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接着说：“陈昌浩总政委是在两军会师继续北上后，在卓克基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期间，和徐帅一道去参加会议才离开总部的。我记得陈总政委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中央领导人时，特别兴奋，老是面带着笑容，话也说得多了，还经常哼歌，甚至还跟我们这些小鬼开玩笑。卓克基的联席会议后，陈总政委的情绪像是有些低落，好发脾气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从知道，但接下去走到毛儿盖后，一切也就清楚了。”
“有一天，秘书通知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送张国焘和陈总政委到一个叫沙窝的小村子去参加中央会议。沙窝离毛儿盖大约二十几里路，骑马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到了沙窝后，我们一行人却被告知留在村外等候，不可以进入村子。记得当时是张闻天在村口迎接的，陈总政委也随张国焘进了村。不一会儿，就只见陈总政委一个人出来了。当时他的脸色很难看，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沙窝村发呆。村口有红一方面军的士兵把守。我们也开始感到紧张了，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谁都不敢弄出响声来。就这么一直等到半夜，张国焘开完会后，我们才护卫着他们离开沙窝村。一路上，只听见张国焘不停地对陈昌浩说着什么，陈昌浩还不时地插一些话，两个人的情绪都显得有些冲动。沙窝会议已经载入党史，被称为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现在从党史资料上看到的当然不是那次会议的全部内容，甚至无法全面反映那次会议的情况。不过无论那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何等地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次会议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个方面军在草地分手。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今后红军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经由朱德和张国焘两人同时认可方能进行。会师后的红军被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先西行，然后从阿坝北进；陈昌浩和徐向前则率领三十军、四军同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为右路军，从毛儿盖直接向北进入甘南。左、右路军分开行动后，中央又在右路军所在地毛儿盖召开了党史上著名的毛儿盖会议。这时，张国焘已经随队西进，没有参加会议。毛儿盖会议后，便是挥师北上，走出草地。这期间还由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打了一场红军历史上有名的‘包座战役’。在这场走出草地后至关重要的战役中，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举全歼了前来堵截红军出川的胡宗南部1.5万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得后来的中央红军入甘后如入无人之境。”
据徐向前回忆：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如果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我。……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1～352页。
我给李培基将军喝干了的杯子里注满水，我理解老人为什么在切入采访的主题时何以如此大费周折。我可以非常耐心地等待。老人看着我，目光是沉静的：“毛主席他们突然走了，事前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历史证明他做对了。但没有人下命令去追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老人一字一顿地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又把老人的话重复了一遍。老人断然地点点头，那神情是毋庸置疑的。“张国焘那时还是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建国前中共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有权这么做，也没人敢这么做。张国焘那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军委主席，而且，他并没有丧失理智。即使张国焘真的动了杀心，朱德和刘伯承会同意吗？你认为徐向前和陈昌浩会执行这个命令吗？”老人反问我。我感到身上一阵燥热。
“那么，陈昌浩在得知毛泽东等人率队突然北进后，是怎样的态度呢？”我还是硬着头皮问下去。“很伤心。”老人叹了一口气，把端直的身子斜靠在沙发靠背上。“部队里的指战员都不晓得发生了啥事。从毛儿盖北上，我们两支队伍就走在一起，不分彼此，相处得很好。打包座战役完全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的，战斗非常惨烈，我们死伤了很多人，记得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还来慰问呢。那时我们像兄弟一样。可是一方面军的队伍趁黑夜一下子走得无影无踪，还把指挥部仅有的一份甘南地图带走了，的确让人难以接受，所有的人包括陈总政委都惊呆了。消息是从前卫部队传回来的，说是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已经开拔，而且不准前卫部队靠近，问发生了什么事，也有问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开拔？反正问啥的都有。”
“红军大学校长何畏当时跑来问陈总政委，究竟出啥事了？有没有开拔的命令？陈总政委说没有下开拔的命令，都晓得要等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来汇合的。而且部队刚刚打完大仗，也需要休整。我记得当时指挥部里很乱。徐帅坐在一张床板上低着头一声不吭。陈总政委又着急又无奈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子。电话铃响个不停，有报告情况的，也有请示是不是需要拦住擅自行动的一方面军的。你想想，我们奉中央的命令放弃开辟了几年、已经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和非常好的生存环境的川陕苏区，一路奔杀出来，就是为了配合中央和一方面军北上的。打了那么多的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走了那么多的路，为中央和一方面军能顺利北上做了那么多战略和战术准备，尤其还刚刚打了包座战役，虽然大获全胜，可是也增加了那么多的伤员；而他们就在这个当口走掉了，叫人怎么能想得通呢？我不管后世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处在当时的我们，可没有现在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心平气和来分析讨论。我们就是不理解。”
“陈总政委一脸茫然的样子，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两天前，张国焘曾就敦促其迅速北上拍来过电报，认为马上北上很危险，认为四川军阀比胡宗南等军队要弱得多，而且几年中的较量已经把川军打怕了，他建议部队南下。接着，中央又回电要求左路军向北发展。一边是党中央，一边是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在两者之间，陈总政委左右为难。这时，前卫部队又来电话，请示如何处理，可能再次提到了追上去阻拦的事，陈总政委冲着电话直骂大街，说追上去就可能打起来，红军打红军那是发疯了。陈总政委下命令说，哪个敢开一枪就先毙了哪个。陈总政委对红四方面军有绝对的指挥权，一般情况下徐帅都听他的。后世人在提到这件事时，从来不提及陈总政委的态度和立场。但如果当时没有陈总政委坚决反对打的态度，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陈昌浩充满悲愤和无奈
老人接着往下讲。于是我知道了陈昌浩在南下之后，在又一个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卓木碉会议”上，认同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知道了南下作战期间，陈昌浩和张国焘屡次为战斗计划发生争执；知道了南下行动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至四川甘孜地区，陈昌浩和张琴秋结为伉俪的逸事；知道了第三次北进草地时，陈昌浩面对来自士兵的责骂而不敢回话，面带愧色的窘态；知道了陈昌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彻底改变了以往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态度，坚决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挥，从此痴心不改。对这段历史，徐向前曾回忆说：
1936年9月18日，我们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情况，才知在刚开完的“岷州会议”上，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作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张国焘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99～400页。
李培基将军就这么一直讲下去。1936年10月，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在甘肃西兰公路地域同国民党朱绍良、胡宗南部发生激战。作战目的十分明确，以中央军委《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的任务南向拒敌，并以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攻打宁夏，以开通国际通道。然而，中央红军并没有派主力部队会同红四方面军与敌在西兰公路地域作战，仅派了陈赓率领一个师的兵力协同作战。这样，红四方面军不得不以疲惫之师与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国民党朱绍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展开殊死的决战。这时的陈昌浩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军委主席团六名成员之一（其他五位分别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其身份和地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
陈昌浩率军西渡黄河后，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总政委，掌统西路军的军事政治大权。然而，在接下来的短短4个月时间里，两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几乎悉数牺牲在那条长长的河西走廊上，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戈壁荒滩。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史里最惨烈的一页。
1937年3月13日，被国民党马步芳匪徒击溃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进祁连山。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石窝的山上，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其余人留下来坚持游击战。这些人里就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当时，石窝山上一片哭声。活下来的将士们极力劝留陈昌浩，然而，陈昌浩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3月16日，陈昌浩和徐向前启程东返。行至一座叫“大马营”的村堡，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之后没能东返陕北，却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在湖北期间，陈昌浩仍然坚持地下斗争，并多次潜回鄂豫皖老区，试图重新发动当地群众，开创新的局面。但是，自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国民党匪徒对苏区发动了无数次残酷的“清剿”，屠杀了几十万名支持过革命的群众。那块曾经飘扬着革命红旗的土地，已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陈昌浩不得不放弃在这个地区重展雄姿的念头。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昌浩终于返回延安。在延安期间，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检讨审查。1938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9年9月，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并留在苏联养病。在飞往苏联途中，陈昌浩曾随周恩来前往新疆西路军残部“新兵营”探视。
我没有让李培基将军太多地回忆西路军失败的过程，因为我刚刚从那里走过来。我不仅听到了马匪军对西路军将士惨无人道的屠杀，知道了陈昌浩面对着一片片倒在血泊中的红军将士是何等的痛苦；知道了陈昌浩和张琴秋夫妇惟一的孩子在临泽突围时，是怎样出生并冻死在戈壁滩上；也知道了陈昌浩在石窝会议上宣布东返时，是多么的悲愤和无奈。我仿佛看到了陈昌浩在奔逃途中那绝望的面孔，仿佛听到了这个坚强的男人在丧子失妻后的哭声，仿佛发现了他心灵深处永生永世无法挣脱的愧疚。
说到在新疆“新兵营”见到陈昌浩的情景，李培基老人脸上浮现出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表情：“那时，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五军政委黄超，已经被从苏联回延安在新疆转程的王明、康生下令枪毙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400余人也多少晓得了一些西路军惨败的真相，说心里话，是有些埋怨陈总政委的。周恩来把陈昌浩带到队伍前指着他说，这是西路军的总政委陈昌浩同志，西路军的失败由他负责。陈总政委当时就站在我们面前，低着头，说话也没有神气，很羞愧的样子。他说他对不起西路军的将士，要对他们的牺牲负全部责任，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指挥失误造成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没敢多看陈总政委一眼。我曾是他的勤务兵，我晓得他作战时一点都不轻松，这个时候更不会轻松了。我为他感到难过。”
说到此处，李培基老人的眼泪已经流下来。很久很久，他没有再开口说话。老人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整个人像是睡着了。
该告辞时，老人又回到书房，出来时手里捧着一套厚厚的书。老人告诉我，这套书是徐帅通过秘书送给他的，现在他把它送给我，除了因为我是红四方面军的后代，还希望我多为当年的红四方面军写些作品，让后人晓得，这支工农红军的队伍有多么了不起。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没能挨过“文化大革命”那狂风暴雨般的批斗，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批示为陈昌浩恢复名誉。批示指出，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并非陈昌浩故意为之。陈昌浩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应该恢复名誉。
录自《党史博览》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