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品格。能力可以有多方面的，但素质决定了一个人能力的限度。
你可能要求自己的很多，但只要把持和保留了最基本的东西，一个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类人。
道路修远，上下求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政治抱负的他没有实现政治理念。遭到流放对屈原来说，意味着一种耻辱；流放屈原对楚国来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耻辱。回眸中华民族发展史，仁人志士的正义篇章，无一例外为后世所景仰。
悲愤到了极点的屈原似乎不会料到他的执著会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精神标本，他的对于国家发展的拳拳之志令人深深感动，也为他的不遇明主感到悲哀。这个战国末年的楚国贵族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他博闻强记，通识国家盛衰之道，并擅长外交辞令。楚怀王即位之后不久，非常赞赏屈原的见解，让他当上了左徒，后来又任命其为三闾大夫，在朝廷和君主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策法令；接待外宾友朋。这时的屈原不可能没有成就感，得到君主赏识的他一定是决意做一番大事的。
很有政治抱负的他觉得可以通过楚怀王来实现政治理想，主张举贤任能、立法富国、联齐抗秦，进而统一全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贵族的民众情怀决定了很多计划至少要间接地照顾到百姓利益。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当时主流士大夫的普遍认同，素以骄奢淫逸为能事的这些官老爷无法理解屈原的举动，他们应该觉察出了这个贵族实在有点儿另类。屈原对此毫不在意，他要温暖自己的良知，但这个“修洁之士”的主张和措施触动了贵族利益，遭到楚王之子子兰、楚王之姬郑秀和上官大夫的迫害，终于被免官流放到沅湘流域。
遭到流放对屈原来说，意味着一种耻辱；流放屈原对楚国来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耻辱。屈原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楚国从此日渐式微。秦国攻占楚国八城后，约请楚怀王到秦国相会，并示意两国结盟交好，屈原认为秦是虎狼之国，劝楚怀王千万不要去，但是子兰却主张楚怀王赴会。素来愿意吃猪大肠的楚怀王到秦之后就被扣留了，吃不上大肠的他同时也不能满足看“细腰”的爱好，秦国对这个不懂得纳谏的傻蛋国王没有什么兴趣．其意在胁迫楚国割地，楚怀王最后客死秦国，这个结局很窝囊，但是也很活该。后来，楚顷襄王即位，这个国王并不比他的前任聪明多少，大概更傻蛋也说不定，他任用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让上官大夫到楚顷襄王面前进谗言，屈原因而就永远不许回郢都了。
楚国对屈原这样，屈原却没有因此投敌，以获得更加可观的政治命运。被放逐的他仍然对楚国始终不渝，但楚国的命运并不因为他的期待的目光而得到乐观的改善，秦国再度攻楚，并且顺利地占领郢都。这对于洞察世事的屈原来说，应该不感到意外，但洁身自好的他还是为此悲痛欲绝，这种悲痛似乎带着自责的成分，他无力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绝望的屈原创作了《怀沙》，再次抒发了忠贞爱国的情怀和“受命不迁”的崇高志节，倾诉了自己无奈的苦闷。后人在阅读的时候也能领会到这种苦闷的难以解脱，能让人想起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的：“我是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屈原的境遇大抵如此。
要做忠臣而不能，要当隐士而不得，不懂得理念和理念的实现之间的差距，屈原感到举步维艰，最后只好自沉汨罗江。长时间没有受到国家重视的他选择了当年五月初五这天完成他的人生的最后告白。而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人爱他的，生计艰难的人们出于对他的爱戴，划船去打捞他的尸体，包粽子喂鱼以免其尸体损伤。“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屈原的“活着”具有深刻的民族意义。这种意义甚至衍发了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节日，后人在这天划龙船包粽子吃，据说这就是端午节的真正来历。屈原没有完成自身政治抱负，却以其爱国主义大诗人的身份流芳千古，其骚体的作品都深沉而丰富。《楚辞》中的《离骚》、《桔颂》、《九歌》、《九章》、《天问》等都是屈原的代表作，其中大量地使用楚国方言口语，还有明显的音乐痕迹。美好的道德情操化作文字，让人们读起来朗朗上口，《楚辞》在整体上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自由灵活的句式极富有人生境界；《离骚》更是通过对昏暗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表达自身爱国主义情怀，继而极端地鄙视丑恶的灵魂。
文章大家贾谊、司马迁曾因之而做祭文，李白有“屈平词赋悬日月”的由衷赞颂，杜甫也表示“窃攀屈宋宜方驾”，而汉魏乐府诗“莫不同祖风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个执著的贵族无疑是可敬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以民族富强为己任的大我意识使得中国发展成为时代必然。回眸中华民族发展史，仁人志士用激情和正义力量谱写的篇章，都无一例外地为后世所景仰，屈原的崇高人格和伟大的斗争精神超越了历史而必将通过现在以抵达未来。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他并不迷恋官场，面对北宋社会官僚机构的臃肿、冗员的泛滥成灾，包拯的尖锐抨击富有政治远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他这里法律没有特例可言。其清廉惹了很多麻烦，这样的人很可能孤立，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官僚系统。
“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的这份书面遗嘱令人肃然起敬，做官就不能贪财，这是他流芳百世的理念原因。包拯的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赠刑部侍郎。少年包拯以孝闻名，28岁中了进士的他当过大理寺评事和建昌知县，因为年迈的父母不愿随他东奔西走，包拯马上辞去了官职，受到官吏的交口称颂。等父母相继辞世之后，他才重新踏人仕途，但曾经的举动已经说明他并不迷恋官场。
当过知县的他后来又升为知州，满任了两任之后，就以刚正清廉的英名传遍神州。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包拯的铁面无私、刚直不阿、公正廉明、吊民伐罪，尤其是传说中的开封府的龙、虎、犬三道御铡使贪官污吏、皇亲国戚、恶绅泼皮望之悚然，悚然的原因在于看到了真正无所畏惧的清官。北宋社会官僚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成灾，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内外官属为历朝最甚，定额乃原来的三倍多，弊政已经使得人民不堪重负。包拯的尖锐抨击富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等“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
话说得实事求是，他的仗义执言不得不让皇帝深思，当时卖官鬻爵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据有关“随笔”资料记载：宋代有个人儿时家贫，以杀猪为业，后来捐了个官，逐渐富贵起来，富贵之后就有人要给他做传，又不能写他是宰猪出身，正苦于难以措辞之时，有位叫胡旦的人出主意：“何不说少时操刀以割，以示宰割天下之志呢！”妙哉！此人少时宰猪，当官后似乎还要宰杀民脂民膏，评价得也算比较恰当。
这里还是说清官包拯，调到京城的他当上了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转运使等职。在复杂的封建官场，包拯的清廉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这样的人很可能孤立，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官僚系统，而不仅仅是某个人，力量对比便很不乐观。
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包公触犯了仁宗，被打发到河北去当督转运使，至于说那个龙图阁大学士的虚衔也只是个安慰，因为宋代官制中的“官”、“职”、“差遣”有严格之分，官名表示的是官位和俸禄高低，其余如学士、直阁等头衔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没有实际权力是当不得真的。这也表现了北宋官僚之繁冗，当然包拯毕竟是地方转运使，这个职务也是很高的，在地方上说话很好使，仁宗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不愿意在京城里看见他，倒使得后人就称他为“包龙图”。
在地方上待了4年后，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个职位大抵如同京城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很显要，“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因为要表示对皇帝面南而坐的尊重，他在升堂的时候面对北面坐着，他的重礼法可见一斑。就是在这个正大光明的屋宇之下，他的很多公正的判决得到后世的极度赞美，比如说“刀铡陈世美”，让北宋社会市民阶层真正看到了法律的尊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他的理念和操守。人们对政府的高度信任是通过类似于包拯这样的政府官员实现的，他们从这个封建官僚的身上看到了正义与良知，“得民心者，其权自生；失民心者，其权不保。”包拯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也是百姓赋予的，他真正成了政府和民众的桥梁，这在封建社会是极其难得的。
“清心是治本，直道是身计”，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为官做人原则的真实写照。他的廉善、廉能、廉教、廉正、廉洁、廉辩、廉俭都值得称道，正如《吴下谚联》所言：“士人赴官谓之上任。任者，担也，盖将担子承担在身上。”当官就得担担子，“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勿私，徽密纤察”；“听谏勿塞”，“审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一句话，得能负得起责任。
包拯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非凡夫俗子所能及也。包拯的为人、处事及做官的原则让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一丝可能的光亮，这丝正义的光亮照耀着皇权，也照耀着普通市民的饮食起居，至少百姓有了可以获得安慰的某个具体的理由。封建社会清官的境遇大抵如此，皇权以他们的威望教化市民，市民以他们的正气慰藉自己，就整体社会结构而言，他们往往只是时代的衬托和点缀。
由诸入俭，正真敢谏
他在杨家将演义中时而“背靴”时而“夜审”，以正直敢谏出名，宋太宗觉得他如同唐代的魏徵。要不是这位名臣坚持抗战，宋朝的损失无疑更大，灭亡的时间可能更早。他的母亲寒窗课子，将他培养成国家栋梁，确是世间母亲的典范。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这首《阳关引》的作者在杨家将演义中时而“背靴”时而“夜审”，“早堂接状午堂审，午堂收状审判分明；到晚来接下了无情冤状，一盏孤灯审到了天明。”他就是宋代名臣寇准，就是在辽朝欺侮宋朝的时候忠于国家敢于作出决断的副宰相，他的正直敢谏很出名，宋太宗也不得不承认：“我有寇准，如唐太宗有魏徵一样。”
为人正直的他得罪了很多权贵，一度被排挤出朝廷，安排到地方上做知州。直至边境紧急，才又被召回京城，受任于败军之际的他声色俱厉地指责弃京南逃的决定，宋真宗为此率兵出征，这个人没主意，偏偏有很多人不断地劝他放弃对抗，寇准适时地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约定，让真宗真正勇敢起来，战争也终于有所转机，辽国的萧太后不得不同意讲和。寇准反对议和，并提出要辽归还宋燕云等失地，宋真宗觉得颇有不妥。好不容易得到时局缓和之机，他说什么也不愿放弃，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答应每年给金百万。寇准暗中对曹利用说：“赔款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要你的脑袋！”
据说曹利用回来时，宋真宗因吃饭不能马上接见，又急着想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太监来问曹利用，曹利用觉得应当面奏，只好做出三个指头的手势。太监回报之后，真宗以为赔款数目是300万．觉得损失惨重，但事情已经顺利结束，毕竟可以约略轻松了。当听到曹利用面奏银绢数目30万时，真宗高兴得要跳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要不是这位名臣的坚持抗战，宋朝的损失无疑更大，灭亡的时间可能更早。但就是这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弹劾：“劝皇帝亲征不是把天子当赌注以孤注一掷吗？这简直是国家的耻辱。”已经不再担忧的真宗回想澶州，也不禁有点儿后怕，竟把寇准降职处理了。
这里只说寇准的廉政，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个过程，他的“豪奢冠一时”有史可证。从他的《点绛唇》似乎也能看出：“水陌轻寒，社公雨足东风慢。定巢新燕。湿雨穿花转。象尺熏炉，拂晓停针线。愁蛾浅。飞红零乱。侧卧珠帘卷。”“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他的这种难得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呢？
清代剧作家杨潮的《寇莱公思亲罢宴》说明了个中缘由，据说当上了莱国公的寇准广征水陆千品精美妓乐，准备寿诞时大为庆祝，谁知在寿堂燃起的红烛油流满地，滑倒了陪其母抚养其成人的刘婆。跌倒的刘婆大放悲声，说起当年太夫人“灯光寒窗，停针课读”的情景，这番摆老资格很让寇准汗颜。“想当初辛勤教养，他挑灯伴读落叶寒窗，哪有余辉东壁分光亮。单仗着十指缝裳，继膏油叫你读书朗朗，拈针线见她珠泪双双。真凄怆，到如今，怎金链银柜照不见你憔悴老萱堂？”这番教训让寇准立即“罢宴”，改为超度母亲的亡魂，反思自己目前的过失。
这段故事大概很有教育意义，诸多剧种都有所改编，京剧剧本中还录有其母的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她的望子成龙不是要儿子能够成为社会的大蠹虫，而是要主宰时代沉浮，担当民族重任。若念慈母之恩，就不能忘却慈母总是用慈爱教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她们关爱的目光是我们在判断世事时所凝视的天平，设若还有良知，所有即将走上贪污之路的人都会想起慈母的教诲，并听到严厉的声音：“儿啊！住手！”
语云：“八风吹不动天边月。”为官者不能为“利、襄、毁、誉、称、讥、苦、乐”等左右，为官就是为民众服务，就是要因世间之忧而忧，因世间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尽量做到忘我的无私。为官者要廉政，在道德意义上，应该提升为官者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良知不能离弃，清廉操守的境界和正直的处世能力之间有必然的关联。
位卑未敢忘忧国
陆游以深厚的民族感情支撑起文人的双肩，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认为功名的取得不是靠天，而是靠人的力量。陆游的生命是丰富的，他的体验流淌出的“人”的完整，尽管由悲剧来成就，令人为之震颤而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