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许老的90华诞。虽已逾耄耋之年，但许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并不老：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研讨问题思维敏捷，每年仍走遍城乡和大江南北，论及国策滔滔不绝，谈到数据如数家珍，做起报告毫无倦意，连续3个小时的高密度工作仍然应对自如。许老是我国经济学界和财政学界的一位耆硕，在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眼里，他是一位革命前辈，受尊敬的师长，是一位理论研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一位心怀坦荡的挚友。他的革命精神、为人品格、学术成就以及永葆青春不断追求的旺盛精力，在我们心目中凝聚下深深的印迹，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许老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走过自己特殊的道路，从一个学徒工，亲历民族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到著名经济学家。13岁离家到棉纺厂当学徒，开始接受人生沧桑，“九一八”事变后刚刚16岁的他在民族危机的触动下思索国家命运问题，开始广泛阅读进步书刊，由此走上终身受益的自学之路，也由此奠定了终生从事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初步思想基础。1938年正式投身革命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长期从事财经工作，全国解放前在新四军担任过粮食局局长、财政局局长，参与了解放初上海针对敌对势力的第一次重大经济斗争——“棉粮之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计划处长，1955年调任中央财政部，先后任经建司重工业处处长、工业财务司副司长、基建财务司副司长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亲自经历并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波澜壮阔的“一五”建设时期以及“大跃进”和3年经济调整时期各项重大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特殊的经历造就了许老的特殊品格，在履行冗繁领导职责的同时不忘坚持自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创新，善于思考和总结，而且笔耕不辍，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末就曾撰写《流动资金简论》和《基本建设财务和信用》等论著。在革命和建设中学习理论，从革命和建设中积累实践，为许老转向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的学术素质。
1963年许老主动请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担任财政科研所所长，专职从事理论研究和理论研究领导工作。许老上任后首先明确研究所的职能和方向，认为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的主要特点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选题要具有战略性和稳定性，将财政部的中心工作和财政科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既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的研究，也反对忽视系统性的跟风式的研究，在许老的主持下，研究所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我本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许老的带动下开始加入财政理论研究的圈子，或者说开始加入许老的麾下。记得有两件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第一件是，许老上任第二年的1964年就在财政科研所主持下在大连召开了大型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这是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集聚了全国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财政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于一堂，对财政基础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探讨，并初步形成了财政基础理论的不同流派，对我国财政理论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次讨论会。第二件是，跟随许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记得那是1964年春节的前夕，我们一行7人，先赴广西，后到广东，最后到上海，一月有余，我还记得是在广州过的春节。当时许老虽然还不到50岁，但身体却不像现在这么好，他亲自带领我们深入厂矿和农村，掌握第一手资料，白天调查，晚上整理资料、研究讨论、写调查报告，彻夜不眠，甚至通宵达旦。这里充分体现了许老对待理论研究的严肃态度和对待政策建议的高度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终身受益。
人们称许老为科研“司令”，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许老是财政理论战线上的实际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名副其实的司令。十年“文革”过后刚刚恢复工作的许老立即重整旧部，恢复科研所的功能，同时不辞辛劳，走南闯北，各方联络，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8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财政学会，财科所和财政学会则成为财政理论研究的司令部。财政学会聚集了科研、高校和实际部门的财政理论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成一股滚滚洪流，推动财政理论研究蓬勃开展起来。随后，又先后组建了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会、企业财务研究会、民族财政研究会、外国财政研究会等专业研究分会，使财政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后，几乎每年召开一次学会年会，带来大量的结合当时热门选题的研究成果。曾多次召开大小型的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其中以1982年的厦门基础理论讨论会更为重要，在这次会上基本形成了后来所说的财政理论的四种不同学派。各专业研究会形成大量的调查研究成果，并呈报相关部门，对政府决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在许老的人生中办了许多件大事，而发展财政科研所和组建财政学会是许老一生中精心举办的两件大事，这里体现了许老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许老的最大成就当然是他的丰硕的科研成果。许老的科研成果是多方面、多方位、多层次的，涉及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历史诸多领域，不可例例数清。2004年他出版了《中国特色论》一书，本书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阐述了他一贯坚持的学术论点和研究方法。据我个人的体会，摘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许老一贯认为，要研究好财政理论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理论基础，并与时俱进，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关于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问题，许老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理论，既有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特殊性的一面，又有市场经济财政理论的普遍性的一面，因此，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时间、条件和地点，既要吸收其中市场经济财政的基本规律的东西，扬弃其中特殊性的东西，更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理论。
二是，坚持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分配论”。许老一贯坚持财政是一个与国家相联系的历史范畴，是一个分配范畴，财政学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国家分配论”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财政学界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扬弃西方资本主义财政学说和借鉴前苏联“货币关系论”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推动财政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许老认为，“国家分配论”的主要贡献是：明确了财政分配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的分配及再分配；明确了分配关系与分配形式和分配活动的主客观关系；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具有特殊的运行方式。许老特别强调，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就财政论财政，“国家分配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依据，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地位来研究分配方式以及交换关系对推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能动作用。
三是，主张财政学本身也是经济学，提倡广义财政学。许老强调财政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财政经济的基础理论，而不是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科学，要深化财政理论，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开始，在此基础上形成财政学的范畴，提出财政政策和手段的体系，因此，主张“广义财政分配理论”，提倡建立“广义财政学”。基本思路是，以生产力结构为中心，以要素配置优化、利益分配合理化和运行机制顺畅化为基本点，从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大分配（即建立社会三大基金）、实现六项扣除的理论为基础，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和新秩序服务。广义财政学的理论基点是深层次的，理论体系是辩证的，理论视野是开放的，理论的实现是为现实服务的，它的广泛内容可以概括为主体论、制导论、结构论和机制论。
四是，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许老强调广义财政分配理论还要通过国家制定方针、政策、规划、体制，经由各种调节手段和经济杠杆形成经济运行机制和操作体系，这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过程。许老本人并带动财政科研所和财政学会，通过理论研究大力推动政策研究，不同时期，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
五是，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许老认为，研究政策，深化改革，认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必须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特殊性，必须重新研究历史，特别是全部近代史。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投入大量精力从事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收集和编纂了大量资料，编写史稿和论文选集共16部，撰写出《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论文。近代史研究也应列入许老学术生涯的一大成就。
六是，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如果问，许老从事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应当说是长期坚持调查研究。这是许老从革命战争时期和担任领导工作时期继承下来的党的优良传统，直到年近九旬仍躬行不辍，也就是始终坚持一个理论工作者以事实为依据、从事实出发的优秀品格。
以上短文，不足以概括许老的生平和成就，谨作为许老90华诞的祝词。
写于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