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以他的名著《君主论》等流芳百世。他本来具有天赋的非凡政治才能，他29岁时担任了当地政府秘书。他是佛罗伦萨人，那正是法国征服了意大利的时期。他获得了当时称为新的“蛮族”强国即法国的第一手材料，成了当时的所有意大利人中也许是最有条件帮助意大利解除政治困境的人。可是由于佛罗伦萨内政上的一次突然变动，他在1512年被解除政府秘书之职，第二年又被投入监狱，受了酷刑。他后来虽然出了监狱，但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答应从此以后永远在郊外农庄务农。他白天干活，晚上脱掉脏衣，走进自己的书斋，“走进了古代人物的古代宅第里去”，即走进古代人物的思想境界中去。若干年卧薪尝胆，写出了经世不衰的政治学著作：《君主论》、《李维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这些著作乃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种子。
耿介无私曲 屡挫衷不改
如何处理与地方豪强及一般百姓的关系，始终是地方官员的一大难题，也正是衡量官员是趋势还是爱民的主要标志。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就是何远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
何远（470—521）字义方，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人。梁武帝天监（502—519）初，何远自朝官迁任武昌太守。他的日常生活甚为俭朴，“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且杜绝交游，对于别人的馈遗，一概不受。就连夏天使用百姓井中的凉水，都一定要付钱。
不过，何远的性格刚直严正，属下吏民多有因小事而受到鞭打责罚的。有的受罚者到朝廷告状，于是何远被征召回朝，在廷则受审，罪名有十数条之多。“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何）远度己无赃，就测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藏禁仗除名”。前面已提到何远“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的态度，则他所责罚的主要当是那些强宗豪富，也只有那些人才有可能到处鸣冤叫屈，并交通关节，将何远告倒。史称“（何）远度己无赃”，显见最初的罪状中是有指摘何远贪赃内容的，可是审理的结果却是以“私藏禁仗除名”，说明并未查出贪赃事实，而又加上别的罪名来达到将他赶走的目的。
此后，何远又被起用为武康（今浙江德清以西）令，他并未因遭受挫折而改变操守，“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民甚称之”。梁武帝萧衍知道他的政绩后，破格擢升他为宣城太守，后又调任他为始兴（今广东韶关）内史。“（何）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俸钱，并无所取，岁暮，择民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由于何远治郡如营家，故不仅属下的官吏不敢随便扰民，其它各级官吏亦不敢侵扰他治下之民。他任始兴内史时，泉陵侯萧渊朗出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刺史，“缘道剽掠，人始兴界，草木无所犯”。萧渊朗是梁的宗室近亲，为人“性倨而虐，群下患之”。他在始兴界内草木无犯，并非有所悔悟，而是惮于何远的清廉正直，不敢随意侵扰百姓。至于对那些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地方官们，萧渊朗当然不必有所顾忌了。足见地方官这部不朽之作，成为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之一。
投监受酷刑 忍而不偷生
天监十六年，梁武帝特别下诏褒扬：“何远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复莅二邦，弥尽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爱，虽古之良二千石，何以过也。宣升内荣，以显外绩。”对何远的治绩给予了充分的评价。
以后，何远又出监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事务，再调任东阳（治长山，今浙江金华）太守。他仍保持着抑强扶弱的作风。“（何）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这可以说是武昌事件的又一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