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于10月下旬率领红九军和红五军、红三十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对红军的行动，极为恐慌，急调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及大批民团，“围剿”西路军。曾日三积极投入工作，协助孙玉清、陈海松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于11月14日拂晓，一举攻占古浪县城，守敌千余人受打击后逃跑。
古浪为武威门户，地当要冲，势在必争。但古浪城坐落在两面临山的小峡谷里，地势低洼，川道狭窄，再加上城墙受地震毁坏，极为残破，给防守带来很大困难。红军占领阵地后，立即构筑工事，准备与敌人恶战。曾日三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开展临战政治工作，鼓舞士气；他召集城内各界人士开会，动员他们捐款捐物，支援红军。15日，一万余敌人在马元海指挥下，包围了古浪县城。从16日开始，敌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红九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整个古浪城及附近山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成营成连的敌人挥舞着马刀，轮番向红军阵地冲击，红军战士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18日上午，一股敌人突入城内，曾日三和参谋长陈伯稚，急率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他身先士卒，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经大家殊死拼杀，终于把敌人逐出城外。这场恶战进行了整整三天，红九军虽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2400余人，损兵过半，元气大伤。18日晚，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接应下，红九军从古浪突围，西撤永昌。
部队到永昌后，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下令追查古浪战斗失利的责任，撤了孙玉清和曾日三的职。其实，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责任并不全在军的领导干部，它有着复杂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看，当时的河西地区，尚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支援，兵员、粮食、弹药得不到补充。但曾日三不讲客观原因，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接受了给予他的处分。曾日三离开了红九军，到总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不久，军政委员会任命他担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西路军进到永昌、山丹地区后，继续遭受敌军围攻，于当年12月底转移到临泽县境。恰在这时，曾日三的爱人吴仲廉生了个男孩。但是，敌军重兵压境，紧张的战斗生活，不允许他们有多少犹豫。他们忍痛割爱，毅然把小孩送给当地农民王学文抚养王学文曾在私塾读过诗书，在当地是个“文化人”，为人正直。他把曾日三、吴仲廉的孩子视为已出，疼爱有加，起名王继曾，抚养至13岁，于1950年送还了吴仲廉。，然后扶着妻子又踏上了征途。1937年3月11日，他们随部队退到了临泽县南缘的梨园口。
这时，西路军在优势敌人的连续围攻下，已遭受严重损失，全军只剩下几千人。部队刚进入梨园口，两旅敌骑就尾追而来。为了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撤入祁连山，红九军抢先占领山头，同优势的敌军展开厮杀，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陈海松血洒荒山，壮烈牺牲。在此严峻形势下，曾日三奉命代理九军政委，率余部退入祁连山区，继续与敌周旋。
（三）
1937年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中的石窝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组织以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为书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李先念（三十军政委，负责军事指挥）、程世才（三十军军长）、李特（西路军参谋长）、曾传六（西路军政治保卫局长）、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黄超（五军政委）、熊国炳（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人，领导西路军余部的行动；将剩余人员分编为三个支队，分头在祁连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突围东返。
根据原来决定，工委会随左支队行动，总部机关的一些重要干部也随左支队行动。左支队是由红三十军的千余人组成的，决定沿祁连山向西游击。3月16日晚，左支队行至祁连山腹地一个叫大岔（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岔牧场）的地方，工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缩小目标，精干左支队。会后，李卓然召集曾日三、毕占云（原红五军参谋长、五军撤销后任西路军教导团团长）等人开会，传达工委会决定，组织干部游击支队，以毕占云为支队长，曾日三为政委，带上总部的一些重要干部张琴秋（女，组织部长）、刘瑞龙（宣传部长）、吴永康（地方工作部长）、黄火青（军人工作部长）、欧阳毅（第五局局长）、苏井观（卫生部长）、徐立清（卫生部政委）、熊国炳（工委会委员、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孙玉清（原红九军军长）、魏传统（敌军工作部科长）、吴仲廉（女，红九军政治部科长）等单独活动，伺机突围，东返延安。谈话后不久，又通知黄火青和苏井观仍随左支队行动，不到干部支队来了。
关于干部支队成立前后曾日三的思想情况，黄火青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中写道：石窝分兵后，“原属一方面军的曾日三找我说，徐、陈走了，搞个工作委员会也不征求我们意见，我们找他们谈谈去。于是曾日三、我、刘瑞龙，好像还有张琴秋，几个人一起去找工作委员会，郭天民（总部第一局局长）做我们的内应，质问工委会是如何产生的？也不民主讨论一下，行动方向到底是向东还是向西等等。好家伙，话不投机半句多，李特、黄超不正面答复我们，反而大骂中央为什么不让四军和三十一军过河来。把西路军的失败原因加在中央头上。我们又质问他们，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黄火青的回忆录接着说：“徐、陈走后第三天，队伍走到一个有几棵大树的平坡地，工委会开了会，决定和我们分开走，把我和曾日三叫去说，给我们一连人，自己走，分配我当政委，曾日三当队长，带走张琴秋、刘瑞龙、熊国炳、苏井观、孙玉清等几个人，还有魏传统。给了我们一小包藏族妇女的头饰做路费，都是些普通的珊瑚珠子，值不了几个钱，而工委带了好多金条。曾日三火了，说不要，退还他们。”“人已经分好了，忽然李卓然又来找我说，要我跟他们走。为什么忽然又有改变，我估计是因为他们知道我随身带有甘肃地图，又好调查行军路线，对他们有好处。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卓然有意照顾我，因为我是一方面军的。但为什么不照顾曾日三呢？我就和曾日三商量，既然工委决定向西走，不如两队合起来一起走。曾日三不干，不愿在他们那里受气。”很显然，曾日三和工委的其他同志成见很深，不但在政治上还是在具体问题上，分歧都是很尖锐的。
其实，曾日三自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后，对张国焘反对北上、分裂党和红军、不信任红五军团领导干部的行为，就很有意见。他对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后为西路军政委）也很有看法，认为这个人太主观，傲气十足，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持宗派主义态度，不能一视同仁。联系到他自己遇到的这些经历，更是愤愤不平。
工委委员、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在1946年写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中说：左支队到白大坂后，“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小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则苟：应为错沟，位于甘青边界祁连山主峰北麓，其地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水关乡。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面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边走，即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的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程世才的回忆，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方面看到当时曾日三等同志的处境。
曾日三虽然对工委会的决定很有意见，但在这严峻的时刻，为了对党负责，对这一批重要干部负责，他毅然担起了这副重担，立即召集有关干部开会，成立军政委员会，由他任主席，毕占云任副主席，以张琴秋、刘瑞龙、欧阳毅、熊国炳、张然和等为委员，决心带领大家战胜困难，突围东返，回到党中央身边。
他找当地的少数民族打听敌情，得到的消息是：东边已被马家队伍封锁，不好通过；西边尚未发现敌人，于是他们便沿着西行支队走的路线行进，打算摆脱敌军后休整几天，待敌军搜剿松缓后，再出山东返。走了几天，来到了祁连山主峰的北麓。这里是甘肃和青海的边界地区，地势越来越高，气候越来越寒冷，更加困难的是找不到人民群众，几天吃不上东西，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随行的战士，都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
在此情况下，他鼓励大家同饥寒作斗争，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做钢铁战士，带动大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对大家说：“我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党中央已在陕北安下大营，革命无疑是要胜利的。”“只要大家团结互助，保存了力量，我们就有希望。”他多次召集军委会同志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不能离开群众，离开了群众就无法战胜困难，于是又决定向东行进。他们沿途收容了一批失散的同志，总人数达到200多人。
3月底，毕占云、曾日三率领干部支队来到红湾寺（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西南约20公里的白泉门地带。这里是白泉河与畅隆河的交汇处，地形复杂，南面是大雪山，冰雪终年不化；东西两侧也是高山，间有森林；中间的河流仍被封冻，看上去仍是一条冰河，向北延伸而去。部队到达这里后，毕占云和曾日三先把部队隐蔽在森林里，一面派人打听敌情，一面派出几批人马找群众买粮买肉。二百多人的部队几天来没有吃上东西，解决肚子问题是头等大事。当日晚，派出去打粮的同志带回了为数不多的青稞炒面、洋芋、酥油和几头牛，大家七手八脚把牛杀了煮牛肉吃，算是暂时缓解了饥饿。
红军到白泉门一带的消息，很快被敌人侦知，马彪骑兵旅第二天就围攻过来。敌军先抢占了几个要点和山头，然后派出部队攻击红军营地。干部支队的掩护部队拼死阻击，因缺少弹药，未能阻挡住敌人的攻势。曾日三要毕占云掩护张琴秋等同志突围，他自己和一些同志留下来打掩护。他回头对妻子吴仲廉说：“你快跟张部长走，我随后就来！”他的这几句话竟成了他同妻子的最后诀别。敌人很快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这是干部支队的最后搏斗，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曾日三、吴永康牺牲，张琴秋、徐立清、魏传统、吴仲廉等被俘，毕占云、孙玉清、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脱险。不久，刘瑞龙和孙玉清也被敌俘去。`
作者附记：1990年，笔者应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之约，收集资料，撰写了曾日三小传，收入该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悲壮的征程》上册中。1999年，笔者参加军委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苏州大学举办的军事志编写工作进修班，恰巧，湖南省宜章县县志办公室主任也参加这个进修班学习，于是，我向他采访了曾日三烈士的生平事迹，采访的一些重要材料写进了这份传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