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对“文景之治”的评价还没有绝对化的赞美。通过“周秦之敝”、“百王之弊”诸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只是根据历史比较来肯定文景时代政策的合理性。唐代历史学者也有相近的认识。对于班固引《论语·卫灵公》孔子“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语以及“信哉”的感叹，颜师古注：“此《论语》载孔子之辞也。言此今时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驭，以政化纯壹，故能直道而行。伤今不然。”
《史记·孝文本纪》以浓笔重墨描绘汉文帝的节俭形象。班固所谓“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也突出褒扬汉文帝之“恭俭”，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醇厚”，谓：“醇，不浇杂。”《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文景醲化，百王莫先。”“醲化”，可与“醇厚”对读，体现出共同的历史理解。对于班固“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语，颜师古也解释说：“美其雄才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
分析相关资料，进行历史比较，可知对文景时代成就的评价，唐代较汉代有显著的提升。
史籍中多有“汉高祖”、“汉高帝”直称“汉高”，“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直称“文帝”、“景帝”、“武帝”情形，因此这一统计是不完全的。如果承认以上数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则似乎有必要指出以下事实：
（1）汉以后历朝对于西汉诸帝的总体历史印象，仍以“汉高祖”（“汉高帝”）和“汉武帝”最为深刻。
（2）其中，《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扬州》：“淮南太守，秦立为九江郡，兼得庐江豫章。汉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国，分立豫章郡。”“临淮太守，汉武帝元狩六年立。”“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案汉景帝分梁以为山阳，非此郡也。”卷三六《州郡志二·南豫州》：“庐江太守，汉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国立。”叙说政区历史沿革，情形比较特殊。若排除此类情形，可以看到两《唐书》中“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出现频率骤然提升。
（3）《新唐书》中“汉文帝”出现的次数超过了“汉武帝”。
（4）以“汉高祖”（“汉高帝”）和“汉武帝”为第一组，以“汉文帝”和“汉景帝”为第二组进行比较，以上十九种史书中第一组与第二组的比率为394：150即1：0.3807。而两《唐书》中的这一比率为77：41即1：0.5325。这一分析也可以说明，在唐人的观念中，“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历史影响，超过了历朝平均水准。
（5）以上十九种史书中“汉文帝”和“汉景帝”出现的频率比为128：22即1：0.1719。两《唐书》中的这一比率为35：6即1：0.1714。两者大体相当。有理由说，在人们并称“文景”的时候，实际上更多地是对汉文帝的评说。从这一认识出发，以为对“文景之治”的赞美实际上是汉文帝政治风格的肯定的判断，也许是有根据的。
我们还看到，《宋史》中“汉文帝”的出现（21次）超过了“汉高祖”（“汉高帝”）（9次），也超过了“汉武帝”（20次），这是值得予以注意的。《清史稿》中这一情形更为突出。“汉文帝”的出现次数（11次）竟然超过了“汉高祖”（“汉高帝”）（6次）和“汉武帝”（3次）的总和（9次）。不过这一现象，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看来，“文景之治”的历史地位有逐渐上升的过程。南北朝时代，人们似乎还并没有把“汉文帝”和“汉景帝”看作“圣君”，以为“汉称文景，虽非圣君，亦中代明主”，谀美当政帝王，竟然有“道化踰于文景”之辞。大约至于唐代，“文景之治”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方才具有了空前高上的“百王莫先”的地位。
“文景之治”是“因前王盈成而守者”的典型。从现有历史记载和历史评论的相关资料看，明确的“文景之治”的说法，很可能最早出自唐人笔下。
白居易《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写道：“臣闻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是时，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辞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是以虽盛时也，贾谊过言而无愧。虽过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圣，书之史策，以为美谈。然臣观自兹已来，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于汉文帝时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于贾谊疏者。岂非君之明圣，不侔于文帝乎？臣之忠谠，不逮于贾谊乎？不然，何衰乱之时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在这篇文字中，白居易还有一番话说到“文景之理”：“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闻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效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
《白氏长庆集》中的“理”，当原意为“治”，避唐高宗李治讳作“理”。《文苑英华》卷四八八、《册府元龟》卷六四九录文略有不同，然而“治”字同样均写作“理”。也就是说，“万方大理”即“万方大治”，“发愤于至理”即“发愤于至治”，“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于汉文帝时者”即“天下之治，未曾有仿佛于汉文帝时者”。后一段文字，“开元之理既定”即“开元之治既定”，“成康、文景之理”即“成康、文景之治”。《增注唐策》卷二《白居易贤良策》均各作“治”。有关“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一段文字写作：“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平天下之乱；玄宗以圣闻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亲，近无不和。贞观之效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治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在上，上下辑睦。乐达在下，中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治，无以出于此矣。”
“文景之治”被看作一种理想政治的标尺。当然，我们还看到，白居易在赞颂“文景之治”的同时，也说到了“开元之治”。
唐人对“文景之治”尤其是汉文帝执政成就的特别推重，除了体现出政治意识较前代更为成熟而外，可能还与汉唐两位“太宗”执政阶段的对应关系有关。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代君主，而如果忽略吕后和汉惠帝执政的15年，则汉文帝也被看作汉高祖的成功的政治继承人。《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景帝即位，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群臣议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是汉代帝系中汉文帝已经被尊为“太宗”。唐人在说到汉代这位“太宗”的时候，自然是会联想到唐代那位“太宗”的。
看来，唐人对汉文帝的颂扬，很可能和中国传统历史意识中喜好古今比附的习惯有一定关系。
在唐人的历史意识中，“文景”时代的政治成功，是成就和巩固汉王朝帝业的重要基础，即所谓“汉室巍巍，其化锺于文景”。甚至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形成“犬牙相制”趋势的诸侯王国，也呈现出和睦气象，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司马贞《索隐述赞》：“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鲁恭、梁孝，济北、城阳。仁贤足纪，忠烈斯彰。”
唐人的“汉文帝”评价，如前所说，首先是肯定其“恭俭”。《贞观政要》卷六《奢纵》记载，“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其中有对汉文帝节俭的赞美：“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张说所谓“汉孝武当文景俭约之积”，刘禹锡所谓“文景之欲，处身以约，播其德芽，迄武乃获”，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帝王贵族消费生活的奢和俭，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却关系到政局的安危和国家的兴亡，关系到“天下”是否能“全”。
以文景时代和汉武帝时代进行比较者，还有刘禹锡这样的分析：“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为吏者率以仁恕显。武宣之民亟于役，为吏者率以武健称。其寛猛迭用，犹质文循环，必稽其弊而矫之，是宜审其救夺耳。”按照白居易的说法，文景时代德政的实现，不仅仅在于经济政策的宽松，还在于行政和司法的开明：“当汉文景之时，节用劝农，海内殷实，人人自爱，不犯刑法。”“成康阜其俗，礼让兴行。文景富其仁，盗贼屏息。此安业厚生之验也。由是观之，则俗之贪亷，盗之有无，系于人之劳逸，吏之贤否也。”
杜佑《通典》卷七说宋武帝事业，使用了“比前汉之文景焉”的措辞。同书卷一七对文景之治又有具体的评价：“汉室干戈，以定祸乱，贵尚淳质，髙后举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变。故下有常业，而朝称多士。”这里所谓“淳质”，应当接近前引颜师古《汉书》注评价“文景之治”时所谓“醇，不浇杂”，以及《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所谓“文景醲化，百王莫先”。
在唐代政论中，“文景之治”是最理想的盛世。陆龟蒙曾经有“及汉文景后，鸿生方鋠摫”的诗句。李德裕也写道：“周美成康，汉称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禀于孝慈，俗必臻于仁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的“文景之治”评价中，多见以唐代帝王相比附者。
例如，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赞颂唐太宗功绩，以“文景”事业相比况：“今上以纬地经天之德，汉称文景，周曰成康，讲八代之乐，蒐三王之礼，文物既行，定尊卑文明矣，天下已和平矣，万国已咸宁矣。”裴垍《贤良策》写道：“至汉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宝位自矜，不以洪业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所谓“不以宝位自矜，不以洪业自恣”，正是上文说到的“恭俭”之“恭”。白居易同样的论说，当代帝王举唐太宗、唐玄宗，而与西汉“文帝、景帝”并论：“炎汉勃兴，奄有四海，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俭，人用富安，礼让自兴，刑罚不试，升平之美，邻于成康，载在《汉书》，陛下熟闻之矣。降及魏晋，迄于梁隋，丧乱弘多，殆不足数。我髙祖始建区夏，未遑缉熙，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则周秦之乱极矣，及文景继出，而昌运随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兴，而王道融焉。若谓天地生成之德渐衰，家国君臣之道渐丧，则当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应衰而复盛，浇而复和。必不尔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风，薄于周秦之交，而厚于文景之代耶？顺成和动之俗，丧于梁隋之际，而独兴于贞观、开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时矣。”
这种似乎已经形成文字习惯的以当代帝王与“文景”的比附，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种言论，是真心崇敬的表露吗？或者只是使用了标榜往古以批判现实的策略呢？或许这样的分析是有合理性的，即发表这些评论的人，试图以“文景”的德政作为现世当政者的榜样，内心也期望以“文景”事迹形成对现世当政者的约束。
李德裕还曾经写道：“暨汉之文景，尊奉黄老，理致刑措，时称太康。开元中玄宗经始清宫，追尊玄祖，阐绎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余年。”以“开元中玄宗”“追尊玄祖”与“汉之文景，尊奉黄老”相比照，这种附会，是试图在政治哲学和宗教学之间寻找另一种文化共同点。释贯休有诗云：“曾亲文景上金銮，语共容城语一般。久向红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见应难。满垆药熟分仙尽，几局棊终看海干。略问先生眞甲子，只言弟子是刘安。”诗句称“曾亲文景”，将自己所生存时代与文景之世间的时间距离在想像中消泯，自然又是另一种境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