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从遥远的北方边地匆匆入长安即位，由于朝中没有根柢，不得不以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治国，又由于他个人资质凝重平和的因素，于是政局安定，政风清明。汉文帝得谥号为“文”，《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述赞》称颂他“布德偃兵”，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中，其实也是有军事行动的。
汉文帝时代军事行为的主要背景，是匈奴的压力。自战国晚期以来，匈奴在北方草原崛起。匈奴的侵扰，引起了中原王朝的重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315），秦始皇东巡，又巡视北边，从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返回咸阳。同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了包括今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又于西北对匈奴用兵，成功地将匈奴势力逐出今陕西、内蒙古交界地区直至阴山一带，在当地置四十四县，沿河修筑城塞。又派蒙恬北渡河夺取了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等军事要地，修筑亭障以防御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并且从内地移民以充实边县。三十四年（前213），又调发工役人员修筑长城。西汉初年，因中原战乱之后经济尚未恢复，政治形势亦不安定，匈奴的威胁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汉王朝建立之初，经济残破，民生艰辛。秦时已经兴起的匈奴部族的势力逐渐强大，所控制的地域包括贝加尔湖以南辽阔的草原大漠。在秦末战争中，尽数收回了秦将蒙恬所占领匈奴地方，又进入长城以南，至于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同时出兵侵掠燕国和代国。楚汉战争时，中原疲于征战，无力北防，匈奴于是日益强盛，军中勇士竟然多达数十万，对新生的西汉帝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汉高帝六年（前201），以太原郡为韩国，徙韩王信王之，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在与匈奴作战时，韩王信被围困于马邑，派使者与匈奴议和。汉朝廷疑心韩王信有二心，派使者前往责问。韩王信心存畏惧，当匈奴进军，猛攻马邑时，向匈奴投降。匈奴又发军攻太原郡，兵临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城下。刘邦于是亲自率军北击匈奴。时值冬季严寒，士卒多有冻伤堕指者。匈奴单于冒顿佯败，诱汉军北上。汉军三十二万追击。刘邦先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主力尚未抵达，匈奴精兵四十万骑将刘邦围困于平城东北的白登。匈奴骑兵铁围之中，汉军指挥中枢七日未能与汉军主力取得联系，也无法得到后勤补给，据说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阏氏，使说服单于解围之一角，方才终于脱逃，得以与主力会合。匈奴退军，刘邦也引兵而罢。此后，汉与匈奴结和亲之约，相互约为兄弟。汉以宗室公主为单于阏氏，每年给予匈奴定量的织品酒米食品等。不过，匈奴仍然时时南下侵扰代（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使北边地区社会经济生活难以安定。在刘邦时代，还屡有汉将因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叛降匈奴，成为匈奴南侵的向导和前锋。
刘恒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春立为代王。吕氏之乱平定后，因陈平、周勃等迎立即位，又有自代往长安的交通实践。然而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180至前157）中，除三年（前177）有太原之行外，只有在三辅地区以内的短途出行经历。对于汉文帝此次太原之行，也是他在位期间唯一一次长途出行的多方面的意义，有必要进行分析。
对于汉文帝三年（前177）的太原之行。《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其前后事迹：
五月，匈奴侵入北地郡，居河南地为寇。汉文帝初幸甘泉。
六月，汉文帝宣布：汉与匈奴约为兄弟，为了不使其扰害边境，向匈奴输送财物甚为丰。然而今匈奴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北河以南地方，威胁汉塞，捕杀吏卒，凌辱边吏，驱赶协助防卫长城的少数民族，甚至入边塞为盗，狂傲无道，完全背弃了双方约定。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集结于高奴（今陕西延安），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
匈奴于是退去，发中尉材官归卫将军统属，防卫长安。
辛卯日，汉文帝自甘泉至高奴，又前往太原，见代国故群臣，皆有赏赐。留游太原十余日。清代学者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引录了一首歌颂汉文帝太原之行的诗作：“临朐冯文毅溥《题汉文帝幸代图》云：‘汉帝当年歌《大风》，欢留父老乐融融。谁知将相调和后，更有君王燕赏同。每饭未尝忘巨鹿，故居犹自念新丰。旌旗十万云中驾，休儗登台出塞雄。’”
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汉文帝前往代国，准备部署攻击匈奴的战争，发动反叛，发兵欲袭荥阳。汉文帝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16，率军十万进击济北王叛军。
七月辛亥，汉文帝自太原至长安。发布诏书：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国吏民在朝廷大军未至时先自定，及以军队城邑投降的，皆赦之，复官爵。
八月，破济北军，俘虏济北王。
五月，汉文帝初幸甘泉，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毅然进居有直道与北边防卫系统密切联系的甘泉宫，表露积极抗敌的态势。六月辛卯，汉文帝“自甘泉之高奴”。他实际上来到了防备匈奴进攻的前敌指挥中心。
司马迁“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的记述，表明汉文帝的太原之行与北边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有密切的关系。于“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事后“之高奴”，自有“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的意义。
所谓“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之代”与“击胡”的密切关系。
讨论汉文帝“幸太原”或者“之代”与国防的关系，自然应当通过当时代国在北边防卫系统中的地位得以认识。代地，是高帝时代汉王朝与匈奴作战的主战场，又长期承担着抗御匈奴主力的边防重任。刘恒立为代王，是以代地频仍的战事为背景的，特别是“与夷狄边”，“数有胡寇”的形势，形成了“难以为国”的政治困境。刘恒入主长安之后，依然会对当年的严峻形势记忆犹新。
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写道：“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根据这一历史记录，似乎汉文帝“之代”，有以此为基地出击匈奴的计划。
这是确实存在的军事方略，还是济北王刘兴居的错误判断呢？
《史记》“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汉书·文帝纪》的说法是“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荀悦《汉纪·孝文皇帝纪上》则写作“济北王兴居闻上自击胡”。
林幹《匈奴史》、《匈奴通史》、《匈奴历史年表》都没有记录此事，《匈奴史料汇编》也未采录相关记载。研究者或许以为汉文帝“之代，欲往击胡”并非史实，或许以为汉文帝的计划并未形成战争事实而不足重视。
不过，11年后的另一次对匈奴的战争准备，汉文帝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次“欲往击胡”，“欲自击匈奴”，“自击胡”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