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过一段与此相似的话：“我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这段话说得也很重，是从毛泽东的话引出来的。这说明，对于共同理想，也存在一些与当时相近的情况。可能有些共产党人对当前共同理想的目标的追求有不同想法。比如，有的共产党员在外企或私营企业工作，他们可能觉得这种工作不过是为资本家打工，而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可能对工作就不那么热心。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企业主效劳，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为发展我国经济服务，也是在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工作。
13．相信理想与相信实现理想的道路
理想是人的信仰的某种未来寄托，凡是比较成熟的信仰，都不仅是一种对于世界的理论解说，而且是对于人生的一种行动指南，为人生提供了一种理想和目标。因此，理想是人的信仰对象中的重要的或核心的内容。信仰往往体现在对理想的深信不疑和执着追求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人不仅要相信自己的理想，而且要相信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设定的道路。一般来说，理想的实现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不仅由于理想的高远，而且也由于确定通向理想的道路也是不容易的。为了达到同一个理想，人们可能提出不同的追求方式和道路。这就是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理想的人们之间也可能造成巨大分歧的重要原因。有时候这种分歧之大会使信仰者之间发生分裂。我们过去常说的，“正确路线”、“错误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等，其实指的就是在追求革命理想过程中道路选择上的分歧。路线就是道路。
因此，为理想而奋斗的道路选择成为信仰中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只是有一种很好的理想，而不知如何去实现这一理想，则可以说这一信仰还是不成熟的。追求理想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地探求实现理想的正确道路的过程。通常人们总是以为追求理想的过程就是在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接近理想的过程，这就把找到正确道路当作一种前提了。其实，这种前提的获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有时在一条道路上不断前进，看起来目标似乎越来越近，很快就要达到了，最终却发现此路不通，不得不退出这一道路，重新作出新的选择。
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问题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找到实现理想的正确道路。他说：“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14．相信理想与相信领袖
对理想的相信会导向对实现理想的道路的相信，而对实现理想道路的相信，又会进一步导向对指明道路的人的相信。人们对领袖人物的敬仰和信奉，往往与他们对理想的追求有关。
与理想的追求相关的伟大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提出了一种理想的伟大人物。这样的人物具有精神领袖的特征，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代表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不为现状所囿，目光远大，从现在看到未来。这样的伟大人物具有预言家的特点，他们是富于激情和道义力量的，是富于正义感的。他们提出一种理想往往并不是依靠理智的力量，而是依靠心灵的感受。他们对于自己头脑中形成的理想具有真诚的信仰。因此，当他们提出一种理想的时候，首先是自己追求这一理想，并为此付出极大牺牲，也从而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一些宗教的创教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属于这样的提出宗教理想的人物。当然他们的宗教理想与宗教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往往只被看作是某种信仰或某种理想的提出者。
在提出一种理想的人们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提出理想的同时也对理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证，并为实现理想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种只是提出了一种理想，但却没有能力去论证这一理想。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或空想共产主义者能够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但不能正确地论证这一理想，也不能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道路。
第二，论证或确证了一种理想的伟大人物。像马克思这样的人，到底是属于理想的提出者还是理想的论证者？抑或是理想的实行者？依笔者的看法，马克思主要地不是提出和描绘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理想。从前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指出了这一理想及其道义的合理性，但没有指出其历史的合理性，没有论证这一理想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不是预言家，而是科学家。这样的贡献似乎不及提出理想那么大，那么好听，但终究是真正的历史性贡献。如果没有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作出科学的理论论证，使之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则这一理想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提出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把理想的提出和论证结合在一起的伟大人物。同时，马克思也是理想的实行者，为了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
但是总的来说，马克思的时代还不是理想变为现实的时代，因此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不及他对理想的论证更大。
当然，在对理想进行理论论证的人物中，像马克思这样的伟人是少见的。而更为多见的往往是一些理论家或从事理论工作的人。
他们较多地是对理想作一些解释性工作，论述性工作，或宣传教育性工作。这样的人物并不都能成为领袖人物。
第三，指出了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的伟大人物。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就属于这样的人物。显然，这些历史人物的贡献丝毫不比提出理想的人的贡献小。如果说理想的提出是在思想上从无到有，那么理想的实现则是现实中从无到有的转变，是一次飞跃。
理想的提出，只是指出了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总方向，但总的方向还不等于具体道路，如果没有正确的具体道路，就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因此，追求理想的人们，还要不断探索实际的道路。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人们可能会走弯路走错路，遭到巨大损失，因此就更需要引路人。特别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出现某个领袖人物，指出了实现理想的正确道路，成为凝聚人们的核心，人们就会以无限感激的心情把它当作“救星”。这是一种强烈的生活体验。当一个人迷路之时，或者像鲁迅所说的醒来之后发现无路可走，此时若有人向他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他将会怎样地兴奋和感激！
就拿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来说，当中国革命长期找不到正确的道路，而不断遭受严重失败，时时处在生死关头时，毛泽东找到了在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由此他就成为公认的领袖。邓小平也是这样，当我们建国以后，找不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了正确道路，从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有崇高威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说，找到正确的实现理想的道路是这两位中国伟人最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带领人们追求理想而作出的实际贡献的伟大人物。这是一种实行家的类型。比如，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黄兴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在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谈到孙黄的关系，说“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这一说法最初是由国民党人中推崇黄兴的一些人提出来的，当时是一种褒黄贬孙的说法。因为在当时，人们对理想一词的理解中包含有主观随意、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意思。顺便指出，“理想”一词作为一个新词是从日本引进的，清末民初开始在知识界流行开来。但或许是由于理想一词是一个新引进的外来词，所以含义及其使用方法尚不稳定。所以有时人们把它当作褒义词，而有时又相反。到后来，“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又成为褒孙贬黄说法。但不论怎样，这种实行家也是非常宝贵的伟大人物。
15．即将实现理想的时期人们最感兴奋
理想的追求者总是对于理想的实现有一种预期，把理想想象得非常美妙，非常迫切地盼望着理想的实现。所以，可以肯定，对这些人来说，即将实现理想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期。当理想目标出现在眼前，看着越来越近，似乎很快就要达到的时候，正是人们最为兴奋、感觉最为幸福的时候。
当人们确定一种理想的时候，就改变了心态，在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这时人可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但这种状态还不能与即将实现理想的时期相比。同样，当人们在逆境中苦斗的时候，在面临着巨大困难的时候，人们尽管也是抱有着希望，但从心理上看，人们可能会出现压抑感。这时希望的种子虽然在发芽，但过程缓慢。
而只有当理想目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灯就会突然一下子全部点亮，希望的种子突然发芽胀大起来。这个时候才是人们感觉最幸福、最不怕困难的时期，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被集中到即将出现的理想上去，心中充满着渴望。
列宁认为，理想开始实现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成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
毛泽东也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过理想“快要”实现的兴奋心情。
他的旨在鼓舞人们的革命信念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理想即将实现，或自以为即将实现的时候，是人们最兴奋的时刻，也是人们最易于陷入狂热和不理智的时期。建国以来当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的兴奋心情真是难以形容。“跑步进入”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人们以为共产主义理想“快要”或马上就实现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是最为激动人心的。当然，事实证明，我国在那时离共产主义还远得很，即使是跑起步来也不能马上实现。
所以，那时的“快要”实现，不过是自以为快要实现罢了。但这也仍然使人们兴奋不已。
许多宗教，尤其是现代的许多准宗教，都非常善于利用人们的这一信仰心理。所以那些预言家们，总是预言世界末日快要到来，耶稣即将到来，千年天国即将到来，信徒即将升天等。使人们产生强烈而迫切的期待心理，并利用这一心理来煽起信仰狂热。有的借此大发信仰之财，因为当天国“即将”到来的时候，财产作为身外之物已经没有了价值，所以“即将”升天的信徒们的大量财产都进入了邪教头头的口袋。
16．“神灵：理想实现的万能保证者”
从追求理想的角度看，宗教中上帝的角色，实际上是理想目标实现的万能保证者。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上帝这位万能者是怎样产生的。
人追求目标，追求理想，这是人自己的事情，与宗教信仰关系不大。即使没有上帝和宗教这回事，人们本来也是可以照样形成自己的理想信念，照样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的。但是，从人类追求理想目标的实践活动本身，特别是这种追求过程本身，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引出宗教的上帝来。简单地说，宗教信仰中人们对上帝的崇拜，来源于人们对于实现理想目标的手段的崇拜。实现理想目标的手段、道路等，本身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因为它们不过是追求理想的工具或中介。但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这些手段往往决定着理想能否得到实现。所以，人们对于手段的选择具有一种敬畏感，对于手段的威力有一种信赖感乃至崇拜之情，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人们再不知不觉地把这些手段的作用加以夸大，把它们变成万能的手段，并加以人格化，把它看作是能够保证人们实现理想的决定性力量，那么，这种目标实现的手段就具有了另一种令人敬仰的面貌，与神灵相去不远了。实际上，宗教的上帝就其本来的作用讲，也无非是一个决定着人们理想实现的万能保证者。
在人类历史早期，由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相比非常之小，因而这个保证者主要表现为一种不受人控制而又能决定目标能否实现的力量。仅仅由于这一点，就会使人们对它的崇拜不亚于对理想目标本身的崇拜。信仰的神秘化由此开始，宗教信仰对象——神就此发端。神，实质是神秘化的保证者，是神秘化的中介。
理想目标实现的手段系统中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和客观必然性因素在这里都幻想化了。上帝一方面是夸大了的客观必然性因素，是它的严厉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是夸大了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因素，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异化形式。
信仰的神秘化在信仰对象上的表现就是人们的信仰指向的变化，即从实践目标到目标实现的保证者转变。由于人对这种保证因素的依赖和恐惧，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实践目标转向了目标的保证者。人们开始将希望、愿望和情感寄托在这个保证者身上。随着对这个保证者作用的夸大，人们把接受保证者并得到它的帮助作为生存的目标，而把实践目标看作是附属于保证者的东西，似乎只要得到了保证者的帮助，实践目标就自然会实现。这种分离的进一步加剧，其结果是造就了人类两种最根本的信仰对象——作为目标本身的信仰对象和作为目标实现保证者的信仰对象。共产主义信仰由于直接将实践目标本身作为信仰对象，因而本身没有任何神秘化，在这里目标实现的保证因素是作为隶属于信仰主体的因素而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