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写下这篇短文。
许毅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甚深的老专家，尤其是在财政学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学术建树最辉煌的时期，当数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20多年。这20多年，许老视野更开阔，问题想得更深。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研究成果上。说这一段他的研究硕果累累，一点也不夸张。这一段，他不仅主持编写了多本大部头中国经济史方面的专著，据我所知，他还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了不少建议，并出版了多本论文集。至于他参加主持的学术会议，那就更多了。
他所研究的问题，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已有的见解，不是使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就是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不是闭门造车式地造出来，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大量占有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得出的。你尽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个或某几个论点，因为任何著作都不可能白璧无瑕，“止于至善”，何况见仁见智从来如此。但是，不论怎么样，你都不得不佩服他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不能不承认他所有论点都是言之有据，因而是不可以轻易否定的。
治国也好，治学也好，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最关紧要的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许毅同志可贵之处就是努力这样做了。他研究的史学，具体些说，中国近代经济史，是近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古今中外，治史的人都有个站在什么立场上分析史料和史实的问题。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同一件事，看法却截然相反。例如清末的反动统治者，丧权辱国，成了“洋人的代理”。绝大多数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把慈禧太后等判定为卖国贼，是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不推翻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国人民就不能翻身得解放。可是，另有那么一些人却把这些反动统治者吹到了九天之上，似乎靠他们就可以救中国；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们的笔下却成了小丑。又如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可是有的人却和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相呼应，企图让中国人民忘却这段屈辱的历史，宣扬对于日本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对于图谋霸占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等罪恶行径，都应以宽容之心去对待。这些都证明，由于立场不同，观点各异。
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会不会有碍于科学性呢？根本不会。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见《爱尔兰史》）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因此在他们那里，阶级性和科学性必然是相背离的，特别是在他们走向没落以后，这种背离就更加明显。工人阶级则与此完全相反，他们的根本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以及他们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而树立的理想信念同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因而能够做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许毅同志所以能够在耄耋之年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又是和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治学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思想。综观我们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凡是在史学研究中造诣较深、成就丰厚的学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但是，近些年来，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剥削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重新抬头，意识形态的许多阵地正在被占领，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不久前，在经济学界很有名望的刘国光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现在比较普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反而成了主流的不正常现象。他的谈话和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的拥护，反响是强烈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讲出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希望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各项改革，而不受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的误导，希望高校培养出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而不是掘墓人，希望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气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刘国光同志的谈话和文章，也着实惹恼了一些人，引来了这些人的“大批判”。尽管他们的批判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但也再次暴露确实存在两种改革观。
上边说的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情况。别的领域怎么样呢？人们都还记得，1994年上半年，一位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主讲教员，向学员讲：“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假定”中第一个就是所谓“经济人假定”。什么是“经济人假定”？就是“把人看做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这位教员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说成是“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的公理。这种歪理邪说理所当然地受到批评，但听说至今这位教师还照样讲授这一套。这说明，宣传新自由主义已经很时髦了。
这不是说不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我有用的东西。但现在不是要不要借鉴的问题，而是要以什么思想为指导的问题。现在，既有深厚的马克思理论功底又熟悉西方经济学，既懂理论又了解实际的经济学家本来就不多。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又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话语权。而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有的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二、三道贩子。可是，千万不能轻视这些知识贩子所起的坏作用。不少青年受其毒害不用说了，更严重的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被误导，按照这些人出的馊主意行事，造成不良的后果。
和这些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相反，许毅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问题，得出有真知灼见的结论。这又是难能可贵的。
许毅同志可贵之处还在于，不计名利，不辞辛勤，埋下头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学风，本来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正风。当然也有遭到破坏的时候，但随之经过恢复并发扬光大。可是近些年来，在学术界刮起一股浮躁之风。有那么一些学者，根本不去下工夫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刻苦研究了。灵机一动就凑出一篇文章，甚至拉成一本“专著”。反正新名词那么多，让人似懂非懂的话也不难编；再加上“浅入深出”，把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意思来个“弯弯绕”，绕成几十句、上百句；还可以来点玄的，玄得你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其实道理很简单。通过这种种办法，不用说一篇文章，就是一本书也不难搞出来了。更省事的是做新时代的文抄公。电脑普及了，一打开，材料、观点应有尽有，抄起来比剪刀加糨糊方便多了。材料可以不去分“粗”和“精”、“伪”和“真”；观点也可以不去分“是”和“非”，只要是“新”观点，管它是历史虚无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抄来便是。对于抄来的观点，有的是真正赞成，而食而不知其味的也不乏其人。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许毅同志坚决反对的。
总起来说，我认为许毅同志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是由于立场正确，观点科学，方法得当，学风严谨。我以为，我们祝贺他90诞辰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的这些长处。
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成为鼓励老年人不服老的名言。但我觉得陆游用“飞龙在天”，比“老骥伏枥”，更为积极，更能表达应该老有所为的意志。我相信，许毅同志以他健硕之躯，聪慧之脑，今后一定会为我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在资政育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我的祝贺，也是我的期盼。
2006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