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名臣都是掌握分寸的专家，宦海云游的他们如同灵便的船只，在貌似危急的河道顺利通过，这种技巧无疑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
多一分少一寸，结果都会偏离预定的目的地，而要在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则要机敏睿智地对世事的走向作出判断。他们让努力具有变通的意义，也丰富了时代的眼界。
智臣：幽默的劝谏，迂回的悲哀
不能把为扭转局面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晏婴忘记，他能“致君尧舜”．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得不令人为之叹服。莫忘其因智慧而被称为晏子，尽管其说有所诡辩，却也不失其风度。
有的人能使国家闻名，有的人能使自己闻名，两者大概是能臣和智臣的区别。管仲、魏徵都属于能臣，晏婴则属于智臣，尽管他的劝谏也无时无处不有，但国家的整体态势逐渐衰落，他只有以幽默的方式不断巧谏。这种迂回是他的悲哀，朝廷已失去凛然正气，预示着齐国不再是“五霸”之首，人们不能把为扭转局面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晏婴忘记，至于他背后依靠的齐国则不再是人们乐于称赞的历史对象了。
很多事情都可以为晏婴的智慧佐证。齐景公是贪图物质享乐的人，曾经请鲁国工匠做了一双以黄金、白银、珠宝和玉石为原料的鞋子。晏婴看他穿这么重的鞋说道：“古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君王的鞋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是鲁国工匠不懂得冷热、轻重之量，让诸王笑话圣明君主，还浪费了大量的财物，应该被拘捕以期处置。”景公觉得那个工匠值得怜悯，晏婴不同意好坏不分的做法，最后是那个工匠被逐出齐国且失去重返的权利。
诸如此类的劝谏中，“踊贵而履贱”最为闻名。当时的景公多次赠金于晏婴，都遭到了拒绝。晏婴穿着简朴，住房条件非常简陋，景公于是劝他改变生活条件：“卿之宅近集市，嘈杂而潮湿，应该搬到宽敞、干燥之处居住。”晏婴再次拒绝：“我觉得已经很奢侈了，尚且觉得配不上这样的住宅，更何况，靠近集市方便了采购。”景公便取笑于他：“你知道物品的贵贱吗？”晏婴说自己当然知道，他觉得自己赶上了巧谏的机会，当时景公滥用法律，很多犯人被砍断了脚，晏子的回答是：“集市上的假肢贵于履。”景公知道自己进入了晏婴的圈套，只好减轻处罚犯人的程度。从中可以看到，晏婴的智慧发挥之恰当实属难能。这个个子不高的智者“致君尧舜”，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得不令人为之叹服。
语言本身也具有智慧，善于表达也能获得某种力量，晏婴自然是这种有力量的人。据说景公的背上曾长了毒疮，高子和国子前去问安，他们说景公的疮如火一般热，颜色如同没熟的李子，大小如食器豆，瘪进去的地方如同旧鞋的断裂之处。后来晏婴来了，同样地形容毒疮之状，回答的效果实属迥异：君王之疮如同太阳一般火热，如同青色的玉石，大小和瘪进去的地方都同玉的不同形状相似。景公感慨颇深：如果未见到有道德修养之人，实在不知道粗鄙之人的愚笨。
善于言谈的人往往都是有智慧的人，因为思考不明白的问题肯定解释不明白，言语表达往往是对思考的重新梳理。晏婴因为智慧而被称为晏子，当时的晏子在诸侯国之间已经有较大影响力了，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打算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智慧。他派人绑着一个人来到宫廷，故意在晏婴面前经过，楚王问发生了什么事，回答是这个齐国人涉嫌偷盗。楚王于是发问了：“难道齐国人擅长偷盗？”晏婴随意答道：“我听说出产在江淮的甜橘子到了江南就变成苦涩的枳，这是因为环境所致，齐国人不在齐国偷盗，．却在楚国偷盗，就是这个道理的深刻证明啊！”
为了嘲笑晏婴个子矮，楚王让晏婴从城门旁边的小门出入，晏婴遂对接待者说此举很不妥：“如果出使狗国，确实应该从狗门出入，如今出使楚国，如何从狗国之门出入？”结果是晏婴走过大门。楚王非常气愤，问其貌不扬的晏婴道：“齐国难道没有人才吗？”明知楚王是说自己不配出使，晏婴佯装糊涂：“齐国仅临淄就有三百间，大家举袖即成帷幕，挥汗如雨，摩肩接踵，如何说没有人才？”接着说的话就有点儿不客气了：“齐国派遣的使者依才德为标准，贤者出使贤国，不肖者出使的当然是不肖之国，我是不肖之人，当然有责任出使楚国。”
齐景公的心爱之马被马官杀死了，景公欲杀马官，晏婴说不要操之过急，应该数说马官的罪过。景公不知道他的深意，晏婴操戈而逼近马官：“你为我们的国君养马，却把马杀掉了，实在是罪不可赦免啊。但你是幸运的，因为你是使我们的国君因为马被杀而杀掉的人，能够使我们的国君因为马被杀而杀人的事情传遍四邻诸侯，且使国君蒙受了不仁的名声，这也是一种能力啊！”景公恍然大悟，为了不至于损害仁德，自然收回了原来的决定。
纵观其智慧作为，晏婴的很多应答和语言的设计确实有诡辩的成分，但这样的诡辩毫不失其风度，倒使很多正面劝谏的语言在迂回的道路上获得活力，这样的智慧虽非大智，却也值得流传久远啊！
精于谋国，疏于谋家
霍光很愿意做忠臣，尽管也做了奸臣的事，他对待政敌的态度是非常果断的。他的治家有很多问题，诸多问题导致悲剧，“害之者多矣。”生前的他还是安稳的，死后的他因为家人遭到世人的唾骂，他在治家上的分寸把握远不如治国。
据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兼容“善”与“恶”两种可能，渴望入仕的封建知识分子无法摆脱忠贞和奸佞的纠缠，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人们对其富有倾向的评判，比如说秦桧是个奸臣，不意味着他一无是处，至少他的书法很不错。而我们说谁是个忠臣，也不意味着他处处都经得起推敲，只是他的有良知有责任有爱心超过了他的贪婪、庸俗或残暴，而其“善”超越“恶”的程度也决定着人们对其认可或否定的程度，比如说谁谁真是个大奸臣或大清官。
霍光就是这样的忠臣，至少他很愿意做忠臣，尽管也做了奸臣的事。汉武帝的晚年不乐观，好在他临终前还挑选弗陵即位，当时弗陵才8岁，得有人对其加以辅佐，武帝担忧弗陵之母钩弋夫人乱政，遂决然地将其处死。他觉得霍光和一个胡人官员能托以大事，胡人在服众上有难度，霍光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霍光对昭帝弗陵的辅佐恭谨忠诚，言行举止有一定之规，对昭帝的教导很精微，他的正直是出了名的，国家的发展从此走上稳定的轨道。
由于能长期得到皇帝的信任，霍光的权势越来越大，当权位上升的时候也可能是最迫近险境的时候。有人举了吕雉任用宗族专权的例子来说明推崇刘氏宗室的重要，霍光深以为然，很快封元王之孙刘辟强为“宗正”。昭帝12岁的时候，霍光的亲家、安阳侯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打算把自己6岁的女儿送进宫中做皇后，霍光一口回绝。上官安只好求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帮忙，孀居的盖长公主与门客丁外人同居，丁外人答应帮上官安，事情还真就给办成了，这让霍光很不快。‘而上官安很快就成为车骑将军，他劝说霍光封丁外人为侯爵，霍光亦不答应。上官桀亲自上门也无功而返，如此不给面子，让盖长公主极为反感，不快之事愈积愈多时，他们决定除掉霍光，燕王刘旦、桑弘羊的子弟这时的角色是充当外援。
同大权在握的霍光作对，毕竟不是轻松的事情，上官桀们不能保证事变成功，为了万无一失，他们以刘旦的名义上书弹劾，说霍光如今图谋不轨，我们愿意立刻回宫保卫皇帝，以免奸臣得逞。昭帝觉得不太可能，不仅没有治霍光的罪，还下令查找上假书者：“大将军是当今的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如有人再敢妄说是非，便即处斩。”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上官桀只好联络盖长公主，假意拥护刘旦称帝，结果事情泄漏，上官桀和桑弘羊被诛，刘旦和盖长公主自杀。
昭帝21岁就死了，霍光起初确立年轻的刘贺做皇帝，荒淫无度的刘贺毫无人君之态，朝野深以为忧，霍光以突然的方式将刘贺废除，继而迎立18岁的刘病已登基。宣帝刘病已对霍光礼待有加，霍光也确实非常会把握分寸，宣帝要大臣凡事都通报霍光，再由霍光来通报自己，聪明的霍光自请归隐，君臣的谦让可见一斑。
善于治国的霍光在治家上却有很多问题，随着其权势的增加，他的儿子霍禹、他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等在宫中盘踞，尤其是他的继室霍显为了让女儿当上皇后，竞让自己的相识混人太医院，将许皇后毒死，民间都说霍家很歹毒。
霍显之女后来确实成了皇后，“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原本“小心谨慎”，“为人沉静详审”的霍光如今在人们眼中成了另一个样子。宣帝要立自己在民间时的儿子刘爽为太子，霍显要女儿毒死刘爽，以期外孙能成为未来的皇帝，此事没有成功，宣帝就加倍谨慎了。霍显越来越不遵礼法，与俊仆冯殷私通闹得是满城风雨，直至其做法引起公愤，宣帝才逐渐撤去霍禹等人的兵权。霍云、霍山等见状不妙，打算借上官太后的名义废除宣帝，此事不慎泄漏，霍家倒霉的日子到了。这时的霍光已经病逝，生前的他还是安稳的，死后的他因为家人的胡来而遭到世人的唾骂，这与他没有善后有关，他在治家上的分寸把握远不如治国。
霍光较之辅佐成王的周公远远不如，但也基本上做到了尽心尽力，他的被人怨恨、痛斥甚至唾弃往往跟当时的情势有关。很多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顾及身后的家族败亡则是不折不扣的失误。事情其实大都很明朗：继室霍显是个不知深浅的人；其子孙多是轻狂之辈；以外戚身份盘踞朝廷很可能导致危机；多年执政的积怨并没有消除；毒死皇后的事情没完……尽管他没有料到子孙竟会谋反，但上述任何一条都可能使其家族瞬间败亡！他的辞世没能摆脱家族败亡的命运，原因在于治家的失败，这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有失分寸的。
恃才负气，性格决定命运
有才华和名气的人往往都是很有性格的，孔融也是如此，他不缺少脾气和架子。孔融的方式过于率真，经常找茬儿讥讽和挖苦曹操，不免让对方很不舒服。他的刻薄还转到政治路线上，这就让曹操忍无可忍，最终不得不起杀机。
孔融是孔子第20世孙，据说儿时便聪明而懂得礼貌，“孔融让梨”的故事使这位名门之后得以妇孺皆知，时人称其“神童”，可见其智商确实不低。还有故事可以为此佐证：10岁的他跟着父亲到洛阳去见当时的权臣李元礼，当时要结识李元礼的读书人非常多，李元礼不堪应酬之苦，声明只接见亲戚朋友。这个类似于逐客令的声明并没有吓跑孔融，他告诉李府守门人说：我们是李大人的亲戚。李元礼觉得有趣，要知道这“亲戚”二字从何而来，便接见了他们。
孔融言语有礼地解释：“我的祖先孔子曾经问礼于您的祖先老子李耳，老子也算是孔子之师，我们应该算是世交了。”这番话真让李元礼赞不绝口，但是李元礼的宾客却讥讽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立即反驳道：“看来您小时候一定很了不起了。”那位宾客被他驳得满脸通红。儿时的机敏似乎也预示了他未来的聪慧和话语的锋芒毕露。这样的大智之人在38岁当上了北海相，当时正值董卓当政，此后又被曹操特意请到许昌，命其为国家建设部长，在御前会议上做主要发言人。
有才华和名气的人往往都很有性格，孔融也是如此，他不缺少脾气和架子。虽然以礼闻名，但是却有话直说，博学多才的他尽管广受尊敬，也委实得罪了不少人。当曹操打算公报私仇地杀掉袁术的亲家杨彪太尉时，孔融觉得不妥，引用《周书》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话来说明曹操的错误。曹操见他有理，只好说是皇帝的意思。孔融并没有为其搬出来的牌位吓倒，而又引出成王要杀召公，周公焉能不知的历史来说明滥杀无辜对曹操的事业不利，而且话语铿锵有力，杨彪和袁术连兄弟都算不上，也就更不能“加罪”了。孔融还暗示得很清楚：你若执意做无礼的事，我明天就罢工了，要是上班就不算好汉。人才重要啊！“万人敬仰、聪明豁达、处事公正”的曹操见状也就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打算了。
孔融的方式过于率真，与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璃、应场合称“建安七子”的他恃才负气而刚正不阿，经常找茬儿讥讽和挖苦曹操，以发泄政治上的不满，这不免让曹操很不舒服。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将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妾，孔融致书曹操：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周公了。曹操还以为真有此事，问他这段历史的出处，他则抛出一句不冷不热的话：“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的曹操一定会为之脸红。为了节省粮食，曹操一度颁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孔融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说天上有酒星，地上也有酒泉，人中还有酒德，酒是不必禁的，更何况，从古至今，都有女人祸国的事情，干脆禁女人吧！这话让曹操更不舒服，但是又不好发作，只好暗暗地找机会，“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正如曹丕所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跟这样的人辩论很难，让这样的人的观点占据上风，然后流于民间，后果非常不妙。而孔融的参政也是多方面的，他的刻薄还转到政治路线上，这就让曹操忍无可忍。他几乎反对领导的每个决议，而当时的曹操恰要用兵荆州，孔融对刘备的感情很不一般，曹操不得不起杀机。但是孔融毕竟是名流，随便就拿去砍头是不合适的，曹操特意派与孔融不合的郗虑当检察长，主要搜集孔融的罪证。郗虑的工作效率很高，有个叫路粹的举报孔融曾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者“刘”也，这是谋反之罪，其妻儿都要受到株连。
然而，曹操的杀孔融却还有其他意义，因为孔融还说过两句很不中听的话。一是父子无恩，子母亦无爱，都是情欲发作的客观结果；二是若逢饥荒，父亲不慈不爱，就可以拿去喂别人。这很让曹操抓住了把柄，认为比谋反还要恶劣：“融违天反道，虽肆市朝，尤恨其晚。”这样一举两得，既可除出隐患，又可匡正风气。以礼闻名的孔融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死在无礼上，而且还成了世人的反面教材。这位名门之后的《临终诗》写得很不错：“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这个不懂政治的封建知识分子死得很冤枉，却也非常典型，他的机敏和才智临终时都已化作“万事毕”的“长寝”，不必在纷纭世事中“多所虑”了。
才子多傲，傲便是不才
祢衡处于“乱世”，却总是口出狂言、恶言，是很难有美好前景的。他的自高自大毫无意义也毫无内容，只是一种神经失常的膨胀罢了．祢衡的悲剧似乎并不值得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