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那向文学要求一种生活的认识的伏朗斯基，却没有见到生活本身是在不断地生长着，没有见到那时还没有新的人。那英雄，如果他是存在的话，是埋没在那无名的集体中，而那集体的意识，是正在不断地转变。就是那右派的“同路人”托尔斯泰，当他说他不看见真实的人的时候，也懂得这一层：“我看见那显着侧影的生活，一辆火车经过，一阵暴风雨怒吼，人们死，人们爱，人们争吵，人们在平原上徘徊，人们交战。这儿是一些手，眼睛，衣服的边。可是一个活的人呢，我却不看见。”
伏朗斯基想创造一种根基在新旧形式斗争达到一种异常尖锐的性质的生活之上的伟大的文学。
他不懂那些无产阶级作家们为什么只限于在他们的作品中用那些抽象的英雄反映阶级斗争。他也不明白他们的对于客观的当代文学的敌视。他不自觉地促成了无产阶级作家和未来派的出人意外的接近。
在这两个团体看来，艺术的目的是生活和意识变换。无产阶级作家们，和未来主义者们一样，都不接受近代生活，可是前者想在近代生活中发现理想生活的胚胎，而后者却躲避到形式的探求中去。
虽则有这些歧异，这两个团体却协定了一种条约去攻击伏朗斯基的文学理论；于是那未来派的批评家褚沙克（TCHOUJAK），便开始为无产阶级的观点辩护了。在未来派的杂志《列夫》（文艺左翼战线）上，他写着：“认为艺术是一种认识生活的方法（因而是被动的观察），这便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念。认为艺术是一种建设生活的方法（因而有克服物质的可能性），这才是艺术科学的无产阶级的口号。”
一九二三年《在哨所》和《列夫》所协定的条约使我们了解，为什么许多未来派和别的前卫作家以后会走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者的组织去。他们对于“传统的”，“主观的”或“观察的”文学的仇恨是那么地大，以致当他们不能在形式上攻击的时候（无产阶级作家要写实的形式），他们便开始在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去攻击。
至于无产阶级文学呢，未来派们觉得那是语言的反艺术的表现，因而是可以容纳的；我们回想一回想玛牙可夫斯基的关于国债和课税的诗吧。
如果无产阶级作家们不向共产党的领袖们请求禁止那些“同路人”的，特别是那些右派的“反革命”的作品，因而把伏朗斯基和“十月”团体的争论作了一个结束，那么这个争论或许还会闹得更长久一点。
共产党的干涉在长久以前，“十月”已经就由于它的攻击和它的指挥口吻而闹了许多事。但是它的那种想管理指挥文坛不让那些“不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们发表作品的蓄意，却连许多无产阶级作家也都大为反对。俄罗斯全国的知识者们，都来参加这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独霸权”的论争。就是那些对于美学问题完全外行的劳动者们，也被牵到这出名的笔战中去。我们有时竟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象，觉得苏俄当时分成了两个对敌的营垒：赞成独霸权者的营垒和反对独霸权者的营垒。人们可以碰到这一类的争论：
“那么你是反对独霸权的吗？”
“那就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因为我是拥护那在艺术领域中的自由竞争的。”
“同志，这样投降是可耻的。”
赞成独霸权的一派依仗着工人通讯员和共产党的青年作家；而他们的对敌却荫在列宁以及共产党的许多领袖的羽翼之下；因为在个人方面说来，那些领袖们是赞成文艺创造中的自由的竞争的。
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取什么态度；然而它却非取一个态度不可，因为党的内部的不断的争论，对于党的一致很有危险。
有些很好的朋友们，因为美学趣味不同的缘故而绝交；在同一个支部中，同志们因为对于独霸权的意见不合而成为对敌。
决战的期间是在国家出版部召集一个非常会议讨论文艺问题的日子。所讨论的文艺问题便是：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无产阶级文学，文化领域中的无产阶级的独霸权，以及其他等等。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一个文坛年代史中唯一的会议，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所展了开来。作家和政治家都一致地聚集起来，把那闹得一团糟的对于文艺创造的流行的种种观念，作一个结束。
作家们的人数并不多，他们只由《在哨所》的编辑部和《赤新》的编辑部代表着。反之，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国际政治部的许多领袖。特洛兹基，拉狄克（RADEK），略沙诺夫（RIAZANOV），卢拿卡尔斯基，布哈林（BOUKHARINE）和许多共产党的要人，都在这个会议中出力地辩论。
从会议的开始起，两个完全相对的观点就已经明显出来了。
伏朗斯基所辩护的主旨是如此：“党的指导限于这一点：党曾经对于国外和国内的流亡作过一番斗争；党支持过那些接受十月革命的革命团体；它并不把任何倾向作为自己的；它并不干涉任何承认革命的团体的工作，而且老是把一种完全的自由给与艺术的自己肯定。”伏朗斯基要求党继续它以前的文艺独立性的政策，因为，他解释道，“俄罗斯的农民占着可惊的大多数，而那虽则是做了国家的主人的劳动者们，在文学的观点上却是落后的。”根据着他的论旨，伏朗斯基认为，因为党把劳动者的才能，力量和智慧都拿去用在政治上，所以一种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文化是尚没有存在。
瓦尔进（VARDINE），凯尔任契夫（KERZENTSEV）和里列维契接着便发言，以“十月”团体的名义辩护他们的主旨。
瓦尔进猛烈地攻击伏朗斯基，说这《赤新》的主干所要的自由，是有严重的结果的；他说现在那些反苏维埃的团体想由于歪曲党的观念和占据革命所创设的各组的核心而分解共产主义。
接着，转身向着那些党领袖，他请他们注意文学问题便是政治问题，因而应该用文学问题对于大众的影响的观点，去观察文学问题。可是大部分的“同路人”都公然对于任何政治都表示着敌意，因此，他们的影响是有害的。
瓦尔进下着这样的结论：
“我们应该在文学中有一个共产党的分子。这种分子只有无产阶级作家的团体能去做。我并不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中有什么天才，可是这并不是一个有没有天才的问题。问题是在于靠着作家们的分子去在文学中施行党的政策。”
“这个分子是已经存在了。”瓦尔进突然申言着。
于是列席的人们知道了那所谓共产党作家的分子便是“瓦泊”（V．A．P．P．），“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党应该指导‘瓦泊’，而把那些没有党派的作家们归到它那儿去。”瓦尔进在演说终了的时候这样说。
瓦尔进把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已成事实呈示给全会场看。人们知道那“十月”团体，人们又知道它是由《在哨所》杂志的几个共产党文学者办的。瓦尔进恐怕党永远不会把文学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无论怎样革命的小团体，所以他便用一个广大的协会的名义来说，免得为难。这个外交手腕一点也不使那些惯于更复杂的处境的列席的政治家们吃惊，却反引起了一个相反的效果，因为那些出席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的会议的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经过那当时被认为有害的文学的修养的。他们都是卓越的文人而不忘于艺术的传统的，他们准会高兴听作家的一篇诚恳的演说，而不愿听那些政治的狡诡的话。于是，会场上便起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演起反串戏来了。在作家瓦尔进和凯尔任契夫的政治的演说之后，那些政治家便以文学者的身份发言了。这里我们得提起一句，像特洛兹基，卢拿卡尔斯基或拉狄克这些人的文学的声誉，是并不在他们的政治的声誉之下的。
那在一九二四年一直走好运的共产主义的青年理论家布哈林，对于《在哨所》的要求作了一个苛酷的驳辩。在他的那篇清晰地把那对付文学问题的两个态度 ——形式的和社会的——分开了的长演说中，他对瓦尔进说：
“你想用机械般的暴烈的方法，用马队的跳栏的态度，去解决文学的问题；你用宣言掩蔽了文艺作品的创造。”
然而布哈林并不是敌视无产阶级文学的，他之所以攻击“十月”团体的态度，正是为了使它能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性。
“我认为，”他说，“杀害无产阶级文学（我便是它的赞成者）的最好的方法，便是禁止无政府式的竞争。如果作家们不经过一个文学派别，不斗争，不亲自在斗争中获得自己的地位，那便决不会有好作家。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一种由国家管理的文学的观点上，又有着种种的特权，那么我们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学会在未孵化出来之前就被毁坏了。”
接着布哈林这样结束：
“这不是党及其纪律，这不是工团。一个文学的团体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在中央委员会诸委员表示态度之后，人们看出他们是一致反对瓦尔进及其朋友的观点的。特洛兹基公然地袒护着伏朗斯基，而他的演说又并不是和布哈林的演说不一致的。卢拿卡尔斯基的演说亦然。
“用对付政治的态度去对付文学，”特洛兹基申言着，“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艺术的创造既不是神明的，也不是神秘的：可是它也有它所固有的方法和手续，它的发展的法则。在艺术创造之中，主要的角色是属于潜意识的过程；正因为那些过程是潜意识的，所以它是更迟缓，更懒惰，而不大服从一种指挥和管辖。”因此他便下着这样的结论：“党不能正式承认任何什么作家的团体。”
卢拿卡尔斯基最后发言，这位人民教育委员的观点或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代表着苏维埃政府的意见。一开始人们就显然看出来他是独霸权的反对者。说到作家的时候，他说：
“我们不应该忘记作家是一种特别典型的人。我们永远不能使大部分的作家转变为政治家。作家会变成一个对于限定的感觉无能的人，或变成一个对于决定的自愿的活动无能的人。马克思懂得这一点，他知道十分细微地去探讨文学的现象。
“当人们给我们一件合着党的口味的艺术品的时候，我们总常常觉得人们交了一件伪造的东西给我们。这些都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推开那些非无产阶级和非共产党的作家。”
卢拿卡尔斯基这样地总括着说：
“从我们的辩论中，我提出一个结论，那我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结论：我们应该把无产阶级文学作为我们主要的愿望支持着，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推开‘同路人’。”
会议结束了，它的论辩立刻传遍了全国。“同路人”终于安下了心来。“十月”团体的最初的几个指导者不得不辞职，而在这真正变成了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瓦泊”——的最初的大众组织中，加入了无数新的会员来。
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尾声，是由一个在历史上例外的文献标记着，那便是题名为《文艺领域中的党的政策》的著名的议决案。这个议决只是那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的会议的演说的要略。然而，它却提出了鼓励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性。
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重视工人通讯员的一个有力的组织的意见，而议决案的主要的一段，又提示出那个在文学的地平线上显现出来的新力量：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农民通讯员是组织的和农民大众联系着的；议决案努力设法使“瓦泊”的主干们理解，工人通讯员是应该被视为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后备队。
在这个议决之后，杂志《在哨所》改变成《在文学的哨所》，表示这“瓦泊”的机关杂志已不复是政治的，而是文学的了。
《在哨所》所演的积极的角色是什么呢？一切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一致承认，它所演的角色是在引起当局和战斗员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注意。那使中央委员会在文化问题中——特别是在文学问题中不能不取一个定向的，便是《在哨所》。《在哨所》同时也怂恿劳动者们去参加创造的活动，可是，虽则如此，它的活动的清单总还是负的。因为不能把有价值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给与那向文学转过头来的大众，《在哨所》的编者们便怂恿劳动者们去学习。劳动者们开始读起那些被瓦尔进及其朋友们所攻击的书来，而觉得那书很好（这便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叶赛宁从来也没有像现在那样地受许多人阅读和爱好过！这“反革命”的叶赛宁的作品，这“富农”，“流氓”的叶赛宁的作品，竟被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共产劳动者和工人通讯员读得烂熟。
新的干部从今以后有一个双重的任务了：打倒叶赛宁的势力（人们称叶赛宁的这个成功为“叶赛宁主义”）——不仅是由于批评的论辩，还要由于有价值的无产阶级作品的创造。
以后我们将看见“瓦泊”的主干者是怎样地使人对于“叶赛宁主义”失去信仰的。至于无产阶级的新作品呢，它们被许多有才的作家们创造了出来。那些作家形成了第二期的——即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五年计划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干部。
§§§第五章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二个时期
和“新经济政策”同时，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局面。
生产的不断的增加，特别是造纸量的增加，允许人们印刷种种的杂志和书籍。社会生活的一种相当的巩固，增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
在那文化水准已升高得可观的大众之间，读书变成一种生活的需要了。因此，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二个时期，便以小说和批评论文做了它的特点。
诗歌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新的诗人们走上了文坛：别赛勉斯基，陀洛宁，耶洛夫（JAROV），保力达亦夫（POLETAIEV），昂多可尔斯基（ANTOKOLSKY），戈洛德尼（GOLODNY）和其他诸青年作家。
第二期无产阶级的诗人们，真正的十月革命的孩子，十月革命爆发出来的时候，是还在玩着捉迷藏游戏。他们在它的最后六年的暴雨的怀抱中长大了起来。用着他们的大张着的孩子们的眼睛，他们不很明白地呆看着那些在他们面前展开来的，他们的长兄们那里做一个主动角色的事变。
第一期的诗人们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成的，因而他们对于那一切使人回想到过去的东西怀着憎恨，因而他们有了破坏的精神。然而在初期的无产阶级的诗人诗歌中，总还泄漏出破碎的音调来。
他们出于他们的悲愤想遮掩住革命的雷声。可是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出来的诗人们之间，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情形。他们是比他们的长兄们更有把握，更有精神，更镇静。“他们的从事是更伟大。”卢拿卡尔斯基这样说。他们爱自然界和太阳。要证明太阳在他们的诗中占着什么地位，我们只要把例如耶洛夫的诗看一遍就够了：
太阳，太阳，我的好朋友，我们直爽地谈吧，哦！我知道你在党里的实习期是比我的更长。
在五月一日的演讲坛上你，你将开始行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