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
“译文”
一个人的高尚品德就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这就如同兴建高楼大厦一般，假如不事先把地基打得很稳固，就绝对不能建筑既坚固而又耐久的房屋。
“解说”
品德好坏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无论何时，没有良好的品德，即使学识渊博，其行为也会对社会不利；甚至学的越高，危险越大。至于其个人事业，则如在沙滩立基建楼，风暴一来，楼房即垮。周佛海曾为一代理论大师，却因品格不坚，最终沦为汉奸，为公敌服务，事业自无从架起。
“例解”
将军爱人民 人民敬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刘伯承下部队检查工作。他来到一个旅的司令部，这个旅的领导都下基层了，旅部值班员作战股股长刘鹏旭快步迎上去：“报告师长，我是值班员——作战股长刘鹏旭。”
刘伯承很随便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和刘鹏旭搭起话来：“现在，部队都转到哪几个地方住下啦？”
“三个团都在武乡拐一带：两个团在山上，一个团靠河边。”
“部队是喝哪里的水呀？是饮河水，还是井水？”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刘鹏旭的意料之外，不由得愣了一会儿，便大而概之地回答：“一个团是饮用河水，另外两个团基本上都用老百姓的井水。”
“那两个团，到底有几个连是用井水的？不能只是基本上，要搞清楚。”刘伯承认真地询问。
“嗯？？”刘鹏旭有点“卡壳”了。
“回头再了解一下罢。”刘伯承沉思地说：“你知道吗？这一带老百姓喝水很紧张，真是滴水贵似油啊，部队喝水的事情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千军万马，围在人家的小水井旁边喝，老百姓怎么办呀！
刘鹏旭听了连连点头，脑子里不停地转着：师长赶来这里，就是为了吃水的事，他时刻关心着群众的利益啊！
“告诉你们旅长，部队不要与民争水。那是人家老祖宗留下的，我们要照顾群众的利益。”
“越是战争环境艰苦，越要注意到这一条。那两个团不要再喝井水了，小伙子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到漳河里去挑，把井水留给老百姓喝。”刘伯承讲完，就站起身来，又语重心长地叮咛说：“刘鹏旭同志，要跟部队传达清楚，关心群众的利益可不是小事情啊！”
刘伯承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保护群众的利益，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整个部队。
每次行军、作战，他总要大家“脚下留情”，不要踩倒老百姓的庄稼苗。当看到行人把麦田踩成小路，便督促部队把道路修好，保全老百姓的麦田。当知道鬼子拉壮丁的时候，他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当听到日本强盗烧房子，马上就提出挖窑洞来帮助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发现有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他总要严肃地提出批评和指责。
有一回骑兵班护送刘伯承去开会，到一个村子里停留，借了老乡一个箩筐喂牲口。结果牲口把箩筐啃了一个洞。他看见以后赶紧掏钱给警卫员：“快找老乡赔个礼，照价赔偿。”
有一年腊月，在香城固战斗以前，正赶上过大年，为了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刘伯承亲自布置部队搞好警戒，又指挥部队从侧面把敌人“牵引”到偏僻的深山沟，保护老百姓到枣林里包饺子吃。乡亲们都念叨着说：“不是刘师长派队伍站岗，俺们哪能吃上饺子过新年啊！”
刘伯承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1942年，当小女儿诞生的时候，他还依着“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给女儿取名叫“密群”。
当国家主席 不脱离群众
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故乡——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次他不是来探亲的，而是有意为解决“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回家乡调查研究来的。
有一天，刘少奇在炭子冲故居约见了“泥腿子朋友”王升萍。王升萍原是该村负责人，早在1953年，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如实反映了炭子冲当时的情况。刘少奇很快亲笔给他回了信，并希望他今后每年写一两封信，实事求是地反映当地情况。王升萍先后给刘少奇写过七封信。就这样，他们交上了朋友。
“王升萍同志，你认识我吗？”王升萍刚一进门，刘少奇就亲切地问。
王升萍使劲眨了一下眼睛，惊喜地说：“呵！刘主席，原来是您回来了！”
“是呀，回来看看。今天特地来见见你这位没见过面的老朋友。”
“老朋友！”王升萍一听到这个亲切的称呼，顿时心里就热乎乎的，他激动地地说：“我不知道是您回来了。要晓得刘主席在这儿，我自己早就跑来了。”
接着，他们俩就亲热地拉起了家常话。谈了一会，刘少奇就问起了公共食堂的情况，说：“王升萍，你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提起食堂，王升萍一下紧张起来了。要知道，他在去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刚被撤职，挨整的事如今还心有余悸。说又不敢说，真使他左右为难。刘少奇看出来他有顾虑，就鼓励他讲。王升萍这才说：“报告刘主席，公共食堂到底讲得讲不得？我讲了实话，右倾的帽子又来了怎么办？”
刘少奇笑了笑，恳切地说：“怎么讲不得哩，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讲心里话。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好，讲得我就讲。”王升萍激动说，“要是叫我和群众说心里话，公共食堂还是快点散伙的好，再办下去，要办得家破人亡了。”
“哦，有那么严重吗？”
不是我说得吓人，问题确实严重？？”王升萍一五一十地把食堂的问题摆了出来。
听到这些情况，联系到下乡调查以来了解到的其它反映，刘少奇沉思了半响，然后认真地对王升萍说：“你们认为食堂不好，群众大都不愿意再办下去，那你敢不敢回去宣布食堂停办？”
王升萍忙说：“报告刘主席，我不敢。人家已经说我犯了右倾错误，我已经是个普通老百姓了。”
“你还是共产党员嘛，还要为群众办事嘛。你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这是省委工作组说的。”王升萍兴奋得站了起来，说：“只要上面允许停办，我保证群众会高兴得跳起来。我下午就去和社员们商量！”
就这样，两人交谈了四个多小时。饭后，刘少奇把王升萍一直送到门口池塘边，还一再嘱咐说：“今后还是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把这里农村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果信寄不到，还可以直接送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