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刘启和汉代其他许多等待执掌最高政治权力的皇家少年一样，身边已经适时地集合起了一些有一些政治报负或者有一些权位欲望的文人才士。
西汉名臣晁错，就是曾经在刘启身边开始其引人注目的政治表演的重要的历史人物。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写道，晁错，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人。曾经在轵县（今河南济源南）从师于张恢先生，学习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后来因学术素养深厚被推荐为官，任太常掌故。司马迁说，晁错为人陗直刻深。汉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之学者，只听说济南伏生曾经任秦博士，治《尚书》，可是已经九十多岁，无法征召到朝廷。于是诏令太常派遣学者前往就学，以继承其学说。太常遣晁错到伏生那里受读《尚书》。回长安之后，在上书时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尚书》中的文辞助证其说。于是得到升迁。司马迁写道：“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晁错在以太子为核心的集团中得到“智囊”的称誉，暗示他曾经为太子提供过多次政治咨询，提出过多次政治建议，并且多次被采纳，多次取得过政治成功。
司马迁还说：“（晁错）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晁错多次上书提出政治建议，虽汉文帝不予采用，但是赞赏他的才能。这里所说的“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也说明太子刘启对这位“智囊”及其“计策”的特殊看重。
关于晁错在“太子家”的特殊地位，班固又有更为具体的记述。《汉书·晁错传》写道：晁错被指派在伏生那里学习《尚书》。学成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晁错曾经上书专门就皇太子的教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众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汉文帝赞同他的意见，拜晁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晁错曾任太子舍人，对于太子的政治资质有所了解，于是有“皇太子材智高奇”，“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的发现，他上书陈述关于对皇太子加强“术数”教育的建议，而被拜为太子家令的。此后由于其辩说得体得力，为太子刘启所信用，于是得到“智囊”的称誉。
在班固《汉书》所记录的不过二百四十二字的这段话中，晁错四次说到“术数”，一次说到“圣人之术”。关于晁错所说的“术数”，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解中引述张晏的说法，是“刑名之书也”，又引臣瓒的解释：“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颜师古赞同臣瓒的说法。现在看来，对照晁错以下所说“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大约将这里所谓“术数”解释为“治国之术”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晁错所说的“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众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也正是“治国之术”。
对于上述四点，也就是“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所以听言受事”，“所以安利万民”，“所以忠孝事上”，晁错都以为太子刘启知之不深，有所不足，所以说“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历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的晁错当时对于太子刘启才识能力的判断，可能是比较准确的。
通过晁错的议论我们知道，太子刘启是比较重视读书的，“皇太子所读书多矣”，但是从晁错的角度看来，却存在不能够真正理解其政治内涵的问题，对于其中的治国方略，亦关注不多，认识不深，就是所谓“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晁错批评说，这就是“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读书虽多却未能深刻领会其精神，正好比虽然劳累辛苦，却没有实际效率。
晁错还说到，“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这样的评价，使我们对于少年刘启的性格和才质，可以有比较生动而真切的认识。看来，刘启天资比较聪敏灵慧，性情也比较活泼自纵。这正是那位能够“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的皇太子。
“驭射”，也就是“御”和“射”，“射”，是射箭。“驭”，或“御”，是驾车。“驭射”作为具有竞技运动性质的“伎能”，都曾经是儒学正统教育的“六艺”的基本内容。但是作为一个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储君来说，只是“驭射伎艺过人绝远”，与作为成功帝王的条件相比，是距离甚远的。不过，我们可以推知，自晁错“为太子家令”之后，其学养和识见一定对于刘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以其辩得幸太子”，以及“太子家号曰‘智囊’”，都可以说明这一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