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红军女战士李开芬
柏生春潇
五十年前的一天，狂风，震怒地咆哮着，雪团，暴烈地旋转着……它们像是被邪恶的魔法召唤了来，一齐扑向陡峭山坡上一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似乎定要把这些竟敢侵犯雪山千年尊严的不速之客，全部卷进冰壑雪涧。艰难行进的队伍中，一位身材细高，穿着破夹衣、单裤，脚穿草鞋，背着一篓粮食的年轻女红军战士，紧锁双眉，艰难地行进着。她倔强地昂着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始终凝视着遥远的前方。她一会儿手脚并用，在没膝深的积雪中，奋力攀登；一会儿，和负责监视她这个“肃反对象”的战士一起，肩顶手拉地将五十多岁的老中医——赵主任，送过了连老鹰都难以飞越的冰峰雪顶。她，就是我们要访问的红军女战士——李开芬大姐。
一个阳光明朗的日子，我们来到李大姐的家，一进院落，就见精神矍铄的李大姐穿着一条半旧的军裤和浅驼色的开襟毛衣，手拿大剪刀，正兴致勃勃地修剪院中的月季花。我们的谈话，就在花丛下亲切地开始了。她利索的举动，敏捷的思维，爽朗的话语，真使我们难以相信她已经是个68岁的老人。
李大姐出身四川达县一个封建没落的家庭。从小，她就是封建家教的叛逆者。1931年，不满14周岁的她，就在当地的女子小学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加入共青团。1933年春，又在家乡参加了红军，和同志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年冬天，“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化之风，刮到了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她这个年仅16岁的“红小鬼”，也成了“肃反”对象。
“难道十六岁的孩子也杀吗？”李大姐说：“幸亏省委负责人张琴秋同志和王长德同志（谭政同志的夫人）救了我，并把我送到红军总医院工作。”说到这里，李大姐神情显得十分激动，她说：被敌人砍头，是从她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准备的；可被自己的人误解和冤杀，却是她未曾预料到的。对她心灵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没有退缩，没有绝望，也没有后悔。“路，既然认准了，就得走下去，绝不回头”——行军，打仗，救护，筹粮，爬雪山，过草地，她都勇往直前。长征到达甘南，才给她彻底平反。这时，她才19岁。青少年的天真、活泼，过早地从她身上消失了，但复杂的斗争经历，却使她在政治上很快成熟起来。
1936年秋，李大姐被调到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秘书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虽经半年多的浴血奋战，仍然悲壮地失败了。1937年4月初，从敌人数道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妇女团十几个女同志和十来名男同志，在王泉媛团长带领下，继续同数万敌人辗转周旋。她们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沿着浩瀚的荒山雪岭，顽强地向着东方摸索前进。在连续20多天的行军作战中，她们的草鞋磨烂了，单衣单裤被枯枝荆棘挂成了破布条，手脚冻肿了，紫黑的血水凝结在伤口上……他们一个个饥寒交迫，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到雪窝里睡着了；有的同志失脚摔下了深崖；战马也走不动了。这些女战士们，已经到了精疲力竭、寸步难行的地步。
傍晚，她们在荒山脚下发现了三孔没门、没窗的窑洞，王团长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顿时，二十几个人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李大姐陪王团长安排好哨兵，拴好战马，才挤到窑洞里边，将冻得浑身哆嗦的15岁的小战士吴秀珍搂到自己怀里。吴秀珍在睡梦中一边使劲地往李大姐的怀里挤，一边喃喃地说道：“走时别忘了叫我，别忘了叫我啊……”李大姐摸摸藏在腰间已没了子弹的小手枪，拍着吴秀珍轻轻地说了句：“睡吧，放心睡吧。”话还没说完，她自己也睡着了。
熟睡中的李大姐，梦见她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根据地，找到了主力红军，大家高兴得又跳又叫。正当她扑向迎上来的队伍时，却发现敌人来了，李大姐正要抓身边的枪，却被惊醒了，几把刺刀抵住了她的胸膛。李大姐推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吴秀珍，整了整衣服，在弯腰站起来的一瞬间，将小手枪塞到身下的浮土里藏了起来。就这样，李大姐和王团长、特派员曾广澜以及她的七八岁的小女孩等人，全被马家军抓了起来。
李大姐她们被押到凉州（今武威），关在马步青临时设的监狱——一座旧式大院里，这里已关了100多名女红军。她们面对的是高高的围墙，双重大门，森严的警卫。马步青妄图用恐吓和“感化”的手段来征服这些红军女战士，然后“赏赐”给他的军官们当妻妾。“慰问”、训话、发衣服、看电影……敌人挖空心思，耍弄了一个又一个花招。李大姐和特派员曾广澜、沈秀英（现名沈玲）、王子俊、何福祥等同志秘密串联，结成了新的战斗集体，组织、团结和领导大家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
白天，敌人来训话；晚上，他们就分散到群众中去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坚定革命信心。敌人要是组织“参观”，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无法穿。为了争取早日返回党的怀抱，她们抓紧进行越狱的准备工作，并和外边的同志接上了关系。李大姐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坚决要求重回红军，上抗日前线。
“可你们的信怎么送给党中央呢？”记者问。“有办法！”李大姐开怀地笑着说：“一个是利用出外看病的机会偷偷发走，再一个办法是让获释的同志带去。”
8月的一天上午，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100多女战俘全部押到马步青的军部大院。先是马步青假惺惺地说了几句“关怀”的话，然后宣布第一批获“自由”的名单。“难道敌人真的要放我们？”许多战俘不相信敌人会发“善心”。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无法碰头商量，李大姐只好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开始念名字了，一个、两个、三个……每念完一个女战俘的名字，就有一个敌军官站到身旁。李大姐立刻看穿了敌人的企图，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绝不要上敌人的当，拼啊！”顿时，大家全惊醒了——这原来是敌人的毒计！瞬间，只见大院里乱成一团，100多个女红军一边喊着：“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能受侮辱！”一边又咬又打，又踢又撞，和凶残的敌人扭打。经过几十分钟的搏斗，终于寡不敌众，有30多个姐妹被敌军官抢走了。对这些禽兽豺狼的控诉，使李大姐那饱经风霜的唇角激动地抖动起来。在对敌人难以抑制的仇恨中，我们看到了48年前那一幕悲壮哀绝、感天动地的大搏斗。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一再恐吓：“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逃跑，就抽了谁的脚筋，就将谁分给士兵们‘共妻’，然后再吊死、喂野狗。”敌人看这些女红军不屈服，又改变手法，采取拉拢、分化与零敲碎打的手段将女战俘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分”了出去。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一个更阴险、毒辣的诡计，直接指向了“带头闹事”的李大姐。一天，敌人的一个副官来到监狱，对李大姐说：“马军长知道你知书达理，想让你给他当秘书。”对敌人的这些无耻谰言，李大姐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说到这，李大姐紧握右拳用力在胸前挥动了一下，然后，又慢慢张开双手，撑在藤桌上。沉重、激愤的讲述，使我们的心也揪得更紧了。李大姐又被敌人送到凉州城外的一所民房里，和沈秀英等三人住在一起。当夜，正在熟睡中，突然一阵砸门声将她们惊醒，还没来得及下炕，门就被踢开，三个手持马鞭、马棒的敌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举起马棒、马鞭就打。李大姐赤手空拳地和三个如狼似虎的敌人拼搏起来，没几个回合，一个敌人的马棒就打断了，他狠狠地骂了一句，便解下武装带，又劈头盖脸地打下来，直到把李大姐打得不省人事。一个敌人骂了句“看看是你厉害，还是老子的马鞭厉害”，这才扬长而去。敌人一走，沈秀英她们便赶紧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将李大姐抬到炕上，只见李大姐的背、胳膊、腿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就是这样，李大姐也没有吭一声，她咬紧牙关，狠声骂道：“土匪，打吧，打死我也不屈服！”
被打伤的李大姐，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吃饭、换药、梳洗，全靠沈秀英她们照料。敌人以为李大姐被“打服了”，看她连动都不能动一下，也就暂时放松了对她的监视。可李大姐，一时一刻也没放弃越狱的念头，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继续做工作，终于争取了一个姓盛的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一个副官，后被降职，良知尚未泯灭，愿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为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还和他结成了兄妹。经过十几天的准备，逃跑的各项工作全部就绪，李大姐的伤口虽然还没痊愈，但已能下炕走动。李大姐决定：趁敌麻痹之机，立即逃走。
9月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都沉睡了，听不见一点音响。李大姐与沈秀英和衣躺在炕上，每一个毛孔都似乎警觉地张开了，听着空寂苍穹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会儿，传令兵就要来接她们，她们也早将标志着没有异常情况的破脸盆放到屋外的窗台上。突然，沈秀英一把抓住了李大姐的手，打断了她的思路。李大姐屏息一听，原来是一只猫，从窗台上蹿了过去，俩人会意地出了一口长气，又耐下性子等起来。“嘭、嘭、嘭”，三下轻轻的敲窗声却像铁锤一样撞击开她们的心扉，心儿突地一下“怦怦”的狂跳起来！沈秀英看了看李大姐，李大姐一咬牙，点了点头，两个人就蹑手蹑脚地下了炕，悄然无声地开了门：果真是传令兵。他俩搀着李大姐，无声无息地走出屋子。马就在不远的沟里，他俩先把李大姐扶到马背上，沈秀英骑在后边抱住李大姐。她们绕过凉州城，不顾天黑路险，飞驰而去。
为躲开马步青部队的追捕，李大姐装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随身丫环，由传令兵护送而行。快到兰州时，一个村庄横挡在她们前进的路上。正要设法绕过去，七八个手持长枪、大刀的民团从路边拥了过来。传令兵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先给一个当官的递了一支烟，又朝他耳边嘀咕了一阵子，再亮了亮上衣口袋里的小卡片，就见那个满脸凶相的人马上堆满了笑容，点头哈腰地对骑在马上的李大姐连声说：“对不起，误会了……”一挥手将她们放过去。
10月的一天上午，李大姐一行三人，跨上了兰州市的黄河大桥。可尽管她们对答如流，守桥的警察还是扣留了她们，押到桥边的警察所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李大姐飞快地盘算、思索着：绝不能前功尽弃，绝不能到了家门口又入虎口。她决心破釜沉舟，亮出真实身份，便平静地回答：“我们是红军。”“红军！？”“对，我们是红军，我们要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警察所长一边转动着眼珠子，一边装糊涂：“八路军在这没什么办事处啊！”李大姐毫不迟疑地将“兰八办”的门牌号码、负责人的姓名告诉了他，并郑重地警告那个所长：“请你立即通知‘兰州八办’，说李开芬等三人回来了。如你故意刁难、阻挠，一切后果由你负责！”看到他们如此了解情况，态度又是如此坚决，怕承担“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责的警察所长，只好放她们过桥。李大姐一过桥，就直奔“兰州八办”。
当李大姐扑向迎出来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彭加仑、秘书长朱良才、工作人员王定国时，就像久别回家的孩子扑向了自己的母亲一样，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泣不成声了。
谢老轻轻抚摸着伏在王定国大姐怀里痛哭的李大姐，慈爱地说：“一个女孩子，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容易啊！你不仅自己逃出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女红军，并争取了一个马步青的人参加革命队伍，真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女战士啊！”第二天，路过“兰州八办”去莫斯科的贺子珍大姐听到此事后，特意将李大姐拉到身边左看右看，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不久，党组织就恢复了李大姐的党籍，并留她在“兰州八办”工作。沈秀英被送到延安学习、工作。
就是这样一个坚强、忠诚的革命战士，在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在长达四个年头的非法监禁、批斗中，什么“车轮战”、“疲劳战”等手段都经受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逼、供、信，给李大姐又添了许多伤残和疾患，可李大姐还是勇敢地挺过来了，还是像当年那样对党坚信不疑。1983年4月，担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李大姐，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第一线退了下来。人虽然走下了领导岗位，可她的心，仍然放在革命事业上。她说：“认准了的路，就得坚定地走，走，一直走下去！”
原载《人民日报》1985年6月16日第五版。作者柏生，人民日报记者；春潇，该报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