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治疗之间，往往有一种相互过渡，尤其是从治疗肉体到治疗精神。孙中山原来学医，后来弃医从政，提出了三民主义理想信念。鲁迅、郭沫若原来也是学医，后来弃医从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文学天才，而更是由于认识到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精神上的治疗比肉体治疗更为重要。鲁迅在《滕野先生》中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现在身体治疗中已经不断地引入精神的治疗。信仰也成为治疗肉体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因素。同样，肉体的治疗对于精神的治疗也有积极意义。当人肉体生病时，心理易于悲观。而治好肉体的疾病，心理就易于振奋。而且，人的精神的治疗越来越医学化、技术化，越来越带有临床治疗的特点，如精神分析。但是，总的来说，心理方面的疾病，精神和灵魂方面的疾病，是难以通过肉体治疗手段来真正得到解决的。
另外，肉体不但有个治疗问题，而且有个保健的问题。那么人的精神就没有保健吗？也许，人的信仰在其作为一种精神的治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保健。
10．信仰是人对于价值确定性的追求
追求确定性，是人类的一种心灵需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生活中缺少确定性。帕斯卡尔说过，我们希望真理，而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却只是不确定。这种需要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安全的需要，其实就是一种对确定性的需要。人们追求某种具有确定性的、自己熟悉的环境，就能得到一种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确定感。
人有对确定性的需要和追求。但确定性又有知识的确定性和价值的确定性之分。对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对认识确定性的追求。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希望得到某种确定的，甚至是最终的认识。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对客观规律的探寻，对科学定律的确认，都是对于认识确定性的追求。总的来说，认识的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人类认识活动中。而价值确定性则更多是在价值的领域，在生活和价值观的领域。这两种确定性的追求有所不同。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追求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学无止境，人的求知欲永远不会得到最终的满足。而且知识的确定性也往往会受到新的认识的冲击，故而难以得到完全的满足。而价值确定性的追求则可在某个阶段上停止下来，感觉到自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不再需要进步追求和探寻了。
信仰是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但主要地不是对认识确定性的追求，而是对价值确定性的追求。信仰的形成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人类探索和认识世界的需要，而更是为了评价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有了确定的信仰，也就有了价值的确定性，人的思想和行为就有了明确的坐标。维特根斯坦说过：“如果我确实得到拯救的话，——我所需要的是肯定——不是智慧、梦和推想——这种肯定就是信仰。信仰是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所需要的，而不是我的远见卓识所需要的。
对真理的追求不仅仅是追求一种知识确定性，而同时也是追求价值确定性。真理既是一种知识，又不单纯是知识，而且也是通过知识而体现的一种价值。“真”本身是一种理念，追求这种理念也是一种价值追求。如果人的某种感情体现了这一理念，则这一感情便是真情，是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如果一种知识体现了真的理念，则这一知识就是真理，它是值得追求的。
现代人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一些西方着名的学者和思想家都有所论述。比如荣格、弗洛姆、宾克莱等。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中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生活原则形成对照，最近一二十年来，现代人都非常热心地探求某种使他能安身立命的东西。许多人简直不顾一切地去寻求某些他们能完全对之献身的价值。
于是，有些人回到过去。他们企图使以往时代的旧理想恢复失去的光辉。在宗教上，它导致了许多人在罗马天主教义或新教原教旨主义那里找到他确信的东西，他们把基督的启示作为建立信仰和道德的基石。还有许多想从宗教中寻求价值确定性的人，纷纷信奉一些别的宗教或准宗教，如印度教或禅宗及其变种、通神学和基督教精神疗法等。
还有“许多人通过对组织忠诚、对团体思想的忠诚，或者通过认为组织是保佑人平安渡过难关的地上天父，或者通过根据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而遵从那里要求的社会习俗，或者通过允许甚至欢迎组织接管个人生活中的许多职能，因而，他们就发现了一种新的世俗宗教，或者至少发现一种新机构，他们在里边能找到一种稳妥踏实之感。”如此等等。
总之，信仰是人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它尽可能地向人生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当然，这种确定性中有不少主观的水分，是人在主观上把或然性变成了必然性，把相对变成了绝对。诚如康德所说，信仰是客观上不确定而主观上确定。也许从理论上说排除这些水分是更好的吧，但那样就不再是信仰了。问题不在于排除主观的确定性，而在于把主观的确定性和客观的确定性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要主观的确定放在客观确定性的基础上。其实，这或许正是人类信仰发展的方向。
11．信仰帮助人战胜死亡的恐惧
哲学家们屡次说，人的最大恐惧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尽管有的恐惧看起来并不明显地是针对死亡的，但仔细分析起来，到底还是对于死亡的恐惧。用日常语言来说就是“怕死”。这恐怕是一种普遍的原理了。
死亡是对于生命的否定，是生命进程的中止，而且是不能再接续的中止，因而也就是终结。可见，死亡是生命的反面。生命只要有感觉有意识，就必然会对死亡持一种恐惧和敌对的态度。人类不懈地努力，力图战胜死亡。比如，人们想象能有某种魔术或仙术，使人长生不死，或者是某种仙药和生命的宝丹。这些构成了一些古老神话的主题。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不断地延长自己的寿命。这些努力不能说没有一定成效，但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注定不能成功的事业，它只能推迟死亡，而不能取消。这样，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已不只是一种本能，一种当生命遇到威胁时的本能反应，而是在其中加入了人们对于死亡必然性深刻认识。只有当人们充分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对于死亡才算达到了深度的恐惧。
信仰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也是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在许多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对死亡作出的解释中，似乎死亡的出现不是必然的现象，而是偶然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避免的。如基督教认为人类生命的缺陷是人类始祖犯了原罪所引起的，而这种原罪本来是并不必然要发生的。
信仰可以赋予死亡以积极意义，或作出积极的解释。特别是对于非自然死亡。人的死亡有自然与非自然之分。自然死亡虽也是死亡，但总是不那么可怕。它的出现是自然的，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人们比较能够接受这种死亡。而非自然死亡则是人们难于接受的。它是对于自然的生命进程的突然打断，与自然死亡相比显得十分粗暴。这种非自然死亡的出现，有的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也有的是在人的预料之中。就完全出人意料的死亡而言，人对于死亡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突然面对死亡时会不知所措而且带有无限的遗憾。但这种突然到来的死亡使人没有太长的时间去恐惧，也就是说人的恐惧的时间并不长，比较容易过去。而那种能够有所预料的非自然死亡则相比之下带给人更大的恐惧，特别是当人们从事某种具有生命危险的事业时，他们虽不能确切知道自己怎么死或什么时候死，但总是比较容易地预想到自己将面对非自然死亡。比如搞革命的人。这种恐惧由于持续时间长而给人有更强烈的体验。这其实不只是体验的长短问题，而且由于体验的加长而使体验程度加深。不仅如此，非自然死亡还有个方式问题。某种死亡的形式不那么折磨人，而有的则是让人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坚定的革命者落入敌手，往往就会得到这种非人的死亡方式。年轻的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死去，她所面对的死亡威胁就与安乐死有天壤之别。
信仰的作用恰在于能使这种可以预料的非自然死亡成为不那么可怕的事情。当人们具有某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时，是比较能够面对这种可怕的死亡的。革命者从容走上刑场，刘胡兰面对铡刀誓死不悔，都是信仰作用的证明。
12．信仰伴随着认识活动的全过程
信仰问题历来与认识问题纠缠不清，研究认识问题不能不涉及信仰问题，如果说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那么它首先是一个认识论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虽没有对信仰问题进行专门探讨，但也不应因此而忽视信仰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价值。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有许多问题都与信仰问题有关，研究信仰问题对于深化、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认识与信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都是人的主观活动，都是人把握世界的活动，它们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信仰看起来好像是与认识完全不同的东西，似乎是认识的对立面或认识的终结，但实际上它是与认识活动纠结在一起而无法截然分开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思想、感觉、信仰是按其特殊的规律结合着的。”关于这种“特殊规律”是什么，普列汉诺夫没有说，但我们可以设想，它总是人的精神活动所固有的一种规律，这种规律体现了人的认识活动与信仰活动的内在的联系，值得哲学认识论去认真地研究。
认识与信仰的关系早就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哲学家们（包括某些从事哲学思考的神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和思索这一问题，从而使这一问题有一些稍许不同的表述，比如知识与信仰、科学与信仰、理性与信仰、理解与信仰等。其中“知识与信仰”和“科学与信仰”两种表述侧重于从认识的结果和结论上考察它与信仰的关系，而“理性与信仰”和“理解与信仰”两种提法则侧重于从人的认识能力和过程上去考察它与信仰的关系。不论是哪种角度和提法，都是对认识与信仰的关系的思考。
从人的认识能力和过程来看，信仰是伴随着认识全过程的一种现象和因素。信仰贯穿于认识活动和科学活动中。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说：“从在心里怀有一个合理的见识到阐明一个理论，每一步都需要有信仰：相信那见识是可追求的合理而确实的目的，相信那假设是近情入理、似乎可靠的主张，相信最后的理论，至少一直到关于这理论是否确实达成了意见普遍一致。这种信仰在人自己的经验中扎着根，在人对自己的思考、观察和判断的能力的信心中扎着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信念是理智活动和科学认识活动的基础。如罗素说过：整个理智的生命是由信念和借助被称作“推理”的行为，由一个信念到另一个信念的过程构成的。信念提供知识和谬见；它们是真理和谬误的载运者。心理学、知识理论和形而上学围绕着信念旋转，我们的哲学视野主要依赖我们所采取的信念的观点。
信仰作为人精神活动的一种能力与人的认识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点，比如都是人类的精神活动，而且都是意向性的精神活动。法国哲学家布伦坦诺提出并由胡塞尔等人不断推进的意向性理论，揭示了人的精神活动与状态所具有的意向性，即“指向”或“涉及”某种对象的特性。人的认识能力无疑是具有意向性的，它总是指向和涉及认识的对象，不论人的感觉、知觉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如此。同样，人的信仰能力也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的，比如相信、希望、精神追求等都是如此，尤其是相信，它作为信仰能力的一种主要因素，与人们几乎所有的认识活动相伴随，表现为认识主体对自身的每一认识的探索活动和认识成果所做的本能的肯定，人的信仰也就是这样从人的认识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当然并非每一次相信都能导致信仰，但这也说明人的信仰能力早就潜在于认识过程中。
13．信仰对认识活动的影响
认识主体的特定信仰对其认识活动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理想化的意义上说，认识的主体应该是客观的观察者和冷静的思考者，尽可能地排除来自自身或外部的非认知因素的干扰，去达到科学的真理，尤其是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正如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所说：“自然的真理是科学的真理；它既不需要热情地凝视，也不需要‘信仰地’凝视，而只需冷静地观察，它是如此的一般或普遍，以至一切现实事物，甚至铺路的石头都属于它。”然而，现实的认识主体即人，却不是一个纯粹的“我”，他的头脑和心灵并不是一块“白板”，他总是有信仰、有热情、有意愿的，他的认识活动不可避免地受着这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着自身特定的信仰的影响。
认识主体的特定信仰对其认识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动力或阻力的作用，其二是引导和规范的作用。信仰是人从事各项活动（也包括认识活动）的一种内在动力，它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动力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为认识主体提供一种认识的目的，从而赋予认识主体以强烈的认识动机。人们并不是为了认识而认识，他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尽管不能否认人们的好奇心和纯粹的探索兴趣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人类的认识活动是有目的的，大凡那些自觉地从事某种艰巨的认识事业的人，往往有明确的认识目的，而这种目的又往往是与其信仰一致的，或直接由其信仰提供的。马克思倾大半生精力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他对经济学有更浓厚的好奇心和理论兴趣，相反，他对哲学和历史的兴趣似乎更浓一些，但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想通过钻研经济学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奥秘，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和共产主义制度实现的必然性，而这正是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所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