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话本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在宋代，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已逐渐明显：当宋代文人的心理性格越来越倾向内省、内敛，甚至近乎封闭，越来越追求文艺的高雅精致时，世俗凡庸的市民们却找到了反映自己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生动热闹甚至有些粗鄙的通俗文学。正统雅文学的统治地位将要逐渐被通俗文学所取代，中国文学中以抒情为主的传统将要演变为以叙事为主，中国文学注重韵味的高雅美学风貌，也将转变为对通俗趣味的追求了。究其实质，这种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世俗化、人文化的转变，是文化从面向上层到面向下层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以通俗戏曲、小说的出现为标志的。我们从宋人话本小说中，可以具体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总趋势。
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论，古代小说到魏晋南北朝初显雏形，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的真正成熟，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到了宋代，话本小说揭开了中国小说史的新篇章，标志着小说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鲁迅先生高度赞扬其为“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创作主体是“说话”艺人，即使是文人，也是沦落下层的书会才人。他们生活在市井小民中间，衣食住行都不离市民的世俗生活，因此，话本小说不再着意描写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主要是反映下层市民的社会生活。其描写的主角，也主要是下层小人物，有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店员、工匠、江湖流浪汉以及社会地位低微的劳动妇女。如《碾玉观音》中的婢女璩秀秀和工匠崔宁，《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开酒店的范二郎和商人的女儿周胜仙，《小夫人金钱赠少年》中的商店伙计张胜等。即使有时也会涉及到上层社会人物，但叙述故事、评价事物，依然是从市民的视角出发。
话本小说中主角的改变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六朝志怪，主要记述超自然的神异鬼怪。唐传奇的主角也是上层人物，即使出现下层人物，也只是陪衬，只有到宋人话本小说，下层小人物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艺舞台，破天荒地第一次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角，成为被肯定的对象，所以鲁迅先生称话本小说“平民的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他们的活动来表现特定社会生活、社会思潮、道德观念等，因此，什么人登上文学舞台成为主角，往往反映出一定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下层小人物登上文学舞台，就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前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开始发生新变化，也反映出作家文学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社会生活、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加强，这是中国文学从面向上层到面向下层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显著转变。
宋人话本是娱人之作，是为服务市民而创作的，完全以普通市民的兴趣爱好为目的，因而自然取材于市民们感兴趣的现实生活，宣泄他们的苦乐悲欢。而且与诉诸视觉的文言传奇不同，它是诉诸听觉的，它以观众（听众）为中心，时时注意他们的兴趣和爱好，考虑他们的审美水平。诉诸听觉的话本小说，不像诉诸视觉的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头绪复杂，有较多的暗示，含蓄深沉，而是不仅要使故事有头有尾、条理清楚、脉络分明，容易理解接受，而且要以故事的丰富生动、情节的紧张曲折，配以强烈的气氛、巧妙的悬念、鲜明的人物及其活动，牢牢地吸引观众（听众），并且把环境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密切结合起来，共同为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服务，而很少孤立静止地描写环境和刻画心理。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显著特色，富有民族风格。
在文学语言上，唐传奇是专供士大夫阅读的案头文学作品，使用的是典雅的文言。这种语言虽具有雅洁、简练的特点，也富于表现力，但却有碍于作品的广泛流传。而宋人话本的阅读对象多是不熟悉文言的下层市民，因而使用的是活在人民大众口头的通俗易懂的语言——白话，而且通过通俗“说话”传扬到民间，所以赢得了极广泛的读者群。宋人话本所使用的白话，是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提炼成的一种新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以白话为主，但也融合了一些文言文的成分，并且经常穿插一些古典诗词。具有生动、明快、泼辣、粗犷的特色，叙述故事，明快有力；表现人物，惟妙惟肖，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例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媒婆给郭威提亲的一段：
王婆经过酒店门口，揭那青布帘，入来见了他兄弟两个道：“大郎，你却吃得酒下！有场天大的喜事来投奔你，划地坐得牢哩！”郭大郎道：“你那婆子，你见我撰得些银子，你便来要讨钱，我钱却没得与你，要便请你吃碗酒。”王婆便道：“老媳妇不来讨酒吃。”郭大郎道：“你不来讨酒吃，要我一文钱也没有。你会事时，吃碗了去。”
寥寥几句对话，媒婆极力胁肩谄笑的巴结和市井无赖的下流狡猾便被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
具有市民性、通俗性、群众性的宋人话本，奠定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基础，“后来的小说，十之八九是本于话本的”。从宋人话本以后，白话小说就逐渐代替文言小说而成为古代小说的主流，充分显示出白话小说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宋人话本小说取材于现实，它以新的写实手法，表现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大大缩小了艺术形象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朴实地表现了世间普通人的欢乐、辛酸和悲哀。其主人公既不是英雄剑侠，也不是绝代佳丽，但这些平凡人的平凡故事，却以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的细节取胜。在审美意向方面，则不追求高雅的韵味、精美的文辞，而是以曲折变化的情节、充满世俗情趣的故事取胜。受志怪传奇的影响，宋人话本中也有怪异题材之作，但其主流及优秀代表作却是那些反映社会现实，描写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品。题材的现实性和日常生活化，是宋人话本的主要特点。即使有奇巧的情节，也是注意取材于民间逸事，是从日用起居中提炼出来的。即使出现鬼魂，也是主人公斗争精神的化身，且仍如普通人一样在继续着对平凡而幸福生活的追求。
（二）生动的市民生活画卷
近代历史上所称的“市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而是特指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为适应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新变化，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重新建立户籍制度，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分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廊户，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城市（镇市）居民的财产状况将居民分为十等。坊廊户单独列籍定等，在户籍制度中获得独立，标志着我国市民阶层的兴起。宋代市民即宋代文献中所谓的“市人”，则由坊廊户中的商人、作坊主、小贩、工匠、店员、船工、苦力、艺人、妓女、无业游民等组成。宋代城市繁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都城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商税也居全国城市之首，全国政治中心也成了新的商业中心。于是城市市民随之迅速增加，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这些“市井细民”是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之外的“第三等级”。
宋人话本是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而产生的，以表现市井民众的社会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为主要内容，是市民的文学。从宋人话本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宋代市民生活的历史画卷。
市民阶层虽是“第三等级”，但与农民阶级一样，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特别是生活在繁华闹市的市民们，从小既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儒学熏陶，也不像农民被束缚在乡野土地上，比较闭塞，他们行商坐贾，结交三教九流，出入秦楼楚馆、茶肆酒店，过着放浪不羁的生活，较少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也特别不甘心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反封建要求很强烈，宋人话本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反映妇女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宋人话本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处于社会底层，市民阶层中的妇女也是这样，所以在宋人话本中涉及得比较多的是妇女的爱情婚姻问题，既反映了封建势力对她们的迫害，表现她们的痛苦和不幸，也表现出她们的反抗和斗争。而且与过去的文学作品相比，宋人话本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表现得更为坚定和勇敢，使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相形见绌。
《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就是这样的典型，这是一个为了幸福爱情婚姻生活而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她出身贫苦，又被迫“献入”王府当“养娘”，实际上是一个女奴。她爱上了工匠崔宁，便利用王府失火的机会，主动提出跟崔宁乘乱逃走。崔宁虽也对她“痴心”，但犹豫害怕，不敢跟她逃走。她就以“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相威胁，绝无贵族小姐的扭捏之态，显得大胆坦率，甚至泼辣，毫不掩饰自己火一样的感情。她以这种强烈感情帮助崔宁战胜怯懦，两人双双远逃他乡“做长久夫妻”。可仍然没能逃脱封建统治阶级的化身郡王的魔爪，璩秀秀被抓回来活活打死。但她至死也不忘恋人，做了鬼仍要与之一起生活。然而还是无法生活下去，又被郡王抓回，她便把崔宁一起扯到郡王势力达不到的阴间去，做了一对鬼夫妻。正如篇末诗所言：“璩秀秀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真是情之所钟，生死以之。在璩秀秀身上，充分表现出新兴市民阶层对幸福爱情婚姻生活的强烈渴望。而且，这一渴望因与人身解放联系在一起，因而表现得更为执着。作为一个市民女子，璩秀秀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经济独立、婚姻自主，不依附他人，靠自己辛勤的劳动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追求爱情婚姻自由、人身自由的同时，追求人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立。从人与人结合，到鬼与人结合，最后到鬼与鬼结合，她在强大的封建恶势力的逼迫下步步后退，但显现出的却是一如继往、至死不渝的顽强精神，是任何恶势力都无法战胜的勇气和决心。她大胆泼辣的行为是基于对爱情婚姻和人身自由的双重追求，具有冲破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是新兴市民阶层意识进步的反映，对爱情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封建婚姻制规定男女婚姻必须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自己结合。但《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对开酒店的范二郎一见钟情时，便不肯轻易错过，而要思量怎样和他说话。在严酷的封建礼教控制下，她虽然无法同范二郎直接交谈，却巧妙地冲破封建礼教牢笼，迂回作战。她故意借与卖水人争执闹嚷的机会，说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做了自我介绍，还大胆地补上一句：“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范二郎心领神会，如法炮制，进行自我介绍后，她“心里好喜欢”，更大胆地借骂卖水人又加上一句：“你敢随我去？”这种富有机智、借题发挥式的爱情表达，其大胆坦率、火热炽烈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她的婚姻受到封建家长的阻碍，她便一气死去。死而复苏后，她马上要去找范二郎。可找到范二郎后，却又不幸被当成鬼打死。她为情而死，死而复活，又误伤于情人之手，但她仍丝毫不悔：“奴两遍死去，都只为官人。”鬼魂还特地寻到狱中和范二郎团聚，“了其心愿”。周胜仙对自己选定的爱人，始终不渝地热恋着，坚定执著地追求着，生前相爱、死后缠绵、义无反顾，绝不后悔，为追求爱情婚姻幸福而产生的斗争意志，不但可以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且可以冲破生死之隔。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以前还未曾产生过如此坚定于爱情的女性形象。
《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又作《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形象，仍体现出强烈追求幸福生活的特点。小夫人是一个陷入不幸婚姻中的妇女，她因年轻美貌，被高官王宣招纳为小妾，虽“十分宠幸”，实际只是以她为玩物，所以“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里把与人”，根本没有把她当人看待。接着她又被媒婆欺骗，嫁与一个“须眉皓齿”的六十老翁张员外，“心下不乐”，时时“两行泪下”。她被当玩物一样左右易手，被禁锢在一个极有限的生活天地里，她不甘心放弃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偷偷爱上了年轻的主管张胜。她主动赠金钱、衣物给他，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情。虽然张胜胆小怕事，在母亲的劝告下处处回避小夫人，但她死后变鬼也要来找他，“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之心，死后犹然相从”。她的真情实在是感人。在封建势力统治下，她一再被折磨、受欺骗，她强烈渴望摆脱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玩物地位，想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这种愿望是完全合理的，她对这种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十分勇敢执着。虽然有限的生活圈子使她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软弱胆怯的人身上，她的最平凡的人生愿望也无法实现，始终未能品尝到生活的幸福。但是，她却不断追求，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表现出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顽强精神。
在据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编改的宋人话本中，也有同样勇敢执着的女性形象。《风月瑞仙亭》中的卓文君是主动私奔；《董永遇仙记》中的织女则是主动下嫁。
总之，这些宋人话本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不管是下层市民女子，还是曾生活于上层社会的女子，不管是富户小姐，还是天上仙女，都富有追求幸福的勇敢执著精神。像璩秀秀这样的下层妇女形象，纯然是中国文学中以前未曾出现过的新形象，她们的大胆执著令古代文字作品的妇女形象黯然失色，即使是唐传奇中出现的强烈追求爱情幸福的妇女形象也无法与之相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传奇以上流社会为对象，其中出现的女子也多是上层社会女子，即使是下层妓女，也是周旋于上层社会的名妓，身边自有大批追随者。而宋人话本中出现的却多是璩秀秀这样的下层女子，她们虽身份低下，精神上却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的思想是坚定的，行为是果敢的，特别是在所爱的男子面前，她们大胆、坦诚、热情。反过来，对于背叛她们感情的男子，她们也毫不犹豫地予以报复。《王魁》中的桂英虽是一个妓女，地位卑下，但得知当考中状元的王魁背义负心后，便气得捶胸跌足、呕血而死，死后冤魂仍要索命报仇。《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的郑意娘虽已殉死，但得知丈夫不守盟誓、负心他娶时，仍采取了报复行动。如果说唐人传奇常常表现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和玩弄的话，那么宋人话本小说则常常表现的是女性对男性软弱和负心的批判。这些摆脱了男尊女卑观念束缚的妇女，确实极鲜明地表现了女性形象的胆识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