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人对十月革命已经淡忘，而我却难以忘怀。不是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而是有一个与十月革命同年的世纪老人，在我生命中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这个世纪老人，有“财政学界总司令”之称，同时又在历史学界取得重大成就，在财政学和历史学两个领域享有盛誉，他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许毅教授。按照中国传统，今年是许老90华诞之年，作为弟子和晚辈，逢此盛事，欣喜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一年前即有写点什么的心愿，而至今萦绕心头，下笔如山，除了怪自己手拙笔笨之外，实在如师兄韩继东在许老80大寿时所云，是情重之故。
在财经学界和历史学界为人熟知的许老，不仅仅在于年龄上是老寿星，而在于其资历老、学问高、影响大，90载丰厚人生，80年奋斗足迹，70年革命经历，功勋卓著，桃李满天下，是老战士、老革命、老领导、老专家、老教授的“五星级”世纪老人，更是弟子后生们的老师长、老朋友。许老卓越的学术成就，如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恢弘壮阔、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与许老相差近半个世纪的后生弟子，我无力，也没有资格对许老的漫漫人生和煌煌功业做全景式的描述，只能选取几个片断、几朵浪花，为许老九秩寿诞表达心意。
我是在1988年5月师兄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第一次见到许老的。当时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现浙江大学历史系）金普森教授名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近代财经史，选题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国内公债问题。按说历史学和财政学是学术理论界相距不近的两个领域，交汇的机会不多。但是，三生有幸，人生有缘。许老从财政到历史，我从历史到财政，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起。同年8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近现代史年会的大会专题报告中，许老提出了震撼史学界的“两声炮响”论。1990年5月，许老推掉许多博士论文答辩邀请，作为答辩主席主持我的硕士论文《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研究》的答辩。随后，在许老的带领下，我由内而外，参加许老领导和主持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1997年，我脱产考入许老门下攻读财政学博士学位，同时继续在许老指导下进行近代外债研究，并于2000年以《论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就教于许老和与许老一起调查、研究的经历使我收获丰厚。许老从一个只上过小学的纱厂学徒工成长为著名财经学家，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共和国财经战线的老领导和财政学界的泰斗，其丰富的经历和成就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就是一座厚实的图书馆和知识殿堂。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许老丰厚的人生和卓越的学术成就，来源于他坚定的革命信念、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坚持真理、追求真知、坚持原则的品格。“文革”中，许老受屈以“双料特务”等多种严重罪名下放到农场和“五七”干校改造8年。但每当与我们谈起此事，许老没有丝毫怨言，而是乐观大度地将此经历视为锻炼自己、修身养性的机会，曾经多次不无自豪地对我说过，要感谢8年劳改，它使自己锻炼了身体，恢复了健康，丢掉了拐杖。当我敬佩许老80多岁还为工作四处奔忙，参加会议和作报告可以坚持4个小时不起身，精力超过我们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时，许老告诉我，“文革”前自己身体其实很不好，不到50岁就拄上了拐杖，没想“文革”后身体康健，自己八九十岁还能“周游列国”。另外有一次与许老搭乘电梯时，见一位50多岁的女士对许老热情问候之余还真诚地鞠躬、握手，出电梯后有知情人告诉我，此女士是研究所职工，“文革”中曾卖力批斗、打击过许老，“文革”后处境凄凉，许老不计前嫌，将该人找回研究所上班，令此人由衷敬佩，每次见许老面都要鞠躬。师母罗老生前曾经以“心底无私天地宽”与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许老共勉。确实，许老是以无私心宽的胸怀达到人生的崇高境界，以豁达大度的心态书写人生的辉煌成就。
许老的工作和学术，都打上了“文革”“实”的深深烙印。许老以陈云同志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点，都来源于实践，来自于结结实实的调查研究，理论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许老以八九十岁高龄，每年都有学术著作问世。这些理论著作，都不是纯书斋的产物，而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际，来源于坚实细致的调查研究。许老每年有约1/3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调研，到农村、城市、工厂、企业、财政局、税务所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和调研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才有《财政理论与实践》、《迈向新世纪的财政与经济》、《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等鸿篇巨制的不断问世，才有财政学的国家分配论、广义财政论、中国近代史的“两声炮响”论、近代中国外债的“两重性”论、国防与军事工业的“生产力促进”论等震烁学术理论界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的提出。在许老身边的几年，我跟随许老到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福建、浙江、四川、湖北、山东、辽宁、安徽、江西、海南、陕西、广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调研。在我具体参与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中，许老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从不简单地就事论事，不为历史而历史，几年磨一剑。学术队伍虽分处各地，但是每年都要聚谈几次，不断调研、不断提出和修改问题和思路，四本外债史论专著，几十人用了近20年时间，还在根据实践和调研情况不断修正、完善。
许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虽然横跨财政学和历史学，在财政理论、财政政策与实践，在财经史和中国近代史、当代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有卓越的成就和建树。但是，许老的所有研究和理论观点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与唯物史观。许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立场鲜明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而是一以贯之，坚持真理。2002年11月，为给我的学术专著《外债与社会经济方针》（实际上就是在倾注了许老大量心血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撰写出版序言，许老谈到，自己理论研究的主线和所有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回答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它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问题？顺着这个思路和逻辑线索探寻下去，就要回答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何而来，中国近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是怎么形成的？探寻的一个领域，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由此，许老提出了形成中国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社会主义的“两声炮响”，提出并有指导我和师兄隆武华博士进行关于外债两重性、中国近代外债是中国近代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来源等问题的研究。这样，中国近代外债研究成为许老回答上述基本问题的关键研究领域，成为许毅财经和历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老为人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初见许老，可能会有“仰之弥高”的敬畏之感，但是，不久就会感到许老很随和、很亲切，给人以忠厚老者的印象，感觉许老“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心地坦荡、以诚相见”。为学术观点和理论见解，无论老少，许老会争论，甚至会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是没有一个争论的人会因此而记恨许老，很多经常在学术观点上与许老“干仗”的人，都是许老的好朋友。许老会发火，但不往心里去，很快就能够晴朗明快，宽厚如初。
在许老身边，我时时得到许老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敦厚的鼓励。许老说，进入师门之前，我跟他做过外债史的研究，所以，我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为了便于我学习和工作，许老专门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为我安排一个工作间，使我有机会时时聆听许老的教诲。在我生病休学期间，许老安排我就近在武汉完成博士课程学习，使我没有因为生病影响学业和毕业。在我遇到挫折悲观的时候，许老以自己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和达观态度安慰我，鼓励我乐观起来、坚强起来、积极起来，使我战胜困难，走出了人生的低谷。从许老身上，我学习和努力实践“心怀感激、乐观天下”的人生格言。我是较晚进入许老门下的博士弟子，但是得到了许老更多的关怀和爱护。但是，对于严肃的学术问题和学位论文，许老非常认真，绝不马虎。我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许老因患眼疾，无法审读我的论文提纲和论文。许老在确定了我的选题和大纲后，要求我将论文提纲和开题报告一字不漏地念给他听，一边念，一边讨论、修改，整整用了10天才“听审”完毕。后来答辩时我的论文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这凝聚着许老的心血。
从许老身上，我还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许老经常提醒我，无论做人做事，要有方向、有原则、有大局和长远眼光，要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管道路多么曲折，要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要坚持不懈，不断努力，不断前进。2002年，许老在武汉专门题字“山登绝顶始为峰”勉励我，鞭策我。许老做事的严密性和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99年秋天许老带领外债史研究组的十几个人在厦门调研，上午离开时一位年轻同志因为临时收拾行李，耽误了大家十几分钟的时间。许老发火了，说，要是在战场上，敌人打过来了，通知部队转移，而你说自己还没收拾好，这是要命掉脑袋的事情。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从此不论在哪里开会出差，我总是提前做好准备，提前收拾好行装。
走过90年的跨世纪风雨人生，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成功。90年的丰富人生，有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铭留青史，有从学徒工到部级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奋斗足迹激扬后世，有财政学、历史学两个领域的等身著作和创新理论长存人世，有遍布华夏远及海外的满天桃李，许老是伟岸的、厚实的、高大的、幸福的。身为许老的学生和弟子，我感到荣光和骄傲。在许老90大寿之际，衷心祝福许老的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生命之树常青！
2006年1月23日于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