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时年作为而立过后的我，在人生的征途上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非常荣幸地成为许毅的学生，成为财政部科研所“黄埔一期”（1978年招生）的研究生，进而毕业后成为一名党的财经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对此，我引以为自豪。
而今，德高望重、鹤发童颜的恩师许毅，即将年届九秩。仰望高山，云蒸霞蔚；放眼大海，波澜壮阔。在学生的心中，许毅就是一座高山，一片大海。事实上，他就是一位集革命家、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传奇式人物。在财经理论研究上确有大视野、大思路、大成就。
大成就：集革命家、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
许毅戏称自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出来的。1931年，他刚满14岁，就进了海门大生纱厂棉花收购处当学徒。抗日战争的烽火，点燃了他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早在1938年他就正式投身于革命。作为新四军与国民党的一名联络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陈毅指挥的黄桥战役中立下战功；1941年5月，鉴于他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组织的各项斗争和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一直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1946年，粟裕领导的苏中自卫战七战七捷，作为分担后勤工作的许毅，为作战胜利提供后勤保障又立下新功；淮海战役之初，许毅担任华中支前司令部粮食局副局长，兼任财粮部副部长；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许毅任苏北粮食局局长，兼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许毅在老解放区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铸就了他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敢于开拓进取的革命风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华东任命政府财政部预算处处长，华东税务局副局长，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财政部党组成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咨询员，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等职务；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建设，为我国高级财经人才的培养及队伍建设，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些巨大贡献中，他所涉及的众多领域，他所展开的开创性工作，他所取得的辉煌业绩，都令人折服！
作为革命家的许毅，又是一位时代造就的实践锤炼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学术活动中，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向社会学习，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引出重大研究课题，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他具有高度的原则精神和科学态度，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从不随“风”飘荡，同时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用以修正或充实自己的学术论据；他作报告深入浅出，引用数据、材料如数家珍，生动风趣。他的论著观点鲜明、材料充实、议理透彻，因而，他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经得住实践验证的。早在1958年，他就从宏观角度着手经济指标问题研究，从而发现了企业核算与财政、银行的关系，即基本利益一致但又存在矛盾的关系，进而提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承认这些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以改进经济核算工作，促进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的统一。他的这一极富创新的理论探索，把经济核算研究推向宏观领域，并促进人们对整个财政问题的研究。要从宏观决策与调整中去把握。1959年，他与王琢、黄菊波一起发表了《流动资金简论》，对流动资金这个具体经济问题进行了科学探讨与总结，同时阐明了宏观决策与否与流动资金占用量的关系。真可谓“小题大做”，学术价值很高。1962年，根据固定资产再生产的特点，结合“一五”时期、“大跃进”时期和调整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他主持编写了《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最早提出把基本建设作为国民经济一个特殊领域的观点，把国家财政中预算资金的分配、基本建设财务拨款同银行的结算、信贷融为一体，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加以观察、分析、研究，从而建立了中国式的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这门科学，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证明了他的这个观点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鉴于许毅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就，1988年9月，他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协会选举为该会年度会员，并被收入《国际名人辞典》第21版中；同年又经国际传记协会理事会决定被收入《世界名人名誉册》。1991年被美国国际传记协会收入《名人录》，并授予杰出贡献证书；同年5月，被中外名人研究中心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1991年10月，荣获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当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许毅更是公认的具有权威地位或科研“司令”的财政学家。1963年，他向财政部党组主动请调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专职从事财政科学研究和领导工作。他履职后立即着手探索财政科研的特点及其规律性认识。他认为，财政科研所需要对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要把为财政部工作中心服务和财政学科建设这两大使命结合起来。他既反对研究所的同志埋头经院式研究、不重视实践的偏向，又反对一味跟风而动、不能冷静从事系统研究的偏向。在他的主持下，财政部科研所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十年浩劫期间，财政科研所被撤销，许毅本人也遭受了长期迫害。“文革”结束后，许毅恢复了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的原职，并出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在财政部党组的大力支持下，他全力投入了重组全国科研队伍的工作。此时，他那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兼备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几年的时间里，他把科研、教学、实际部门三方面的力量组织了起来，还促成各省市建立了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服务的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全国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生命力的科研大军，因此也有许多人亲切地把他称为财政科研战线上的一位“司令”。
1978年8月国家恢复了学位制度，许毅立即建议在财科所内设立研究生部，这项建议得到了财政部领导的支持，财科所的研究生部迅速组织起来，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成为第一批研究员兼研究生导师。1981年，许毅本人成为了全国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并当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而今他倾注极大心血培养的众多硕士生、博士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有的成为著名专家学者，有的成为省部级领导，有的成为大型企业或集团的企业家。伴随着财政理论及其科研队伍的建设，许毅日益成为财政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陈共语）。对此，文后将作专门论述。
许毅在关注从事当前问题研究的同时，兼做历史问题的研究。人们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人们甚少知道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其实，许毅教授的学术，不仅在经济学、财政学上卓有成就，在史学研究特别是财政经济史研究上也不失为当代中国的一位大家。他在历史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二是对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史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三是对近代中国外债史史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特别是在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与近代中国外债史的研究方面成就杰出，贡献卓越，称得上是这两个领域的拓荒者。1976年，他受命组织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他组织各方力量、广泛搜集材料，主持编撰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根据地以后全党和毛泽东同志早期的财经思想和实际财经工作经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事求是的总结。紧接着他又组织了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史的编写，各地先后出版的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达37种，共42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所有这些成果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根据地财经打下了基础。这些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编写，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财政史研究的空白，总结了革命战争时期财经工作的经验，同时也为认识财政本质，认识财政分配对巩固上层建筑和调整生产关系，巩固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建立社会主义财政学新体系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此外，许毅还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和档案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并亲自领衔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3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2册）、《清代外债史论》。这些工作前后用了将近16年时间，仅资料整理工作前后总计就完成了1000多万字。这些出版物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最为齐全的外债史研究资料，是一项中国外债史研究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奠基工程。
在此基础上，许毅以外债问题为切入点，研究了近代中国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特殊过程。他发现，外债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形成中国特殊国情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联系清代洋务运动和外债的关系，着手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形成的原因。他从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清代、北洋、民国、新中国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对比，说明了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必然性，也说明了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不可动摇性。同时，他还用历史这面镜子告诫人们在喜逢盛世的同时，要戒骄戒躁、戒贪戒腐，利用相对和平的大环境谋求发展，谋求和谐社会的创建。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努力下，总计约180万字的《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本系列丛书，历经六年的紧张编写目前已全部出版发行，现在他正组织力量紧张地进行该套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
许毅教授在潜心研究外债史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的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如《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历史反思》、《清代前期对外贸易政策及海禁的性质》、《中国第一笔外债形成的经过》、《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等一系列立论高、视野广的开创性论文。其中，1988年发表的《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大视野：聚政治眼光、战略眼光、经济眼光和发展眼光于一体
依我看来，许毅之所以成为集大成者，成为大理论家、大学问家，其中的奥妙很多，但大视野是其最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大视野，体现在他的研究上，即具有非常敏锐而深邃的政治眼光、战略眼光、经济眼光和发展眼光。
从政治眼光而言，许毅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譬如，在基本经济制度上，他始终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立场。他认为，在基本经济制度中，首先必须肯定“为主体”，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所决定的。其次，又必须肯定“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再次，对于上述两者的关系，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是前提，是居支配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而后者则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需要，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比如，股份制企业中由国家或集体控股，就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起到“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的具体形式，是“普照的光”作用的落实。还有，他强调指出，经济成分多样化与生产方式一元论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决定的。但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所有制成分多样化，并不等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可以多元化，即不可以让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共同主导社会。否则，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从战略眼光而言，许毅在理论研究中始终坚持从根本上、全局上、趋势上把握研究的方向、重点和要害问题。譬如，粉碎“四人帮”之后，针对当时党内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积累和消费关系尚未调整好，国家财政有较大赤字，许多企业的生产方向尚未摆正，管理基础十分薄弱的客观实际，1979年3月，许毅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会计学会筹备会与科研、教学研讨会上提出应当把“调整”放在第一位，体制改革必须服从调整，有利于调控的观点。具体的途径是调整好积累与消费、工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以及长期被扭曲的价格体系，尤其是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会后，许毅向财政部党组和国家领导人递交了以“调整”为主题的报告，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的观点和报告对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起到了一定作用。又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许毅始终坚持“主观”能动论，即体现人的因素，特别是认识和驾驭宏观调节的能力，同时深刻揭示了所有制与产权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必须牢固坚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但其实现形式是可以加以灵活实现的，在改造过程中可以参考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在生产资料的配置中，国家应当能动地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一方面发挥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有关宏观产业政策来调节资源配置的供需平衡，从而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使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一起得到发展。
从经济眼光而言，许毅在财政理论研究中，始终坚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决定，以及财政反作用即能动制约经济的辩证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许毅与陈宝森同志一起，在有关院校同志的协助下，编写了《财政学》。这本书把积累和消费这对基本矛盾作为主线，专门探索了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为财政学建立起了一个不同于收、支、平、管传统研究体系的别具一格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许毅又提出了广义财政学的概念，以马克思提出的三大基金、六项扣除为原理，形成了熔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于一炉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财政学框架。
在我国加入WTO的过程中，许毅敏感地认识到我国在改革开放中运用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性，提出了必须运用资本对小生产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要以资本为纽带，促进我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造我国广大农村大量存在的小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运用的理论；根据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公财政和私财政的比较中，科学地吸收了西方公共财政中的应用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形势下财政工作完整的框架体系。
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任务，许毅认为必须从改造小生产，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这个最低纲领做起。因此，他把当时的研究工作重心放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型期的财经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上。他以这个大课题为出发点，正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型的实质、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和中国国情的由来、21世纪中国的国际经贸、外交、军事发展战略这些宏观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资金调度使用、企业管理、财政绩效评价、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等具体问题进行着分项研究。
从发展眼光而言，许毅在财政经济理论研究中，始终着眼于发展，置财政研究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全局之中。当前，许毅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通过对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调研，一向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关心农民群众疾苦的许毅通过不同渠道，从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经济大开发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一贯认为，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只在一些具体的农业政策方面修修补补是没有出路的，要使农民致富必须对现有的落后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通过土地的转承包，通过发展农村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的集中经营来解决问题。龙头企业在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运作的同时必须强调其服务职能，强调以农为本。要从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数量的规模化入手，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是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环节走向高度分工的过程，也是农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因此它的发展要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企业化生产为龙头，以基地为依托，采取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这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大思路：熔全局性、理论性、实践性于一炉
许毅在理论研究中的大思路，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这种大思路，是与其革命家的立场、全局性的襟怀相联系的。当然，也是源于对“老祖宗”基本原理的忠诚，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对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许毅高度重视方法论的科学性，他本人的研究工作是一个随时间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业已形成了“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总结理论，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再达到更高的理论高度”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良性循环。他一贯强调，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实施，还是实地的调查研究，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尤其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变，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则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进行灵活的调整，也就是说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工作，都必须既坚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脉相承，又要做到与时俱进。一切研究都要从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否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都会脱离实际，出现偏差。总之，高度重视理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正确处理惟实、坚持与创新发展的关系，熔全局性、理论性、实践性于一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使理论真正成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
从改革的大思路而言，许毅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的中国特色。譬如，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他认为，“如果看不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然性，就是脱离国情；但因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要共同发展，就否定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主体地位和应起的主导作用，就会走向邪路”。又如，为了实现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战略任务，他“打个比方，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团结一切积极因素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现阶段，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应当在经济战线上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团结多种所有制经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共同奋斗。”又如，关于我国的四化建设、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问题，许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本质与四化建设的任务、市场经济的机制相统一。他针对那种只讲四化，只讲市场经济，而不讲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忘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太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他说“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定语，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作了质的规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主要又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他认为，公有制是生产力社会化的最高形式，是大生产的必然产物，而发展商品经济，就有商品交换，就会形成市场；有市场就会形成市场机制，“因而公有制不仅不与市场经济相矛盾，而且是有本质的内在联系的”，“其联结点就在运用商品经济的共同规律——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目的）的关系上，把市场供求与资源配置置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总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凡涉及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等基本原则问题，许毅总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把“老祖宗不能丢”与又要“说新话”结合起来。
从发展的大思路而言，许毅始终遵循发展的规律性，探索发展的科学性，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粉碎“四人帮”后，许毅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就是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翻开《许毅选集》第一卷的目录，其中第一编第四部分和第二编第一部分共计10篇论文，都是这方面的力作。他认为，在社会主义中，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主导形式，并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反映其本质特征的经济运行规律。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实现了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统一（即本性的统一），所以才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并逐渐认识、逐渐学会运用价值规律，进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并据以建立符合客观规律体系的社会经济规则和秩序。
许毅认为，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按照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事实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规律办事，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规律，也即是说，消费是目的、是动力，生产是手段，生产要为消费需要服务。其次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办事，关键是资源的合理配置特别是产业、企业、产品结构的合理安排，即合乎铁的法则合比例的要求。再次要按按劳分配规律办事，即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依据，正确调节利益机制，进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还有必须按价值规律即价值决定供求及其实现的规律办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许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30年来的实践证明，价值规律对生产也起调节作用，即指导生产、指导消费、调节供求的作用。他指出，新中国成立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在价值规律面前我们常常受到两种惩罚：一种是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搞“一平二调”，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时价值规律就出来惩罚我们；另一种是只凭主观意志办事，搞计划不讲综合平衡，搞生产不讲科学性，搞基建不算经济效果，在企业中不讲经营管理和经济核算，在财政上对税、利、价不研究配合应用，而放任自流，或者搞机械的“一刀切”、不许动，这时价值规律就出来惩罚我们。由此，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在生产领域运用价值规律就是要搞好社会范围的经济核算，反对那种所谓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片面观点。对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浪费社会劳动的企业进行彻底的调整和整顿，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真正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办法，这是财政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在研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许毅还深入研究了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许毅认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杠杆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觉地建立适合于自己的经济基础的规则和秩序，自觉地运用经济杠杆，以调节分配方式、交换方式，使之适应于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地学会运用和熟练地驾驭客观经济规律，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
在发展的科学性上，伴随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干快上”我国又搞了一次“洋跃进”，被“四人帮”推到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又出现新的比例失调。对此，许毅对综合平衡问题、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比例、平衡、效果和速度辩证统一的问题，我们研究综合平衡，最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或比例关系。财政部门应当为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发挥能动作用。为此，第一，必须以国力制约建设规模；第二，必须通过分配结构的合理安排来制约经济结构。只有多方面的结构安排好了，合比例了，平衡了，才能有好效果，才能有高速度，人民才能得到实惠。关于体制改革问题，许毅认为其核心，一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事与权、权与责的权责分工问题；一是处理好分配关系即按劳分配和承认物质利益原则问题。为了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他于1981年发表了《从国际经验看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文章。他强调，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要搞好经济改革，高速度发展经济，必须处理好生产与生活、计划与自由、局部与全局、自力更生与国外引进、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改变小而全，实行专业化协作问题。他的这些论述至今仍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在发展的可持续性上，他本人以及对博士生的指导中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有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国防经济、旅游经济，并对经济发展的多方面，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条件、关键、途径、结构、质量、效益等，均有全面深入的探讨和深邃的见解。
至于大财政问题，许老主要从四大块，即经济与财政、政治与财政、改革与财政、调控与财政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述，更是从本质与现象、内涵与外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将全局性、理论性、实践性熔于一炉。许毅教授早在1993年就发出“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并撰文论述了广义财政学的基本思路。他说：“提出研究广义财政理论体系的命题，目的也正是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互相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界，在更广阔的范围上重新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他认为，要使财政理论摆脱近些年来出现的“全盘西化”和“国家分配论”狭窄化倾向的束缚，将其重新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系统的分配理论和政策体系，为21世纪我国财政工作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必须来一次深刻的反思和革命。而今，伴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主要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进程，许毅的广义财政学正在成型之中。我相信，这是财政理论建设的又一座丰碑，当然也是许毅90华诞最有价值的礼物。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