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经我的博士生导师金普森先生的引荐，来到财政部财科所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工作。所里指定我协助许毅教授从事《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系列丛书的编写工作，使我有机会追随许老学习和工作。通过和许老近距离的接触和交往，我深为许老清晰的思路、广博的知识、和蔼的态度所折服。博士后两年的研究时间是短暂的，而终身的受用是无穷的。下面就我追随许老编写《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一书谈点体会。
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债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外债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而出现的，而且随着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着不同的特点。作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手段，外债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因此，财政部党组和张劲夫部长对外债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委托许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系统整理中国近代外债档案资料。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许老主持、编写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3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1~3卷），厚厚的18本，共计上千万字，于1988~1992年间，由档案出版社等出版发行。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齐全的外债史料，亦是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的奠基工程。在此基础上，许老还先后主编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论》、《北洋外债和封建复辟》两部专著。但由于这两部专著都是断代专题史，不能全面反映近代外债与近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变革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长时期的思考，许老酝酿把中国近代以来各历史时期的外债置于从清末到现代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进行整体研究，撰写一部通史类著作——《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主要研究外债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二卷《北洋外债与辛亥革命》，重点研究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第三卷《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与官僚（垄断）资本的形成》，主要研究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官僚资本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特殊性；第四卷《新中国时期的外债与民族复兴》，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帝国主义四面封锁下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合理利用外债外资，走向民族复兴。第一卷在我进站之前已由王晓光协助许老完成，于2002年9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协助许老编撰这套丛书是从第二卷后期工作开始的，在许老的亲自指导下、在其他有关人员的协助下，该丛书的第二卷至第四卷分别于2003年10月、2004年8月和2005年7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从参编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许老主编的这套丛书有以下特点：
1.体系完整。外债在中国近代产生后，对它的研究虽然很早就开始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缺乏系统性，只能散见于一些财政史和经济史论著中，如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民国续财政史》和《国债与金融》等著作对当时中国的外债问题有所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近代中国外债问题的著作较代表性的有徐义生编、中华书局1962年10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该书既有各时期按年编列的外债表，也有若干专题性统计表，为后来的确良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整理资料，不可能对近代中国的外债做系统的研究。论述近代中国外债问题的专著，首推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该书内有“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三编。但总的看来，该书还只是资料整理排比，对有关的问题论述过于简略，缺乏深入的探讨。而许老主编的这套丛书，对晚清外债、北洋外债、国民政府外债和新中国外债四个阶段的外债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覆盖了自外债产生以来的全部历史。对各个时期的外债债项、外债成因、抵押和偿还以及近代中国外债的主要特点作了完整的分析，确立了一整套外债研究的体系，对我国的外债史研究和外债事业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2.视角独特。以往不少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外债史时，局限于就债论债、就事论事的方法，影响了中国外债史研究的深入。许老在这套丛书中克服了史学界的这一倾向，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原则，把外债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发展中去分析研究，用辩证的观点洞察外债与社会发展变革之间的关系。既要看到外债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更要看到它对我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演变以及社会制度变革的作用，从而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具体来说，第一卷《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是以外债为切入点，从洋务运动着手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研究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进而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依据。第二卷《北洋外债与辛亥革命的成败》，则主要揭露了反动腐朽的北洋政府为了复辟封建专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而大肆举借外债，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外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罪恶；说明北洋外债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工矿、铁路、航运、电信、金融等的发展壮大，即外债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它直接引发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第三卷《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力图说明外债与国民政府时期官僚资本的形成、发展和膨胀息息相关；外债对抗日战争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外债与国民政府的最后失败也紧密相关，等等。第四卷《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部以外债为切入点、研究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着重说明中国在经过百年屈辱之后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新中国前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外债、外资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正确利用资本的纽带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五个统筹与和谐发展的途径和方法，等等。
3.资料翔实。由于这套丛书的编写是在许老主编的《清代外债史资料》、《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有关史料根据债项及当时政治、军事、经济背景逐一分析研究后写的，因此具有十分可信的准确性。而且，该丛书各卷末都列有“附表”，如“清代外债债项一览表”、“北洋政府时期汇率一览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分类一览表”、“1979~2003年我国利用外资概况”、“1951~2003年我国外债规模”等等，堪称资料详备，为研究近现代中国外债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追随许老工作的这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1.勤奋工作，争分夺秒。许老虽年近九旬，但外出调查、进行科学研究的旺盛精神与年轻人相比，毫不逊色。他现在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包括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财政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和财经历史问题等三个部分。为了完成这“在几条战线同时作战”（许老语）的目标，许老如果不外出调研，每天上午准时来科研所上班，而且基本上他比我们年轻人来得早。许老这种忧国忧民、笔耕不辍的奋斗精神令我深受感动。我想，许老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除了他丰富多彩的经历、独特的个性和自身的学识外，珍惜时间、拼命工作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精益求精，力求完善。许老经常对我们几个助手讲：“文章不怕改，好的文章就是改出来的。”所以他每次都要求我们必须对文稿进行反复的修改，从叙述的角度到观点的提炼直至逐字逐句的斟酌都要数易其稿，直到他基本满意为止。如这套丛书的结束语“科学的实践、历史的启迪”一节的初稿，当时只是概括了第四卷的内容，后由柳文根据许老的要求多次修改，前后不下10余次，最终改成一至四卷的总结，正与“导言”相呼应。
许老平时对我们几个助手，看似严肃，实则和蔼可亲、风趣幽默，对我们的教诲是严而不厉。他告诫我们不能死读书，要开动脑筋，融会贯通，灵活思考；他提倡走出书斋，走进社会，关注现实。他一再强调，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社会发展规律，从而用以指导当前的实践。虽然我现在已不在许老身边工作了，但他当年对我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美好的记忆。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