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道教发展达到鼎盛，主要是因为明成祖朱棣对道教的重视，他是历代营建武当山道观最得力的一个皇帝。
明成祖朱棣是从他侄子手中夺取帝位的，他起兵之前，为了给自己的行动寻找合理性，在军师姚广孝的帮助下，制造了一系列真武“显彰圣灵，始终佑助”的神话，给自己蒙上了一层天意神授的色彩。
永乐皇帝在圣旨里说得很明白：“至我朝，真武阐扬灵化，荫佑国家，福庇生民，十分显应。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扬，威灵感应之多，言说不尽。”为答谢真武佑护之德，朱棣在北京城建起了真武庙，又在紫禁城的御花园中建造钦安殿，专门奉祀真武，甚至在他坐朝的奉天殿两壁斗拱间也画了真武像。对真武得道之地武当山，朱棣更是恭敬有加，封武当真武神为“北极镇天真武元天上帝”，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
武当山古建筑永乐十年（1411）朱棣遣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礼部尚书金纯、工部右侍郎郭王进等率30余万军民工匠，用12年工夫，在元代旧址上，建成9宫9观等33处宏伟的道教庙宇。各处设计布局，均按明朝永乐皇帝的意旨，根据《真武经》中真武修真的神话故事，采取皇宫建筑款式统一设计建造。其规模的大小、间距疏密的布局，做到时隐时现，若明若暗，先抑后扬，迂回曲折，前呼后应，玄妙超然，充分显示出神权的神奇和皇权的崇高威武，从而创造出自然美与人文美相结合的高度协调景观。正如明代的洪冀圣所描绘说：“五里一庵、十里一宫，丹墙翠瓦望玲珑。”其工程之大，耗费之巨，不亚于北京紫禁城的修建，明朝人称之为“成旷世之极盛，万古之奇观也”。
整个武当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范式，体现出道教的玄妙、皇宫的宏伟、环境的原始、民风的淳朴等多种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时代，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历时40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4万余人。就连当时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至今，仍留有中外文化交流的足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当年云冈石窟的壮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
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石雕造像达5．1万多躯，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在武周山南崖，东西伸展1000米，云冈石窟的佛龛，如蜂窝密布，大、中、小石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这里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真可谓是艺术家的乐园。
云冈两道山麓，把石窟分成东区、中区和西区。一、二窟位于石窟群东端，这里风化比较严重，只有第一窟东壁后下部浮雕仍保存较完整，两窟同期开凿，窟内布局大致相同。
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崖高25米，中上部凿有12个长方形石孔。这里分为前后两室，后室内有一佛二菩萨雕像。这些雕像体态自然，衣纹流畅，面容丰满，此窟从雕刻手法判断，应为隋唐时期作品，反映了隋唐时期的衣冠服饰和造像风格。
第四窟，平面呈矩形，中央雕方形立柱，窟前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有4层木构，顶饰琉璃，颇为华丽。窟内中央端坐佛像一座，高达17米，是云冈石窟中最大、保存较完整的雕像。这尊佛像，膝上可站立120人，一只脚上可站立12人。
第六窟，中央是连接窟顶的两层高达15米的塔柱。每层四面雕有塑像，周壁雕满佛、菩萨、罗汉、飞天的造像。窟顶刻有33天神像和各种骑乘。壁上和塔柱四面，雕刻有释迦牟尼从诞生到传教的故事，雕工精细、娴熟，是云冈诸窟中具有代表性的洞窟。
第七窟，窟前建有三层木构窟檐。窟内分为前后两室。后室正壁上层中刻有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东、西、南三面壁上，布满雕刻的佛龛造像，南壁门拱上的6个供养菩萨，形象优美逼真。
第八窟，与第七窟相似，窟内西侧刻有五头六臂的鸠摩罗天，东侧刻有三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首罗天，这种雕像在云冈石窟中极为罕见。
第九窟，有前后两室，前室门拱两柱为八角形，室壁上刻有佛龛、乐伎、舞伎，造型生动，飞天、乐舞伎动作优美，造型别致。
第十窟，与九窟同时开凿，分前后两室。前室有飞天，体态优美，比例协调。
第十一窟，窟中央雕有直达窟顶的方形塔柱，柱四面有佛像。正面菩萨像保存完好，其他壁上满刻佛龛造像和小佛。
第十二窟，正壁上端刻有伎乐天人，手执弦、管、打击乐器，这些古典乐器形状十分奇特，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珍贵资料。
第十三窟，正中端坐一尊交脚弥勒佛像，高12米多，右臂与腿之间雕有一托臂力士像，这是云冈石窟仅有的一例。
云冈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在这1000米的石雕群中，雕像大的几十米，小的几厘米，形态、神采都很动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波斯色彩，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用艺术形式记载了佛教，赞美了佛教。这无疑是当时历史时期石刻文化的大检阅、大展示、大发展，由此推动了石刻艺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和升华，完成了石刻艺术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全长1000多米，现共存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4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上，其中大型洞窟29个；伊水东岸崖壁上全是唐代窟龛，其中有7个大型洞窟。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420～534）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普泰洞、魏字洞和石窟寺等；东魏时期（534～549）窟龛具有代表性的有路洞和一些小龛；北齐时期（550～577）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要算药方洞和一些小龛造像；隋代作品（581～618）的代表是宾阳南洞北壁的梁佩仁造像龛等；唐代（618～907）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潜溪寺、宾阳北洞、敬善寺、万佛洞、惠简洞、赵客师洞、奉先寺、龙华寺、极南洞以及东山的看经寺、擂鼓台诸洞。
龙门石窟中潜溪寺是人们最先到达的一个洞窟。它又名斋跋堂，开凿于初唐。由于寺下有卢舍那大佛泉进流，故名。其洞中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三天王。二菩萨丰满圆润，造型敦厚，双目炯炯有神，十分出色。
宾阳洞有3窟，开凿时间长达24年之久，洞中佛像体现了北魏、隋唐等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宾阳洞一般是指宾阳中洞。宾阳洞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两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农锦纹理周密刻画，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盗凿。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洞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体态圆润丰满，姿态优美，特别传神。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3年。洞中佛像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造像，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文殊和普贤，神情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更为动人了，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
龙门石窟虽然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它也折射出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时尚。龙门石窟为研究北魏到唐、宋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民俗及雕刻、绘画、建筑、服饰、乐舞、书法、医药以及中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无愧为一座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大足石刻
大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距成都270千米，建县始于唐乾元年间（758～760），其县取名“大足”为“大丰大足”之意。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650），历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延续于明清，现有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遍布大足县100多处地点。大足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儒、道造像，有着不同于早期石窟艺术的特征。
在大足县众多的石刻造像群中，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造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无疑是其中规模最大、艺术最精美、最有价值的代表。
北山石刻距大足县城北0．5千米，开凿在北山之巅，长度超过500米，形若新月，龛窟如蜂房，分南北两区。有营盘坡、观音坡、北塔寺、佛耳岩等5处。造像细腻精美，技艺娴熟巧妙，雕刻石像近万尊。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浅小龛窟残毁外，其余均保存完好。
北山佛湾中部集中了北宋雕塑造像的精华。由于当时菩萨信仰盛行，因此，这些造像中最优秀的作品大多是菩萨像。由于观音这位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极具慈悲心，只北山第136石窟普贤菩萨要口诵其名号，就会化难成吉，因此大受人们信仰奉敬。因而，在北山菩萨造像中，华土式的女性观音菩萨尤为出色，这是佛教在市民文化熏陶之下更加世俗化的结果。唐代的观音菩萨造像如同贵族名媛般雍容尊贵，到了宋代，观音菩萨们则带上了平民女性的仪态风神。
大足地区险峻山崖上的这些石刻以其极高的艺术品质、丰富的题材闻名遐迩，成为石窟建筑中的代表之作。
苏州园林
最早的苏州园林可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的吴王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的辟疆园。据《苏州府志》，苏州园林在周代有6处，汉代4处，南北朝14处，唐代7处，宋代118处，元代48处，明代271处，清代130处。至今仍保存开放的有十几处。与西欧古典主义园林对称的布局、整饬的建筑格局相异，中国园林则追求因地制宜，顺其自然，循例自然。园林布局变化多端，用建筑、花木、围墙、假山来阻隔视线，同时又用曲廊、虹桥、幽径、漏窗、池水使视线不断，而又令人几经周折不能窥得其全貌。山径、石路、溪流都是委婉曲致，景色自是连绵不断，但在一个位置上只能清晰地看见景致的一部分，其他的则若隐若现，美妙极致的景色似乎总在未到的地方招引着你去欣赏。
拙政园是苏州最大的园林，占地51950平方米，它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园林，主要代表明代风格。
苏州园林拙政园位于苏州娄门东北街，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代为大宏寺。明嘉靖正德年间，监察御史王献臣弃官还乡而改为拙政园，取晋代潘岳《闲居赋》：“筑室种树，逍遥自在，灌园鬻疏，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政也”之意。王献臣死后，儿子将园林赌输。后来几度易手，现在的拙政园是清同治十年（1871）巡抚张之万恢复拙政园旧时的名称，并把西边的补园与东边的归田园居并入拙政园内，成为苏州最大的园林。
拙政园以山水并重，水面占全面积3／5。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楼、台、亭、榭沿池畔而建，整座园林如浮在水上。就简略繁，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艺术手法，巧妙地把平淡景观渲染出绚烂之盛的深邃意境。粼粼池水中，遍种莲花，许多堂、亭、轩都结合莲花命名，如远香堂，荷风西亭等，可以说拙政园是个观赏莲花的好去处。园中建筑朴素、平淡而隐有天真开朗的风格，颇合拙政之名。
留园地处苏州市阊门外留园路，占地约20000平方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太仆寺少卿徐泰营造东西两园。清乾隆末年，东园为刘恕所得，嘉庆三年（1798）重修取名寒碧庄，俗称刘园。光绪二年（1876），官僚盛康据有此园，加以扩建，取刘字谐音，改名为“留园”。
留园分为中东西三部分。中部为东园与寒碧庄旧址，是全园的精华。这里有清池一泓，池西北山丘高低起伏，老树浓荫，池东南的清风池馆、潦濮亭、涵碧山庄、绿荫轩等错落有致，虚实相问；在池水周围的长廊上嵌刻历代书法家的300多幅法帖，称为“留园法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
而苏州其他古典名园也各著其美，如网师园、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或以叠山理水胜出，或以因借布局构奇，或以意境深远显长，不一而足。其园林中种种深幽情致，笔力难逮，必须去亲历体验方能得窥其中奥妙。
颐和园
清朝定都北京后，政府努力开发西郊园林风景区。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为筹备庆祝其母60岁寿辰，在瓮山上将原来的圆静寺扩建为大报恩延寿寺，于第二年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瓮山泊也改名昆明湖。光绪十四年（1888），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人北京，颐和园遭到野蛮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拨专款修缮，遂成如今景象。
现在的颐和园面积290多万平方米，湖水面积占全园面积的3／4。各种形式的宫殿园林建筑3000多问，分为勤政、居住、游览3个区域。主要景物有佛香阁、排云殿等，都是清末木构建筑的代表作。
颐和园十七孔桥勤政区以仁寿殿为中心，正对颐和园的东门。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玉澜堂位于昆明湖之畔，在仁寿殿之后。乾隆皇帝曾在此处宴请过大臣，此处也曾是光绪皇帝的寝宫。
游览区是颐和园的主体部分，也是全园的精华所在。向北通过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到山顶的智慧海，层层上升。构成了以琉璃瓦覆盖的前山主体建筑群。
佛香阁建在一座21米高的石砌台基上，八面三层四重檐，通高41米，阁内有8根铁梨大柱直通阁顶，高出于万寿山顶，是全园的中心和制高点，也是颐和园的标志。佛香阁仿杭州六和塔建造，结构复杂，气势宏伟，是一座艺术价值很高的古典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