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到陈永康的稻田参观，大都是一看了之。柴运旺很较真儿，对陈永康的种稻经验，他盘点出四点：密、保、工、管。这些比较，他虽然没有说出口，藏在心里的势能总会找到行动上的突破口。他根据经验和比较，在自己的老田里将带回来的稻种育好秧，不声不响地拨给飞农侯秀天，只在飞农的那几亩田栽种。剩留的秧禾，他自己和老婆一块趁大月亮天，悄无声迹地做了一定密度的莳秧。柴运旺把这些事一一记在小本本上，东一、东二，做上田亩地标，怕日后忘了弄混淆。柴运旺这种细心还表现在底肥加减的记录上，也就是东一、东二的施肥记录。他在笔记本上画写的简洁字样，即使给有学问的先生看到了，也是废纸一张。
那天，柴运旺看水时，发现潘庆生家一个小孩子在坡埂上抱着肚子滚地，想必是肚子急痛，立刻把他背到老中医朱老先处。朱老先摸腹一查看，鼓胀的气肚凸了一个包！他立即用治蛔虫的手法安顿好小孩。满头大汗的柴运旺这才舒了口气，喊孩子家人去了。大概是走得急，他进门脱下的上衣还搭在小孩的肚子上。潘庆生家人赶到时发现衣服，顺手放在诊桌上，领孩子回家了。朱老先见衣服口袋的小笔记本要滑出来了，知道是柴运旺的，就把衣服卷起，立马走出门，去找柴运旺送还。到田里看水的柴运旺一见是朱老先，以为病情有什么变化，赶忙就田水洗手抬身。当看到朱老先是特意送衣服来的，忙谢道：“还要朱先生您找来！
我没忘记，准备收工回家时顺便去拿。”朱老先也说得很实在：“我看到你的笔记本，这可是须臾丢不得的重要东西。”
柴运旺笑呵呵地将衣服接到手，拿出笔记本，请教道：“不大会写呢。”
朱老先立刻听懂了意思，连忙申辩：“我没看啊。这是你的重要东西，我哪能偷看呢。”柴运旺听朱老先连说两个重要，哈哈一笑：“没什么，看也无妨。”说着，还真要朱老先过目。
既是这样，朱老先也只得捧在手心里翻看起来。字很工整，写得都很大，没有按照一横一横的格式，个个都超了格，但一字不乱，却断不成句，也没有一句像样的话，便有些不解：“你常开会，怎么一句记录也没有呢？”柴运旺回答得很潇洒：“都形成会议了，还要我记什么录？”
朱老先一愣过后，发自内心地感佩起来：柴运旺说的不差呀，他自己不过是个最基层的干部，最重要的是实干，还要什么人云亦云的记录呢？一言既中，照本宣科；一言不中，万言无用。饱学前清学问，文理哲源致密的老者，一下子认定这个成了社长的共产党员，是个有个性有专攻有进取的人才。这样的共产党人，生为百姓，活为百姓，这才叫扎根在百姓中。
几十年朱老先在农乡奔波，劳身劳力劳神，他反而因为信仰的坚毅，练就了硬朗的身板。他觉得自己虽不是眼前的柴运旺，很多方面却似曾相识，尤其是这份执着的精神气！柴运旺比自己还肯舍体力，也造就了一副好身板。朱老先想到这些，便说：“劳力不伤人，伤人的是乱缠。你看我还有四年就是八旬的耄耋老人了，可眼不花，耳不聋，吃得下，睡得定，嗓音发话像三国的老黄忠。所以然者何？识其医道，张弛有道，忙闲得体也。你也要这样，我会常常找你，相互聊聊。”朱老先说得有些动情来，“亲疏无所私爱，唯爱后生有成德之人。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朱老先是识人的。
柴运旺将自己的经验渗透进陈永康的稻种中，稻产果然有了差异性的产量递增。他和妻子栽的秧苗到水稻分蘖时，明显绿盖全冲；给侯秀天、潘庆生、项留举栽的秧苗，也青乌乌的，长势优于本村的老作田手们。
这让汪老大、汪老七、侯世荆、汪十筑见了，不得不服，柴社长作田有一套，不能不学习。柴运旺便将稻种的秘密说给农友们听：“我是引种了水稻专家陈永康的稻种。看来选好优质稻种还应该当作第一位。第二位就是肥水管理了。”
当年秋收，又是一个好收成。所标注的东一、东二等，果然有一块田攀上了陈永康的记录，这让柴运旺更加坚信好种出好苗。收获时，柴运旺特别在选种上作了过细验收。只可惜他担着社长之职，不可能像尔后成立的农科所的农科员那样，潜下心来在稻禾分蘖期间就重视花粉授受，进行母本公株的配优，以及杂交的创意。要不然，他也许会成为第二个陈永康式的农民水稻专家。
尽管柴运旺如常下田，还赤着一双脚，农友见到他，再不喊旺叔，而是喊柴社长了。起初乍一听，柴运旺还不知道是招呼谁，等到觉出是喊的他，立刻把头摇得认真，说：“多扛耳！什么长，喊旺叔，喊旺叔。
喊得好好的怎么变了？”
本情的话，却把乡亲惹跳了，汪十筑劈头喊开了他的理：“扛什么耳！
我们村出了个柴社长，放大喇叭还来不及呢。”众口难拗，既然大家都喜欢这么叫，柴运旺也不再为难大家，更有了一股为大家着想的心劲。
老耕作手是不会轻易将鞭子落到牛身上的，抽到牛身上的，都是那愣头青干的蠢动作。老耕作手的鞭子只是虚晃，牛会把炸响的鞭声当成一种鞭策。耕牛尚且如此，人就更应该举一反三！正如响鼓，一敲即应，不必重擂。柴运旺把“柴社长”的称呼当成一道道鞭影，时时刻刻警醒着自己。心地澄了个明白后，柴运旺越发眼明透亮，更不敢违拗社长的责任了。他还由此想到了姜区长，称呼时，他心底把姜区长当成了人民政府来敬畏。每次见面，第一句就是称呼一声姜区长，改不了口，以致姜区长突然消失，他还弄不清楚他所爱戴的姜区长到底叫什么名字？
这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好让他闷闷不乐了好些天。姜区长没有告别就走了，相处那么多年，柴运旺为自己没有送送姜区长心有不安。当他听说姜区长是犯了错误才走的，更是大惑不解，他工作不是好好的吗？
后来有人说姜区长是开会发言时出了错。
那是一九五七年夏收的一天，柴运旺难以忘怀。六月九日，农历五月初一，柴运旺正组织农友们双抢，突然赶来了一个新的通讯员小乔，递来开会通知，强调一律不准缺席。柴运旺只得将一担沉甸甸的麦把送上麦场，丢下挑叉，赶到桥林区政府。他想问问姜区长，在这么火急火燎的抢收抢种的节骨眼，怎么火线上抽人啦，什么会比收庄稼种庄稼还要分秒必争？可他在会堂找了个遍，人窝子里都寻遍了，就是寻不到姜区长。
大会开始了，坐在主席台的除了两个县领导，几乎都是生面孔。一向由姜区长主持的区党委工作会议，换成了新调来的董书记。在大家的静穆中，气氛严峻得跟战场一样。董书记的开场白明显是在敲山震虎：“今后党委会议一律不准缺席，严守铁的纪律。以前的区委主要领导所以犯了右倾错误，就是不能认清大跃进形势！要知道，三天不学习，落后当垃圾。”
柴运旺听得有点战战兢兢，三天不学成垃圾？怎么能把一个好好的人当垃圾扔呢？唯标语口号是举，不就把人硬贴上标签了吗？他越听脑袋越胀，越听越不明白。而这个董书记越发精神亢奋，把头埋在稿子上，一字不敢大意，与会者如履薄冰，聚精会神。柴运旺越听越乱，尤其是那些新名词，一段里头有好多个，拼凑得令人费解，如坠云雾中。他由不得分外怀念起姜区长来，姜区长开会，绘声绘影，从来不盯稿子，肉实实的面庞总是笑对着大家，让人一看就亲切，一看就理解。柴运旺突然惋惜起来，错失了多少次听会的机缘，再也听不到一听就懂的开会发言了。
柴运旺是在令人昏沉的氛围中突然得到散会提示的，立刻撒开腿就要赶回兰花潭。他的前脚刚跨出会场，这后脚已被人拉住了：“又想溜呀！”
柴运旺回头一看，是罗秘书，正要点头赔笑，罗秘书正告道：“还要接着讨论呢。”柴运旺便把双抢的情由捧出来。罗秘书嘿嘿道：“那你跟董书记说去。”
柴运旺还真找上董书记请假，请得理直气壮。董书记拉长着脸，拧眉厉目盯了盯这个一身土包子泥腥味的社长，总算缓和了口气，但那咄咄逼人的气势还是将刮了胡茬的嘴唇扯歪了。他以高屋建瓴的口吻说：
“同志呀，不能光埋头拉车，还得要抬头认路。”铁板钉钉，决不准缺席。
这般刀切斧削的语气，使识事的柴运旺再不敢啰唆了，硬着头皮开完会，除了脑子嗡嗡响，什么也记不得。尤其是一套一套的新名词，读都读不清楚，生疏拗口，好在他有文盲不识字的招牌。可新调来的董书记却很计较，一个讨论下来，即行指示更换兰花社长：“怎么让这样一个睁眼瞎当大社社长！”
真要换人，却没有一个肯顶替。区社干部们都清楚，这社长虽带了个“长”字，却没什么政治利益，还得吃苦能耐，一如村长，一不脱产二不拿工资，谁愿去换下柴运旺？谁又能比得过柴运旺的实干？现在新的口号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可任务都摆在那！如果把原本持续丰收的兰花潭领落后了，这是无法交代的。董书记选拔了好几拨人都作不了数，这才放弃，权且让大老粗社长当着吧。
“大老粗一个”的认识在董书记头脑里一固定，一先入为主，他无形中放弃了对柴运旺的苛刻要求。偏偏这时虽然对纲举目张十分强调，同时也加大了对农业增产的硬性要求，董书记对柴运旺总算放了一马，不再费心去为社长人选做没必要的调整了。但准时出席，不得有误开会的要求是雷打不动的。这可苦了柴运旺，他是个一天不干活浑身起痒痒的“贱骨头”。人家几天会开下来，面色起油，而他的肤色被阳光晒黑透了，一拖数天下不了地，黑脸膛反而变灰了，越发地瘦削，病恹恹的。
不过，在会下他听说一九五七年斗争了右派和右倾人士后，还进行了一场极为严厉的处理。姜区长突然调离，连在他身边工作的一大家人都来不及说声再见，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踪无影、无迹无形。说是降职，说是处分，说是迁回了老家，无人知情，把人心弄得惶惶，对反右产生了莫名的惧怕。
得知这样的情形，好让柴运旺惊愕。一个热衷于新社会建设的领导干部，什么话说漏了嘴，非要给批戴上右倾帽子发落。总之，一个在人民心目中活灵活现的人物从此被调离了桥林区，还不能公开打听，以防被扣上同情的帽子。
当柴运旺了解到姜区长是开会发言讲错了话而招来横祸，却更是与这些大会小会难解难分了。天天要去区里开会，好让他疑窦丛生：不是说干部干部，不干咋部？光布置不带着干，这活咋能干好呢？可是现在就这么颠倒着，当干部就是要多开会，大会小会一起揽，政治压倒一切，缺席就是政治问题。
开会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了，真是不开不知道，一开吓一跳！那些老好人，包括桥林小学的老教师庄仲卿、倪雨福、邵英涛，还有新教师纪世平，都在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好不了多少。
这些老师，柴运旺是因为送儿子读书才认识的。一次送孩儿迟到了，他偶尔听到了倪雨福的讲课，那故事说得有声有色，真是教书有方呐。
前两年桥林镇大操场搭台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员都是这些教师。体胖的邵英涛演了黄世仁，如果说该当坏人；扮杨白劳的庄仲卿、演大春的倪雨福，怎么也说成了坏的呢？新教师纪世平是从晓庄师范毕业分配过来的，每天还坚持早起练歌喉，让早起赶路的柴运旺听了个实在，看了个清楚。纯一个谦虚的青年学子，怎么会顶撞了会议呢？柴运旺想不透，只知道政治问题大如天，是万万碰不得的。只要召集开会，不管大会小会，每个与会者都不能节外生枝，生什么犹疑。大老粗一个的柴运旺再不敢把开会不顶在头上了，叫开会就开会，绝不缺席，还提前赶到。何必呢？
何必拖拉惹人嫌呢？
董书记发现柴运旺每次开会都来得早了，虽没听到他在会上讲只言片语，能遵守纪律也不错了，要不怎叫个泥腿干部呢，何况也会有用得着泥腿干部的地方，因此对他做了适度的默许。柴社长不是肯苦肯干肯流汗吗，就让他多苦多干多流汗吧。
这期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响彻了大河上下、大江南北。长江沿岸的农村在无数个像董书记这样的区委书记鼓动下，开始酝酿一场声势浩大的创高产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闪亮登场，董书记得到消息，说河南首先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放了卫星，要亩产超千斤。湖北以旱改水的超指标新闻也成了典型。安徽也没落下半步，紧跟其后，有诗为证：“天上没有龙王，地上没有玉皇，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连地处云贵高原的社队也开始了“耘天”，将犁辕扛上高山，向天要耕地。辽宁省也不甘落后，在亩产量上急起直追。董书记被全国的高产报道躁热得不行，有心要做点成绩，扩大先进区社的影响力。为什么不能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的西角尖上也弄个卫星放放呢？想法一露头，他就赶紧放到党委会上亮底。与会领导合计到最后，将希望落到鱼米之乡的兰花大社土地上。
这天，董书记特别带着卫星计划赶到县里。县委书记冯骁勇原是孙小口的战友，早就想到兰花潭走走了。一听汇报，立马行动，当即与董书记赶往兰花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