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无疑地充满了大量的欺骗，有弥天大谎，但善良的德国人民还是相信了它，并受着鼓舞而采取了行动。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信仰。因为它曾是人们所相信和信奉的东西，是人们按之采取行动的东西。谢天谢地，这一信仰不存在了——这也证明人类信仰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但回过头来看，这种信仰之所以取得短暂的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在当时也并没有直接地宣扬邪恶，而是在它的那些邪恶内容上披上了圣洁的外衣，有的甚至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比如所谓种族优劣的拙劣理论，就披上了生物学的外衣。从发展的眼光看，信仰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摆脱类似这种负向信仰的出现，而且也并不是现在人们所公认的每一个宗教信仰本身都没有负面的影响，但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类的信仰也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承认这些信仰也是信仰，但它们并不代表人类信仰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下面考察一下信仰与迷信关系的第二个问题，即信仰是不是迷信？我们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信仰都是迷信，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理由是，从认识论上讲，任何信仰都是相信某个或某些其正确性未得到充分证明的东西。如果严格地只是相信已经完全被证实的论断，那一般来说就是知识而不是信仰或信念，而只有相信那些未得到充分证实的东西才是信仰。也就是说，凡是信仰，都有不确定性，都是把或然变成了必然，把相对变成了绝对。那么，这不是迷信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确实，凡是信仰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不然它就不是信仰而是知识了。信仰者也都有一个在心理上把或然变成必然、把相对变成绝对的趋向。如果非常严格地从认识论上看问题，那么肯定存在着人们对某些命题的相信超过命题本身可信度的问题，是在还未完全搞清它是否值得如此相信的时候就预先施之以如此的相信。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情形是否就是迷信？
笔者认为，据此而把所有的信仰都看作迷信是不对的。如果那样的话，就否定了信仰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信仰是不是迷信的问题了，因为迷信是一个信仰论范畴，是信仰中的一类现象或某一种信仰的特点。如果“信仰是不是迷信”的问题指的是某些特定的信仰，那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也可以得到结果的问题，而如果指的是所有的信仰，或信仰本身，那它就是一个假问题，是无法作出解答的。
7．信仰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也属于信仰论的范畴，它表示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仰现象。
首先，意识形态是一种公众信仰。一个人可以形成信仰，但不能形成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虽然与个人意识有关，但不是个人意识，而是公众意识或社会意识。因此，意识形态的主体往往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群体，如阶级或阶层、团体或组织、国家或地区等。信仰既可以是个人的信仰，也可以指群体的即公众的信仰。公众的信仰就是意识形态。
信仰像人的其他精神现象一样，具有一种似乎是天生的冲力，使它自己从个人向外传播，力图成为许多人的信仰。当一个人“发明”或形成一种信仰时，他往往并不像发现某种财宝那样自私，生怕别人知道而被人抢去，而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一种信仰的创立者，总是尽全力地向外传播，免费地把这个信仰传播给别人。看来，信仰是这样一种东西，越是有更多的人来分享它，它就越强大。
这样的话，信仰似乎天生地容易变成意识形态。如果说意识形态有自己的规律，那么当信仰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或几乎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时，它就会至少在某种方面开始按意识形态的规律来运动。
其次，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信仰。政治是一个公共生活的领域，因此政治信仰也是一种公众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并不能简单地反过来说意识形态就是政治信仰。因为成为公共生活领域的并不只是政治。比如宗教信仰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只要它不只是某个人的信仰而成为许多人的信仰，成为一定组织或团体的信仰，成为一定社会的公共信仰，它也会成为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往往更多地指政治信仰，或以政治信念为主的社会政治信仰。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
最后，意识形态是一种官方信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公众的社会政治信仰，还往往与公共权力结合起来，成为某种官方的东西，即成为官方所提倡的、成为社会中所流行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主导意识形态。而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意识形态也往往是其中主导的意识形态。
由于意识形态作为信仰具有较多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所以人们对它的了解往往带有更多的感情或情绪化的色彩。马克思揭示了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剥削阶级用它来统治人民的本质和后果，从而也揭示了它之所以具有这些感情色彩的原因。
下面我们就以此来分析一下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及其对人们信仰的影响。
在以前人们的心目中，意识形态与信仰好像有些不能相容。比方说，说到意识形态，似乎总是带有一种贬义在内；而说到信仰时，则没有这种贬义，甚至有一种褒义。再往深处说，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贬义词，有两种意思：一是说，意识形态本身是虚假的意识，它的内容靠不住。而之所以虚假，是因为它是意识形态家们出于现实的或政治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骗人。二是说，人们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相信也是虚假的。首先是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者们本身是不相信这一套的，与其说他们对此有所相信，则相信的也不过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不是相信它的内容。就是说，他们是把意识形态当作工具来相信，而不是当作目的来相信。
这是统治者的情形。而被统治的老百姓的情形大约也是好不了多少。
既然上面的人都不相信，那么下面的人按理来说也不可能真正相信。
当然，这里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之所以是老百姓，被统治者之所以是被统治者，是因为他们在发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上往往是慢半拍。他们总是先虔诚地相信这一意识形态，就像统治者和意识形态家们所希望和要求的那样，但时间是一个叛卖性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慢慢地会变得不那么相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发现这种意识形态总是使他们受到约束或付出牺牲，而往往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或者说其中所宣扬的那些好处是虚假的，只能听得到却不能看得到，也不能实际所得到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逐渐地发现统治者们并不照着这种意识形态所规定的那样来做，这就逐渐地使人们得到一个结论：统治者本身，对于这个意识形态其实并不是真正地相信。这是一个瓦解性的结论，它轻易地就把老百姓对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瓦解掉。这样，结果就是：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最终都达到了一种共同性，就是大家都不真正地相信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命运。
但是，意识形态的惹人讨厌之处还不只如此。或者说，它的更加令人生厌之处在于，人们尽管都不真诚地相信它，却都真诚地装出相信的样子。这就是虚伪了。虚伪当然属于虚假，但比虚假更糟。
这里的情形复杂了起来，已经不是单方面的欺骗，即不只是统治者来欺骗被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也来假装相信来欺骗统治者。这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智慧。如果不这样，老百姓就要受到制裁，因为在旧社会这属于思想犯罪。所以为了生存，只好假装相信。而且这样做符合生存的经济原则，付出的劳动和精力最少，却可以得到相对较大的生活安全。鲁迅先生就曾深刻地分析过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虚伪性，揭示出被统治者不得不以虚假对付虚假、以欺骗应对欺骗的事实。由于彼此都在相互欺骗，又谁都不来说破，结果就是彼此相安无事，皆大欢喜。而这又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不用说，虚假是与信仰相抗拒的。不论是意识形态的内容的虚假，还是人们的相信态度的虚假，似乎都与信仰难以合拍。当然，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否虚假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第二层的与信仰不一致，而不是第一层的不一致。因为人们毕竟也会真正地相信虚假的东西。相信态度的虚假则与信仰具有第一层的不一致，岂止是不一致，完全是不能相容。因为凡是信仰都是真诚的，都是真正地相信，如果是假装相信，那就不是信仰。甚至是对信仰的亵渎。但，这种装出相信的样子而不真正相信的官样文章式的信仰正是旧时代意识形态的特征。
但是，以上分析并不是全部，并没有穷尽意识形态与信仰关系上的所有方面。事实上，意识形态问题也十分复杂，如果把它当作一种贬义的虚假的东西来看待，当然是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完全用虚假或虚伪一词来概括意识形态的本质，那就过于简单。事实上就是把一种人类社会中非常普遍、非常重要的现象一笔勾销。而且用的是道德方面的理由，用人的一种厌恶的情绪来对意识形态现象进行全盘否定，就不能令人完全地信服。退一步讲，即使意识形态天生就是一种这样令人生厌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到今天仍然长盛不衰呢？是出于人的先天的劣根性，还是出于后天的劣根性？这样的话又要到人性中、到人的社会中去寻找，而不是一下子满腔气愤地把意识形态一笔抹掉了事。事实上，如果说意识形态展示给人的往往是那种人们不喜欢的方面，那么这些方面并不在人之外，不在人的社会之外，甚至也不在人的信仰之外。人的信仰现象并非完美无缺。
它作为一个褒义词，表明了它的可爱之处，但信仰现象也是一种人类的现象，一种社会中的现象。社会人的一些并不可爱之处也会在信仰的领域中表现出来。也许，意识形态正是更多地表现了这些方面而已。我们研究信仰，不仅要把信仰的那些可爱之处放在视野之内，而且也要看到一些并不可爱之处。我们所研究的是整个信仰现象或信仰领域的事，至于这些事是可爱或是不可爱或是可恨，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还在于，尽管人们说它虚假有一定原因和理由，因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出发点也正在这里，但它的虚假是成为虚假的，或沦为虚假的，而不是天生是虚假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虚假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家们一开始就立意要撒一个大谎，好让人们来上当，让天下的老百姓上当，那么这是不正确的。不正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一开始就故意编造的谎言，包括天才的、成功的谎言，都不可能真正成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是意识形态家们编造了意识形态，那么他们也是出于某种真意，至少是某种程度的真意来进行编造的。只有他们自己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才能编造出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意识形态家们不是在“编造”而是在创造。在这种创造中，有知识分子的真诚在内，有他们的信仰在内。尤其是最初提出这些意识形态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真诚的，而且他们所创造的意识形态中包含有某些时代的内容，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如果说并不是所有意识形态家们都是凭着真诚的信仰来进行创造，那当然也对，或者说对于后世的那些对意识形态进行修修补补的意识形态家来说更对。
意识形态问题属于信仰领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或是一种信仰现象。当然，研究意识形态的人也可能说信仰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意识形态现象或问题。我觉得这也可以接受，无非是角度不同。有人认为吃饭是一个营养问题，也有人认为营养是一个吃饭问题。这都可以理解。重要的是尽管人们角度不同，但都承认了意识形态与信仰的联系。本书是研究信仰的，因而就有权利说意识形态属于信仰领域，是信仰的一种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现象。任何一种信仰现象可以说都是特殊的，这正是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之所在。而特殊也有特殊的不同。这些都需要具体研究。上面所说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可恶之处就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这种特殊。当然，这不是意识形态特殊性的全部。作为指示概念，意识形态也不都是贬义的，还有中性的甚至褒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褒义的。但这里不是全面地论述意识形态问题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此不多说了。
8．信仰与世界观
在现代中国，世界观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由于信仰一词在中国毕竟不是特别流行，因而世界观一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信仰的一个替代概念。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献中，世界观实际上就是指信仰。当人们说要“树立一种世界观”的时候，实际上讲的是确立一种信仰；当人们讲改造世界观和转变世界观的时候，实际上讲的是信仰的转变。毛泽东之所以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就是因为这种转变是一种信仰的转变。一个人的信仰一旦发生转变，他的思想、感情、言论和行动都会有相应的改变，因而是一种“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尤其是学生时期较多地使用“信仰”概念，后来就用得较少了。但这并不说明他中止了对于信仰问题的思考。事实上，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是始终把人的信仰问题放在重要地位的。因为很明显，如果革命者没有信仰，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清楚。
事实上，毛泽东在后来尤其是建国以后对信仰问题的思考集中到世界观上来了。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对世界观概念情有独钟，尤其是后来反复思考和论述。可以说，他的一系列论述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关于世界观的理论。这个理论无疑是他关于信仰的思考的理论结晶。
留心观察就会发现，长期以来我们通常所使用的“世界观”一词的含义与我们通常给它所下的定义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在通用的哲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是一上来就给世界观下定义，说“世界观是人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比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