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方法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替代普遍主义政治哲学方法的一个有效选择。
它能够克服普遍主义方法远离具体生活实践的抽象思辨特性，试图包医百病的不切实际奢望；企求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天真烂漫梦想；视自己的结论为唯一答案的妄自尊大态度。它把政治哲学的基座从飘渺的天空拉到了坚实的地面之上，把政治哲学的视野从永恒的王国移到了具体的时空之中，把政治哲学的思维从重形式逻辑转到了重人文逻辑一方。与此同时，它还把政治哲学的言说方式由绝对真理的宣示，改变为对各种可能性的探寻与推演；由自以为是的独白，转变为不同主张及其理据之间的对话与论辩。具体来讲，历史主义的哲学研究方法有以下特点：
首先，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实践，它的职责是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选择。因此，它反对普遍主义政治哲学喜好抽象思辨的特性，反对动辄以“普遍原则”或“普遍价值”
之类的大词来标榜自己的价值偏好或选择。它知道，一旦深入到具体的生活实践，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条件，就是差异和变化；你会是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认识到多样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会理解和尊重人们不同的价值偏好和选择。
只有迷恋于抽象世界的人，才会执迷于追求那个虚幻的“一”和“永恒”，才会把灰色的理念世界看得比多彩的生活世界更重要。在它看来，任何超时空的价值理想和方案都是很难具有合理性的，因为它们无视各个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无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环境条件的差别，无视由这些差异和差别造成的不同利益与需要，把本质上出于某种特殊需要的所谓“普遍价值”，强加于不同情景和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这只能带来某种新的政治专断，并给这些社会带来新的灾难。所以，它只把自己的研究看作一次可能性的探险，一种思想上的实验，一次理想与现实的对话，一场平等主体间的辩谈。
其次，历史主义方法的上述要求也决定了，政治哲学立论的真正基础应该是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某个抽象的前提。抽象的一般都是非历史的，而现实的则一定是历史的。这不仅因为现实是历史发展而来的，要认识现实的由来就要研究过去的历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的现实也就必然要变成历史，新的现实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当然，现实的问题不同于现实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实的问题是人们的某种需要没能得到满足的那部分事实。不过，这些事实能否构成为问题，还取决于人们的感受和认识。但是，如果研究者不把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们认定的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问题，而是仅仅依据个人的价值偏好，把某种事实看成为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否成为真问题就可能是值得怀疑的。政治科学可以从任何政治事实出发去研究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政治哲学只能从现实中需要没能满足的那些真正的问题出发。这是因为，我们虽然可以从对历史的考察中抽象出人类的基本需要，但是需要的具体内容却是历史的和变化的。政治哲学要想能够合理地引导社会实践，就必须从现实出发，对变化着的社会问题也即社会需要进行研究，否则就容易陷入空谈。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第三，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方法重视对具体情境中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价值关系的研究，而不是沉溺于对超越时空的价值体系或制度模式的研究，或者对价值领域中的“绝对真理”或“永恒正义”的追求。历史主义也会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和基本条件进行探讨，并归纳出能够达成共识的有关基本价值的一般结论。但是它知道，仅仅满足于这种一般的结论，抽象地大谈这种一般的结论，并把它作为万应灵药，是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因为，这些抽象结论往往忽视了现实生活中远为复杂得多的利益或价值关系，抹去了各种基本需要和基本价值在不同情景中轻重缓急的差异，掩盖了一些基本价值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尖锐冲突，逃避了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沉重责任。因此，马克思说，那些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托克维尔也指出：“人提出一般性理念，并不是对人的智能强大有力的证明，而毋宁是对人的智能不足的证明。”与普遍主义者满足于大谈那些表面上和谐美好的基本价值不同，历史主义者知道，这些价值之间表面上的自恰与和谐仅仅存在于普遍主义者的想象和书本之中，而绝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普遍主义者可以在书本上无视这些价值之间的尖锐冲突和艰难选择，而现实生活却不得不面对这些冲突和选择。因此，他们不是像普遍主义者那样，闭着眼睛不顾现实而大喊大叫，如不懂事的、蛮不讲理的小孩子一般吵闹着要满足无法兼得的矛盾要求；而是冷静地考察现实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和价值关系，具体地分析各种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轻重缓急，审慎地评估各种价值要求的可能后果，并且从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上进行适当的价值权衡和艰苦的价值选择。
因此，历史主义者不是像普遍主义者那样孤立地研究或轻松地谈论某一价值，也不是把一组价值的优先性顺序（即一种价值体系）当作不可改变的永恒真理，或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把每一个价值放在与其他价值的相互关系中去深入考察，把各种价值轻重缓急的优先性关系看作一个依情景条件而变化的动态关系，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不断进行价值选择的沉重责任。一句话，历史主义者要求不断地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寻找新答案。
第四，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既然以现实问题和各种可能的价值关系为重点，它所遵循的逻辑方法也一定会超越形式逻辑中心主义，而把人文逻辑作为自己的主要逻辑方法之一。形式逻辑的归纳逻辑只能归纳事实，发现规律，而不能回答应然的问题。形式逻辑的演绎逻辑虽然可以从普遍的应然命题出发，推出一个应然的结论，但是它又容易陷入前述的困境和普遍主义的泥坑。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也要运用形式逻辑，因为应然问题的研究离不开科学揭示的规律性知识和人类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它所提出的主张和它所依赖的理据之间、它所追求的目的和它所选择的手段之间也要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联系。但是，应然问题，特别是目的问题主要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人文思维的逻辑不同于科学思维的逻辑。人文思维逻辑的“‘定义’不可能是实指定义或本质定义，而是语用定义或语境定义；它的判断是价值判断；它的推理是在特定具体人文情境中进行的语用推理，是关于人的意欲、目的与目标是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的推理。也因此，人文思维逻辑相对于科学思维的逻辑而言，它具有非必然性、非形式性、情境性或语境性、具体性、类推性、象征性、不确定性、多元性；它的‘逻辑’的‘有效性’是以恰当性为中心，而不以真值条件为中心；……人文思维逻辑并非是唯一的逻辑，而是具体的、多元的；它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的，不是独白的（决定论的）而是对话的逻辑，……”这就是说，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所依据的逻辑方法，是比形式逻辑要复杂得多的方法。它不仅需要归纳和演绎，而且需要想象和推测、比较和类推、反思与平衡、折中与调和，等等。它既要满足合规律性要求，又要满足合目的性要求，还要满足可接受性和可相容性的要求。上述方法的复杂性就是由这些要求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从根本上讲，政治哲学研究就是为了使政治理想或政治价值目标合理化，而这种合理化的具体内容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合规律性要求涉及的是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合目的性要求涉及的是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真正需要的问题；可接受性要求涉及的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偏好问题；可相容性要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能够与其他人或群体的价值需要相容，二是指能够与其他价值，特别是反映基本需要的那些基本价值相容。政治哲学之所以难以被政治科学所替代，原因就在于政治科学包括其他科学是无法履行使理想合理化这一功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履行这种职能，满足这些要求。即使某个政治哲学家采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偶然符合了特定环境下的合理性要求，随着历史的发展或环境条件的改变，也会由于其主张的普遍主义和教条主义性质而最终背离上述要求。历史主义方法虽不能保障研究的结果都符合上述合理性要求，但是由于它提供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普遍主义的终极答案，而是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可能的永无止境的探索，所以，它也就有较大的可能满足上述要求，并且较少教条主义的色彩和危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经济思想及其比较张新
过渡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并不是一个突发偶然现象，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实践和思想认识的积累。在现代经济学思想发展的长河中，许多划时代的思想家都曾自觉不自觉地对过渡时期的经济现象进行过分析和研究。
而复杂多变的历史过渡时期也往往造就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马克思关于过渡经济研究方法的思想，实际上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为研究过渡经济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分析，是其过渡经济思想的具体运用，并且对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恩格斯对马克思过渡经济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进一步展现了社会经济过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经济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在论述的角度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又有所不同，甚至某些结论还截然相反。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过渡经济思想的比较，能够更清楚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的精髓。
一、马克思的过渡经济思想
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分析，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深刻剖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由以产生及其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不同历史过渡时期的研究和论述，在对过渡经济的研究方法及其具体运用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一）19世纪50年代关于研究方法的思考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就对“资本形成史”和“资本现代史”的关系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了在理论研究中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经济思想及其比较张新，“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处理常态经济与过渡经济的分界和联系。这一思想实际上从方法论上开辟了过渡经济研究的逻辑空间。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的历史前提”（即“资本的形成史”）和“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的现代史”）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现代史”考察的是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即“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它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而对于“资本的形成史”，马克思认为它考察的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也就是资本“生成”和“产生”的条件和前提。它们的存在“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正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它们“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资本以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绝不能“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时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在一切这种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