仿佛引我们去参加盛会，要我们做造化万象的观光者，做追求荣誉的竞赛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的心中植下一种不可抵抗的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崇高还是评价一个时代精神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能够创造崇高的审美形象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人的素质很高的时代；一个对崇高境界充满追求的信心和热情的时代，必然是一个精神健康、正常的时代。
然而崇高在我们时代的境遇并不好。它被践踏、嘲笑，被损害、凌辱。在这个物欲主宰的世界里，精神矮化的人，还有他们欲望化生活，毁伤了崇高的精神，我们看到了崇高在我们时代的悲惨情景和生存境遇，这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我们时代是很难看到崇高的，在我们时代的低俗、肤浅、混乱的精神景观里，我们看到了迷乱和虚妄、消极和颓废、恣睢和夸张、肤浅和庸俗、冷漠和做作；看到了自得其乐的陶醉，自暴自弃的放纵，自哀自怜的伤感，软弱无力的喧嚣，这是怎样一幅轻飘飘的缺乏活力的人生图景——幽暗的心理环境，逼仄的精神视境，混乱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我们在80年代前期的偶尔还能感受到接近崇高的道德激情和英雄气质，那么，从80年代后期人们普遍就开始显露出眩惑、颓废、迷乱的精神状态——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脱离现实和理性的虚无倾向，怪诞体验和暴力残忍迷恋等等，则成了人们具有主宰性力量的趣味模式。到了90年代，商业主义的拜金倾向和物质主义的享乐倾向，使以往存在的消极势头得到了恶性的发展，原本就很脆弱的主体重建原则、介入现实原则、思想解放原则、平等对话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等精神原则几乎趋于瓦解。超功利的价值原则被商业化的利益原则所取代，我们时代的最终痼疾是价值观的丧失，目前的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危险，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丧失价值观的后果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泛滥，导致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长驱直入：你看不到真正的成功者，尽管到处看到拿腔作势的官僚和腰缠万贯的商人；你看不到真正的欢乐，尽管到处在狂欢。没有价值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肉体的病变和玩世不恭，看到的是更普遍、更内在的无希望、无道德、无欢乐、反常态、失败感，这就是丧失价值观带来的后果。人类就像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的一种宗教、生活哲学或一种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奢侈品了。没有价值体系的人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怀疑一切、虚无的就是他们所持有的态度，他们还肆无忌惮地嘲笑固有的价值观。人们的精神旗帜在一种被享乐原则和商业原则主宰的生活场景里，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我们服从了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使人们日趋粗鄙无聊的是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骑在伟大的崇高头上的是油滑的市侩，本来严肃的事情被嬉皮士式的胡闹所取代。嘲弄一切的游戏和俏皮油滑的玩主做派，满足了享乐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消极的心理需要，给充满内心压抑而又失去价值观的大众，提供了“合理”放纵的安全通道。人们开始蔑视崇高，把喜悦的与悲伤的，粗鄙的与优雅的，调侃的与严肃的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只有阳光才能照亮黑暗，只有水才能浇灭火，只有将这些渎圣、低俗、粗鄙之魅等等鬼魅驱逐之，才能为我们精神的重建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才有望改变崇高在我们时代的生存境遇。崇高被人当做一个过时的概念进行嘲笑，甚至已经被扭曲得惨不忍睹，我们有必要根据可靠的思想资源，揭示影响崇高形象创造的内在的主体修养与外部客观条件，阐明崇高的价值。
如席勒所说：“崇高是为了人身上的纯粹的精灵服务。……没有崇高，美将会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尊严。不停顿地享受将会造成疲弱，而处于疲弱之中，我们将失去性格的刚强，被紧紧地束缚在存在的这种偶然形式之上，看不到永恒不变的规定和我们真正的祖国。只有当崇高与美相结合，我们对这两者的感受能力得到同等的培养，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无缺的公民，而且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它的奴隶，也没有玩忽我们在精神世界的公民权”。(《审美教育书简》)
崇高意味着直面毁灭和死亡的牺牲和献身，意味着心灵的伟大和道德的高尚，意味着人性的尊严和高贵，意味着对异己性及异化性力量和命运的抗争，意味着自由。令我们胸襟开阔、振奋鼓舞的是以天风海涛、排雷驭电之势的崇高，它给虚弱的世界以力量，给苦难的世界以信心，给黑暗的世界以光明。真正的崇高是民主与自由的孩子，它的产生和出现，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尽管它对人类的生活如此重要。崇高的种子只有在民主的雨露滋润下，在自由的肥沃土地上才会发芽，开花，结果。
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给人们以健康、自由的生活环境。“我们好像从童年便受到社会的奴性教育，不但自从我们心灵还是幼稚时便在风俗习惯的襁褓中培养，而且我们从未尝过辩才的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所以我们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任何奴隶状态，不论它如何合理，都可以比作心灵的铁笼，人人的监狱。”(《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崇高的敌人还有不利于人的精神生活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最卑鄙龌龊的是爱享乐，使人萎靡不振的疾病是爱金钱。如果让财富的女儿长大成人，无耻、枉法、骄横……这些残忍的暴君很快就会在我们心中产生。假如我们重视无限的财富并竟敬之如神，说句真话，闯入我们心扉的那些与利欲共生的罪恶我们又怎能拒绝呢？于是人再也不关心自己的名誉，生活在恶性循环中逐步堕落，灵魂中的伟大品质开始衰退、枯槁而凋萎，他们再也不向上看了，不珍惜不朽的灵魂的发展，而他们重视的却是自己必朽的肉体。
唯有真正的德行才是崇高的。当爱权力的权欲和爱享乐的奢欲以及爱金钱的利欲成为一个时代普遍而难以治愈的痼疾的时候，人类在腐败与重浊的气氛中喘不过气来，昏迷不醒。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阻挠政府与个人的行动、镇压思想的是鄙俗的物质主义。人的灵魂的堕落和腐败成为我们时代在在可见的景象。
我们倾向于把强调人格和道德在人类社会以及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当做一种人类的原始欲望。作为人，我们没有权力生活在不受道德律令约束的理想国里，我们不可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为所欲为；不可蔑视神圣，不可践踏崇高的东西。诗意而善良的道德，乃是人类的灵魂，一个真正的人，首先意味着道德的纯洁和人格的健全。崇高是人格之花和道德之果。我们更需要清新的空气，我们必须抢救掩埋在废墟下面的信仰和价值，必须改变崇高在我们时代的境遇，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信仰和价值，我们就体验不到诗意的激情，我们的心灵就感受不到雄强的力量，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