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大宋宣和遗事》所言：“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网；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禄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或易子而飧者。”
事情和道理都说得非常清楚，不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统治者或者过不上好日子，或者过不长好日子。
以做学问的方式做官
智谋要学刘伯温，他看清了世道的真实，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铺设了明王朝开国之路。在拥有如此功劳之时，不在仕途上面走弯路，“尽量洁身远引”。他于沉着灵活之处探求转机，聚精会神以巧思妙算，在机动灵活之中识变。
有的人既能够“出世”又能“人世”，真“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穷困抑或达观之间游刃有余。姜子牙、张良甚或诸葛亮都属于这样的人，刘伯温也是这样的人，能够在经世济时中“兼济”的同时“独善”。这很让后世的文化人羡慕不已，因为正是这种“中隐”者代表了传统的贵族精神，而刘伯温在“贵族”位置上尤为突出。据说经商要学胡雪岩，智谋要学刘伯温，因为他看清楚了世道的真实，从而在运筹帷幄中大有作为，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铺设了明王朝开国之路。
他曾佩带着御赐“天龙宝剑”辞官归隐，微服私访于江南：“天龙宝剑如朕亲临，遇贪官污吏可先斩后奏，贤能侠士可授予官职。”只有在这样的处境中，才能真实地看清历史。在路上的他被嘲讽过，也悯民女之悲而赠金，或因为趣味相投结伴南游。他时不时亮出天龙宝剑，代天降旨以除恶扬善，民间从此遂流传出很多传奇。甚至说他得见太乙真人遗骨，身旁有“残缺神功”谱、“残缺刀”及“坤卦”通过“乾坤洞”服用“补中益气汤”。无论说得是如何超凡脱俗，刘伯温能算命也是历史事实，充满智慧的他还是能够判断出自己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
他的发迹非常不顺利，起初还曾辞过几次官，在归隐之路上创作出有名的《郁离子》。“郁”指称有文采的样子；“离”代表火，为八卦之一；“郁离”大抵等于说“文明”，“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他自称“郁离子”的时候，已经年近半百了，人生最鼎盛之际郁郁不得志，直至遇到朱元璋，才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大有作为。除掉张士诚、陈有谅都是他的主意，“如今之事，不可拘泥于兵法”也是他的见解。他能够让朱元璋刮目相看的政治和能力资本是：能指出正确的军事占领角度；制定恰当的战略方针；在战斗之中屡出奇计。而在国家建立之后，他则坚持“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拥有如此功劳之时，不在仕途上面走弯路，“尽量洁身远引”，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从容处世，气量是很让人佩服的。
朱元璋时常尊称他为“老先生”，往往在决断过程中对其言听计从，他也因“不世之遇”而知无不言。能够在宦海中搞研究，不仅因为“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还因为骨子里就不能忘记做学问的趣味。他于沉着灵活之处探求转机，聚精会神以巧思妙算，在机动灵活之中识变。传世之作很多，诸如《春秋明经》、《犁眉公集》、《百战奇略》都于言语中生发力量，这个“料事如神”的人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足见其智慧的辩证。
“凡与激战，士卒宁进死而不退生者，皆将恩惠使然也。三军知在上之人爱我如子之至，则我之爱上也如父之极。故陷危亡之地，而无不愿死以报上之德。法日：视民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话说得明白之极，而仁慈不是无原则，“凡战，使士卒敢进而不敢退，退一寸者，必惩之以重刑，故可以取胜也。法日：罚不迁列。”在劝说朱元璋的过程中，他用了很多历史典故，并画龙点睛地表达自己的态度，以期取得较为乐观顺利的效果。“凡出师征讨，行则备其邀截，止则备其掩袭，营则备其偷盗，风则备其火攻。若此设备，有胜而无败。法日：有备不败。”
能以做学问的方式做官，刘伯温还是很洒脱的，他的辞世最终还是因为没有逃避掉世俗的烦恼。所谓忧愤成疾，到底是修养不到家，而追求“中隐”往往也只是某种难以达到的渴望。具有神话般味道的姜子牙做得好，能在经济开发区做百官表率；张良的归隐做得彻底，毕竟免去了屈身之辱；诸葛亮比刘伯温好不了多少，甚至可能有所不及，因为“鞠躬尽瘁”的他是累死的；刘伯温闹了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这个结果对于能掐会算的他来说似乎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
值得赞赏的是，他已经找到了“进退”的辩证法，可以在“退”之中求“进”，也可以在“进”之中求“退”，两者的张弛蕴涵着很多道理。至于说“隐”的角度、境遇和深浅，白居易在诗中说得好：“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问。”
借鬼讽人，入骨三分
这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和官僚的赏识，蒲松龄只好专注著述。“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主张自由恋爱”，“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
深刻洞察此岸的“人”的世界之后，高水平的创作者便可能在“人”的基础上想像出“人”之外的“鬼”“神”的世界，以作为对此岸世界的不完美的补充或对此岸世界中不公正事情的另类说明。因此，我们也就有机会看到《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传奇著作，作者“浮白载笔”以“成孤愤之书”，为世俗之人拂卷而解读世间滋味。蒲松龄的际遇和作品的启示很可以成为上述观点的明证。
19岁应童子试的他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补博士弟子员，“观书如月，运笔成风”，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至古稀之年才成贡生。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应宝应知县孙蕙之请，“累代书香”而做幕宾数年之外，还在西铺村做塾师而舌耕笔耘。怀才不遇而穷困潦倒，“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坎坷遭遇和长期艰辛的生活加深了他对黑暗腐朽社会的认识和了解，发誓“足迹不践公门”，“骥老伏枥壮心死，帖而嗒丧拼终穷。”
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清建国之初，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得民不聊生，“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蒲松龄的家境不乐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人生苦乐，皆有定数”，这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和官僚的赏识，蒲松龄只好专注著述。壮年的他“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娶，所积益伙”，只好常设茶炉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就这样用毕生精力完成了40余万字的《聊斋志异》。该书讲述的故事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人格化、社会化，表达了他的爱憎和美好理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志怪传奇文学的传统和表现手法。“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由于内容丰富多彩，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井然有致，成为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做了将近40年教书匠的蒲松龄在71岁时才撤帐归家。这位被称为柳泉居士和聊斋先生的清代杰出文学家将《聊斋志异》完成后，因为家贫而无力刊印，只好藏稿于家，直至1766年才刊刻问世，凡490余篇。后来有多家翻印。该书既记述见闻，又有奇闻轶事的短章，如六朝志怪书之粗陈概梗篇，亦有唐人传奇式的摹绘章什，构思诡异而脍炙人口，实乃“专集之最有名者”；“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此外，他还有诗文、戏曲及农医著述存世，诸如《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等传唱的俚曲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杂著计200万言。
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穷困而潦倒，“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高龄的他顶风而冒寒，终于博得了岁贡功名，直至晚年才摆脱穷困。好在能有所摆脱的他借鬼讽人，置身于妖鬼之间，不觉得可怕而觉得可亲可爱，“幻化美女”以了结情缘，为报恩投往人世间的鬼狐衬托出人类的贪得无厌和好逸恶劳，暴露司法制度与官场的黑暗，“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户从所临，野无青草。”《聊斋》实在是孤愤佳品，亦无愧以短篇之王久负盛名。
“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蒲松龄试图用超越现实的创作力量惩恶扬善，这种对生活的深入注定要直面现实，他的尖锐的批评是极有力度的，在黑暗中歌颂光明，是极其难得的，也是不屈而伟岸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文学努力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反对强迫婚姻及贪官污吏的暴虐，“主张自由恋爱”，“反映了人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因而也“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
咬定青山，难得糊涂
他是康熙时的秀才、雍正时的举人、乾隆时的进士，由于处事非正统，得罪了豪绅遭到罢官。既不卑躬屈膝，也不沽名钓誉，他的“仁”是儒家“爱人”观的体认。因渴望深度入世而悲怆，与其说是仕途的不畅，毋宁说是内心的孤独。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出身贫寒的郑板桥是康熙时代的秀才、雍正时代的举人、乾隆时代的进士。这位极有骨气的清代著名文艺家曾经在山东的范、潍两县任知县，在科举的道路上孜孜追求了卅年的他希冀一朝金榜题名，便可以大展宏图。骑驴上任的这位父母官刚到潍县就“散放衙门臭气”，命人将县衙的围墙凿出大洞。这个姿态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无疑是非正统的，律令实施注定不顺畅，但认定为民治政的他丝毫没有退缩：“君是天公办事任，吾曹臣下二三臣。兢兢奉若苍穹意，莫待雷霆始认真。”
郑板桥所担任的只是县衙门的小官，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利用七品芝麻官的手中权力最大限度地做出了尽可能的努力。“风虽狂，叶不扬；品既雅．花亦香。问是谁与友，是我郑大郎。友他在空谷，不喜见炎凉；愿吾后嗣子，婚后结如兰。”既不卑躬屈膝，也不沽名钓誉，他时刻意识到体贴百姓的重要，“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为了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连夜动身，兼程进京。直上龙廷，犯颜陈情”。他的“仁”是儒家“爱人”观的体认，其隐恶扬善的美德已铸青史。
郑板桥的书画诗文绝非附庸风雅之作，在他做官前后，都在扬州卖画，“终日作画得不到休息，便要骂人；三天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抒胸中郁闷之气。”“十日不能下一笔，笔墨静坐秋萧瑟。忽然兴至风雨来，笔飞墨走精灵出。”他擅长画兰花和竹枝，以草书竖长撇法运笔，疏朗劲俏而洒脱飘逸。与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方膺、李鲜、罗聘等并称“扬州八怪”。板桥的隶书参入行楷而自称“六分半”，板桥还擅做诗反映人民的疾苦，并寄以深切的同情，说理的散文独具一格。其《家书》在述说家常之中，或抒情或议论，自然真率而为世所称，《悍吏》、《死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作品尤为深切。倾听“民间疾苦声”的他对官场的无奈大都表现在诗文中，以排除郁闷与不快。“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同情不幸者的郑板桥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那些为吏而廉、为富而仁的人非常敬重，并引为知己。因为赈济灾民，他得罪了豪绅贵戚遭到罢官，在上奉君主、下抚黎庶的道路上跋涉了十余载之后，这个知识分子终于在一声断喝之中猛醒过来。“历览前朝史笔殊，英才多少受冤诬！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涂。忌讳本来无笔削，乞求何得有褒诛。惟余适口文堪读，惆怅新填者也乎。”“难得糊涂”的他甚至置削职入狱于不顾，卓然不群地痛恨一切权贵、豪富。
“七年一觉潍州梦，西风残阳是归程。”将治政的理念投射到艺术中的他似乎参悟出莎士比亚式的历史理解：茫茫的历史时空上演着悲剧，我们还都得参与其中。渴望深度人世的他时常悲怆，与其说是仕途的不畅，毋宁说是内心的孤独，殊不知，其个性表达缺乏理性的思路。他的离别引起了当地百姓的高度重视，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刺骨的寒风中夹道送别，“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的他禁不住泪流满面。从板桥归乡生活的情景来看，他走的是九曲回肠的山间路，这样的脚步决非无胆量者能够迈出的。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他发展了极其独特的书法技艺，以至于达到卓然境界。“因文章穷因命，老是须眉壮是心”，其字熔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于一炉，体态别致而怪伟惊世，艺术成就很高。
归家也有归家的难处，三代人挤在四间茅草屋子里，大人吵，孩子闹，他的思绪难以安静。回忆遭到罢官的往事，辗转难眠的他写道：“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藏私遍鲁东。”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房文斋在长篇历史小说中这样演绎他的临终话语：“我为官十三载，虽无倒乾转坤之功，却为一方父老尽了绵薄之力……可以瞑目了。”“人生在世，有几人能毫无遗憾便甩手而去？但求于心无愧……”“惟一渴求的，是骨肉化泥土，魂魄随风散，天上地下，难寻难觅……”这番演绎具有极好的写实功力，实在地道出了郑板桥的心声。作为大文艺家的结局，郑板桥在家中平静死去，临终前嘱托“丧事万不可靡费”，而“应把孝悌之心，全部留给活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