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和余汉谋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19个团向中央苏区南线压来。6月底，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五军团向南集结，准备回击粤敌。此时，董振堂已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他率部到达预定战区后，对敌情、地形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打击敌人的战术及措施做了充分的准备。7月8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到粤北南雄县东北部之水口圩附近，击溃敌两个团，7月9日，由南雄北进之敌6个团进抵水口，董振堂组织了5000余人的大刀队，埋伏在距敌军阵地不远的地方。他和其他战士一样，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衬衣，准备出击。突击的冲锋号一响，他站起身来，大喊一声：“冲啊！”率领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般，冲入敌阵，手起刀落，一个个敌人倒在血泊中。战士们的大刀砍弯了，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依然拼杀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杀，歼敌三四千人，把粤敌的两个师基本上歼灭了参见《回忆宁都起义》174页。。水口大战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的部队，迫使其从中央苏区南线撤退。这一仗，红五军团的大刀队杀出了威风，自此，粤敌一听到与红五军团作战，就不寒而栗。
1932年8月，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乐安、宜黄战役。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战役命令，红五军团配合红一、三军团首先歼灭驻守江西乐安县的敌第二十七师，接着转攻驻守宜黄之敌。三个军团密切配合，奋战一个星期，全歼敌第二十七师，俘敌约5000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迫击炮20余门、电台3部。
1932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坚持所谓“不停顿进攻”的“左”倾路线，命令红一方面军发起金溪、资溪战役。当时，红军占领黎川、建宁、秦宁、邵武等广大地区后，未及休整，也未做战役准备，就命红军发起新的战役，经过一个多月艰苦作战，击溃敌军5个师，占领了资溪、金溪两城。但敌军很快调集9个师的重兵，于1933年初向红军扑来。红一方面军以一、三军团为右纵队，以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在金溪以南之黄狮渡一带攻打敌军。这是红五军团打的又一次硬仗，在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副总指挥赵博生率领下与敌激战。战斗开始后，敌军照例先用大炮轰击红军阵地，接着发起冲击。红军坚守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数次进攻均被打退。战至下午，红军弹药供应发生困难，董振堂遂组织大刀队楔入敌阵，一阵砍杀，打开了进攻的缺口，动摇了敌军的阵脚，有效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作战。此次战役，红军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击溃敌六个师，缴获枪4000余支，余敌退回抚州、南城等地。红军损失也大，伤亡千余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牺牲在长员庙阵地上。
此后，董振堂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指挥的红五军团，也越战越强，成为中央红军的三大主力军团之一。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32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他红旗勋章。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三）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之所以进行长征，是因为在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一直担负着全军的后卫任务。这时，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12100余人。中央派刘伯承来五军团任参谋长，协助董振堂完成掩护全军转移的任务。当时敌军紧紧追着红军的屁股打，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和全军安全转移的任务。那时，长征部队中普遍有这样的反映：只要红五军团打后卫，大家心里就踏实，把五军团誉为“铁流后卫”。
长征初期，由于红军领导者执行错误路线，采取了“大搬家”式的行军方针，总部机关、后勤系统携带的物资太多，连印刷机和制造武器弹药的大型机器设备均搬运随军，因而机构非常庞大，行动非常缓慢，一天只能前进十数里。参加转移的人员共有8.6万余人，而总部机关即超过万人，非战斗人员特多。敌人发现红军转移，即调20多万兵力围追堵截，又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预设兵力，进行阻拦。为了保证中央纵队安全前进，军委三人团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左右两边护卫，红五军团在后面阻击敌军。这种甬道式的缓慢行军，给护卫部队的作战，特别是给打后卫的红五军团的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
当时，敌军以重兵从多个方向压来，红五军团在占领的各个山头上坚守阵地，顽强拼搏，但敌军依仗兵力多、弹药充足的优势，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各个阵地上不断出现险情。董振堂和刘伯承一面向军委不断报告险情，一面派人督促行军队伍加快前进速度。但行军的队伍负荷太重，经常受阻，前进速度缓慢。为了阻敌攻击，保障后卫，红五军团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刘伯承回忆说：“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见刘伯承《回顾长征》，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页～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出版。”待突破三道封锁线后，红五军团伤亡即达2000余人。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进军。蒋介石集团为了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急命湖南军阀何健、广西军阀李宗仁，调集兵力前堵后追，并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广东军阀陈济棠等，也调兵配合作战。一时间，敌人在湘江两岸集聚兵力近30万人，以湘江为主线，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过江，红一、三军团根据军委三人团命令，占领了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等要点，打开大部队前进的道路，红五军团在后卫顽强阻击敌军。为保证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过江，红五军团在湘江以东地区顽强阻敌十多天，到12月1日，中央机关才渡过湘江，进入了西延地区。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董振堂接到军委渡江的电报，立即组织部队抢渡湘江。这时，战斗在全军最后面的第三十四师，立刻向湘江快速前进。但敌军前进速度也很快，红五军团机关和第十三师刚刚过江，敌军即穿插过来，把三十四师切割在江东。董振堂站在湘江以西的一座山头上瞭望江东，只见第三十四师和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刀光剑影，寒光闪闪，激烈的枪声不断传来。董振堂心如刀绞，但又无力援救，两行眼泪串珠似的流了下来。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扩大会议，总结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及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行动。由此，红军改变了作战行动方针。董振堂积极拥护遵义会议的决定，指挥红五军团继续担任全军后卫任务。红军在云南皎平渡强渡金沙江时，敌人有五个纵队从南面压过来，紧逼红军，军委命令红五军团要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敌军九昼夜，以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胜利北渡。董振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严肃地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本军团就是全军覆没，也要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阻敌任务。”他认真查看地形，精心部署兵力，指挥部队占领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并在夜间组织小分队出击。由于他的正确指挥，敌人的每次进攻都被红军打退，并丢下很多尸体。到第九天傍晚，他接到渡江的命令，便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撤退，渡江北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