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物化的个人？从人学和人性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马克思主义从什么角度肯定了人的物化的历史合理性？其二，物化的历史合理性在今天是否还合理？对上述挑战的正确回应，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念及其健康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根本宗旨。
西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神话，就是把个性和私有制以及财富混同起来，从而把否定私有制推向否定个性和财富的谬误。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曲解为反对个人拥有财富、甚至是反对富裕本身；把马克思主义对金钱的批判，曲解为否定金钱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就是这一神话的突出表现。这样，它就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两难境地：或者步浪漫主义后尘，在否定私有制的同时，否定财富以至物质生活本身；或者走保守主义老路，认同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其实，只要读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都知道，马克思否定私有制，绝不是因为它造就了个人财产、使人富裕，而是它造就了两极分化、使大多数人贫困化；马克思批判金钱，绝不是因为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历史作用，甚至不是其作为社会财富标志的历史地位，而是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神秘化（拜物教）及其后果（异化）。并且，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申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方法论上看，对私有制和大工业、个性和现实生活条件、财富享有权和奴役支配权等进行一系列的“剥离”，是马克思主义走出困境的奥秘。现在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精髓，在于防止金钱和财富转化为对他人的奴役权，打破少数人对财富的垄断，消解雇佣劳动的社会结构，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社会保障。和哲学家们的幻想不同，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可以撇开财富的增长而实现个性自由发展，关键在于财富如何获得以及如何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其实也是非资本主义的致富之路。
进一步说，从财富一方面为个人提供了充分发展自身禀赋的社会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某种社会尺度的角度，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财富（商品及其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历史价值。但是，与商品拜物教的观念相反，马克思并不认为财富等同于个性，不认为财富越多就越有个性，更不认为财富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唯一尺度。在马克思看来，财富一旦转化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65~273他人的奴役权，就必然从两方面剥夺了人的个性：其一，在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分化中剥夺了大多数人发展个性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二，把金钱作为终极尺度而造成的价值倾斜，物化的结果是资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是人的单面化和个性的丧失。因此，关于私有制的功过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取向（利己或利他）虽说历来有争议，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中，财富日益成为统治的力量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承认这一事实不是屈从它，而是力求改变它。我们今天搞现代化所面临的一大历史课题，就是在努力创造财富的同时如何真正驾驭财富。
驾驭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不可能依靠作为私有者的个人，而只能依靠“联合起来的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联合起来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的当代形态，它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用社会占有的方式取代私人占有，用人的全面发展的尺度取代金钱尺度，这是历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走向。现在，问题就回到了“物化的历史合理性是否已经成为历史”这样一个关键点上。依我之见，支撑物化的历史根据不外乎两条：其一，物化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二，物化提供了人的内在价值（信仰）和外在价值（功利）相统一的客观尺度。就第一条而言，凯恩斯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依赖于个人对赢得和嗜爱财富本能的强烈兴趣，以这种个人本能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在明智的管理之下，资本主义在实现其经济目标方面，可能会比任何其他所见的体制更为有效，可是，它自身在许多方面也是令人不快的。”这或许就是许多人对物化既爱又恨、既恨又无奈的缘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确实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这也是它得以席卷全球、至今还在主宰着世界的力量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确实面临着根本质变的压力，这也是社会主义还保持强大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蓬勃活力的现实根据。
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传递着经济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的信息。这一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道德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良好的道德和法治环境愈来愈成为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基石，个性化人道化愈来愈成为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导向，信誉和品牌愈来愈成为市场的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观及其在理论上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资本主义的幽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2~14占有与开拓的凭证，以道德精神为內涵的企业文化愈来愈成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标志等）；其二，人道的原则日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人的素质的开发与全面发展日益成为所有社会活动（含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公平取代效率成为优先原则、服务取代分工成为首要管理理念、和谐与互信关系取代物质刺激成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无情竞争成为市场发动机等）；其三，经济与道德、人文与科技的传统对立正在消解，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使现代经济观念孕育着重大突破：以其工程学起源而自豪，并极力祛除价值的实证经济学遭遇困境，福利经济学、“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新左派”经济学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发展及其成功实践等。
必须指出，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还经历了一个物化阶段的话，那么我国市场经济伦理则不允许经历类似的阶段。这首先是因为物化在今天已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以往凭借它尚可能获得某些成功（效率）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例如，今天已非常脆弱的自然界绝没有滥砍滥伐、掠夺式开发的空间；在视清洁的空气、水、食品为生活质量第一要求的今天，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品肯定没有市场。又例如，在生产力过剩、买方市场已取代卖方市场的今天，靠奇货可居以获取超额利润、靠无情榨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靠急功近利以迅速敛财的经营思想，已绝对没有成功之可能。再例如，在人是目的、每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人道原则深入人心的今天，物化的方式（物质刺激、饥饿法则、利润最大成本最小等）已不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对于任何后发展国家而言，重复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都没有前途。
就第二条而言，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最为著名。他认为新教伦理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就在于它把信仰成功地世俗化为挣钱的能力，为个人超越有限自我提供了客观尺度。由于财富的创造、使用和积聚已突破个人需要的限制，而成为生命的终极目的，故而其具有永不枯竭的赚钱动力；由于把每一赚钱机会都视为上帝的恩赐，把欺诈和浪费都视为弃绝更多赚钱机会的犯罪，因而其必备创新、节俭和诚信一类基本素质。这是宗教世俗化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它使上帝的绝对超验性与人的世俗性的冲突得以缓解。“于是修行生活从客观上说把僧侣训练成为上帝的天国而服务的工人，由此推进一步，从主观上看，也确保了他的灵魂得救。”不难看出，不断生钱的金钱（资本）实际上就是外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上帝，而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实际上就是超越了感性自我的信徒。似乎是神秘和非理性的形式下却从根本上张扬着理性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因此，韦伯不视资本主义的物化为“异化”，而视其为“合理化”，认为其克服了功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9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56利主义和超验理想的对立。但是，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把财富的获取神圣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财富的世俗诱惑问题。“可以肯定，清教的这些理想在过于强大的财富诱惑力下会发生动摇。这点清教徒们自己也非常清楚。”他甚至不无忧虑地预见到信仰世俗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信仰的消亡。“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事实上，他已觉察到，作为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美国，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的倾向。
韦伯的担忧不幸而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负罪感过渡为追求快感、责任意识让位于唯我独尊、节俭禁欲消解于享乐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教观念上，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化报偿体系。现在，这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这一合法性的转换，由于缺乏相应的道德资源，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和人格分裂。“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当然是使资本主义丧失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这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自身极其严重的矛盾。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这就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实质！”如何重建信仰体系和健全人格，始终是困扰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难题。无论如何，要不让享乐主义吞噬个人灵魂和颠覆社会约束，就必须重建理性地节制物质欲望的价值追求，突破物化的精神藩篱。享乐主义大肆泛滥的现实表明，财富崇拜并不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信仰追求，更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价值取向，必须有超越财富价值的理性精神。
可见，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初，就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确实意义重大。它既顺应了发展的潮流，又规避了人的物化、单面化的命运。现代化作为当代的世界潮流，一方面证明鄙视世俗利益、固守传统主义的信仰方式和价值取向没有出路，另一方面也证明，把财富作为终极尺度、把人训练成“经济动物”的非人化取向没有出路。新教伦理的失落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嬗变，不在于它把创造财富神圣化，而在于它最终无法抵御财富的世俗诱惑而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观及其在理论上的创新神圣感。伴随着现代化的合理化过程，是精神上的除魅和渎神，宗教神圣性的衰落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不能证明现代化就必然消解一切神圣性，更不能证明现代化不需要任何神圣性。相反，没有神圣性就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就没有完整的人性。宗教神秘化的神圣性应当也必然被消解，而人自身的神圣性则必须在现代化过程弘扬。因此，根本问题在于奠立生命超越性的内在根据。必须打破以往入学的一个迷误（即要么是神性，要么是物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和两个极端（即把人神化或物化）。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及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的根本意义，正在于此。它提供了关于人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个体性和普遍性、有限性和超越性历史地统一的人学根据，因而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下保持人格健全和精神充实的不竭思想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