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录中，收入杨淑慧写的《我与佛海》，谈及与周佛海“一见钟情”：
那时恰好暑假开始，王女士[1]是我的同学，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达，便请我们吃西瓜，因为西瓜刚上市。当我们正在吃瓜的时候，佛海便进来了，高个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制的白西装，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他的态度很随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绍，他只随便点点头，径同李达谈起天来了。他与李达是同学，他们一面吃瓜，一面谈得很起劲。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么，我与佛海也许可以说正是属于此类或准此类的了。
我与佛海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因为实在大家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
他的态度很随便，但随便之中仍不失温文潇洒，决没有丝毫粗鲁不懂礼的样子。他的衣服虽然脏，头发虽然乱，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吃完了瓜，李达和王会悟便怂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2]祥富里106号。一路上彼此还是默默无言，走着，走着，我不时垂头看自己的脚跨步子，他不时回转头去看街道一旁的铺子，也许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门口，我客气地邀他进去坐一会，他客气地推谢了，说是下次再来吧，我也不再留。
从此我们又见面了几次，他送我几本自己著译的书籍，如《社会问题概观》等，我带回家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锋利，能感动人，初不料见到他本人，却是那样沉默寡言。
渐渐的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是个共产党，在湖南曾娶过妻子……
就这样，周佛海和杨淑慧热恋了。那时，李达住在老渔阳里2号，所以杨淑慧对那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事隔多年，当她领着沈之瑜去寻觅当年旧址时，她首先找到的便是老渔阳里2号。她也曾随周佛海去过李汉俊家，去了几回。有时，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汉俊家。这样，她认得李公馆，只是印象不深，所以解放后她在贝勒路徘徊多时，才终于把李公馆找到……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他当时的声望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出了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去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23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老渔阳里2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景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叮叮当当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3]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10月4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法租界官方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1921年8月2日《上海生活报》曾刊载：
前天[4]，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7月30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老渔阳里2号，恰恰又在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10月4日下午，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打开前门，只见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
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老渔阳里2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老渔阳里2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老渔阳里2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了！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个人掩遮，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10月19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能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1921年11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两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T.S.CHEN[5]
1921年11月
这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
[1]即王会悟。
[2]今石门二路。
[3]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指7月31日。
[5]即陈独秀。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的生活苦闷
我们的生活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罢升罢
快快地升罢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是诗人汪静之所作，收在他在1922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这首诗，过去被人们视为爱情诗，没有给予注意。
然而，这却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
1985年5月4日，汪静之这么加以说明：
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日期是1921年12月23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7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1]
汪静之的诗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很小，历史也很短，但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1年11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为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明年7月开大会”。这“大会”，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传说是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出席者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明确否定了这一传闻。李达写道：
上海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外景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2]
李达的回忆富有权威性，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代表，而且会议就在他所住的房子里举行……
日月飞逝，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一年，1922年7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作“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鲛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1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这里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老渔阳里2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其实，那是在辅德里625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老渔阳里2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625号一楼一底，建造面积74平方米，楼上是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1922年7月16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7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12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关于这个问题，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以他对斯诺所说，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3]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针对赵恒锡的运动的。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中共“二大”（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油画）
据罗章龙在1981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4]但是，有关文献上也没有记载罗章龙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旅俄8人，旅日4人，旅法2人，旅德8人，旅美1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21人，女党员4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每一天的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5人，即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另有2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邓中夏和向警予。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这一职务名称在当时不固定，有时也用原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则署“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最后通过。
中国共产党“二大”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在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