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
“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
博文女校内中共“一大”代表所住的房间
慢慢地、慢慢地踱着，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残存的印象。30年前，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30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
行行复行行。当她走到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
“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
兴业路？她还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
看到她迷茫、疲惫的神态，沈之瑜对杨淑慧说道：“我看你有点累了，早点休息吧，改日再找。”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地来到了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
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不错的。
那兴业路，是1943年与贝勒路一起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在1914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2]——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
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
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听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30个春秋的变幻：
原来，在1920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五幢房子，并成一排。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矾红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石库门这名字，源于大门四周用石条作为门框，被叫作“石箍门”，后来从“石箍门”演变成“石库门”。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民居四分之三是石库门房子。
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只是由于上海市中心地皮金贵，所以不能像北京四合院那样有宽大的院子，而且住房也不能是平房。走进石库门之后，通常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后为两层主楼，主楼中间为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在客厅之后又有一天井，这个后天井之侧通常是灶间以及后门。石库门往往是成排建造，前后有高墙，与外界隔绝，闹中取静，很受居民欢迎。
这一排新建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后来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
姓陈的老太太建造了这五幢房子，并不是给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
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4号的天井改成厢房，又把外墙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这样，那三幢房子成了“万象源酱园”。他又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亲戚居住——他成了二房东。
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
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
李书城当年的“官儿”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亦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106、108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
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1]黄宗汉系黄兴之妻，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
[2]许多人误以为“兴业路”路名是解放后取的，寓“事业兴隆”之意。其实它是1943年取的。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意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只是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
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1]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实的地址。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
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
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曾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1950年2月至1953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
李汉俊
李达的认可，具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晚年李书城
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搬迁。
“唷，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
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30周年大庆时，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76号、78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
1951年9月16日，在上海蒲柏路14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76号和78号两幢石库门房子。
“今日起租？”账房问。
“今日起租。”干部答。
“租金42.4折实单位。”
“好，按月照付。”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条件。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1954年底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5500多元，即现在人民币5角5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23元左右。
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二十来天之后——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
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会委员。
在这个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的两个月——1951年12月18日——兴业路上的小菜场被迁往淡水路。
这样，那排石库门房子前面不再嘈杂了。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上76号、78号——不再是向陈老太租赁了。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
叶飞的耳朵尖，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1952年6月3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从不对外接待。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在“七一”前夕——1952年6月30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终于，在翌日——1952年7月1日——的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现摘录杨重光的文章于下：
在上海复兴公园北面兴业路、南昌路、太仓路这几条毗连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房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修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是极有意义的事。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杭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1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个代表[2]，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31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108号，现在是兴业路78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7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31年以前，即1921年7月1日[3]，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4]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12人，代表了约50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5]，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11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76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
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过。
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铲掉了，巨大的“酱”字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195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59岁的包惠僧。包惠僧本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1949年11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1954年3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106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1956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纸图片中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70岁的董必武！
1956年2月，董必武为中共“一大”会址题词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
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