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伙食的斗争。由于集中营当局层层贪污克扣，被俘红军伙食质量极差，且吃不饱，许多同志体质变坏。党支部决定组织大家进行争取伙食自治、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支部决定，动员大家首先在吃早饭时大闹伙房，迫使集中营当局同意与被俘红军谈判改善伙食，然后各班派出一名代表，提出四条经济要求：（1）清算伙食账目，公布前一段伙食收支情况；（2）今后要每周清算、公布一次伙食账目；（3）各班轮流派人上街买菜、记账；（4）各班轮流派人监厨，饭菜要保证干净，不得吃生饭。通过进一步的斗争，除上街买菜一条未实现外，其他三条都得以实现。
与敌人的反动宣传和谬说展开斗争。敌人在集中营设有政训员，其任务是向被俘红军进行反动的政治“训话”。党支部决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训话时，被俘红军不是七嘴八舌地议论，就是公开高声批驳。敌人的训话场，成了被俘红军进行政治斗争、坚定革命信念的场所，使敌人的每次训话都不得不仓促收场。集中营里的被俘红军所以能够进行这种公开的政治斗争，与地下党支部的组织领导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不公开暴露或私下逃跑被抓，敌人是不敢过分行动的。
欢迎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中央通过同国民党有关当局的交涉，派张文彬为代表，于1937年5月中旬到集中营慰问被俘红军。冷赤哉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党支部，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领导大家开展欢迎中央代表的准备工作，包括秘密给党中央写报告，要求开大会欢迎等事项。张文彬到集中营的第一天，先是对大家进行了一般的看望。第二天，在敌上校大队长陪同下，又到“军官队”和“士兵队”的每一间牢房，询问大家的困难和要求，转达党中央的慰问。第三天，在被俘红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集中营当局不得不在飞机场以东的大操场上召开欢迎大会。开会时，“军官队”首先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士兵队”立即响应。会上，张文彬讲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反动谬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被俘红军的希望。第四天，张文彬单独将方强、徐太先、卜胜光等找到自己的住房，肯定了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和报告，交代了斗争策略，并从自己的旅费中拿出40块钱，留给集中营被俘红军缝补衣服。从此，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的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目标和策略。
策划集体逃跑。1937年6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决定把集中营的1300多名西路军战俘押往西安。党支部从冷赤哉处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讨论对策，决定中途逃返陕北。之后，张文彬又来作了指示：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由中央交涉集体归队，不要中途脱逃。对于这一精神，党支部几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认为：既要执行中央代表的指示精神，也要视情况发展灵活处置，只要有机会和条件，仍执行党支部原决定——中途逃返归队。押送西安途中，敌人越来越猖狂：一是在隆德县和尚铺毒打了一名逃跑未遂的红军战士；二是在平凉进行严格的清查和点名。因此党支部决定：仍执行途中逃跑计划，并派当过司务长的刘振堂打前站，了解情况，作逃跑准备。被俘同志被押送至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附近时，发现了红军援西军写的标语——“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欢迎西路军同志回红军”等，还发现了由援西军侦察员化装的“买卖人”，给他们卖“锅盔”锅盔：一种锅盖大的烙饼。，饼中夹带的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这一切都增强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尽快脱险的信心。是日傍晚，大雨滂沱，大批同志在四十里铺前后脱逃，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和两个委员方强、徐太先、卜胜光，也趁乱脱逃。据黄良诚著《忆长征》第195～250页，郭晨著《将帅落难记》第139～150页；作者1996年采访方强的笔录。
（三）在马步芳西宁电台的斗争
西路军电台工作人员刘俊英、刘玉亭、曾庆良、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共6人，于1937年3月18日在祁连山中被俘后，直接被押到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因为敌人要利用他们的无线电技术，所以生活待遇较好，亦有相对自由。但他们并未因此丧失革命气节，而是利用敌人提供的条件展开斗争。在短暂的20余天中，作了对革命十分有利的事。
扣压马步芳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西路军失败后，马步芳从前线来电中获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西路军一部沿祁连山西去，即拟一“十万火急”的电报给前线骑兵总指挥马彪，令他调动兵力“星夜追击”。时值马步芳电台的报务主任熊维邦当班，他为了自己外出逍遥，就让原西路军报务员曾庆良代替，曾庆良便将此电报扣押未发。事后敌人追查，又以“干扰太大，声音嘈杂，发不出去”为由推脱。耽搁或扣押军事命令是大事，查出后就是敌方人员也要受严厉处罚。所以，敌方电台人员一面以“天气不好、干扰太大、电报发不出去”为由，向马步芳搪塞；一面将直接责任者熊维邦调离西宁去同德县。曾庆良等被俘红军也因此化险为夷。由此可知，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中长途跋涉40余天而未遭敌骑兵追击，有被俘红军电台工作人员的功劳见青海省民政厅党史专题组编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27～242页。。
偷听延安新闻，宣传革命形势。曾庆良、黄子坤等6名被俘红军，身陷敌营，受敌优待使用，却时时不忘延安，不忘革命。他们常利用敌人电台，收听延安新闻，并写成纸条散发。此事敌我双方有关人员都有证明。曾任敌西宁电台报务主任的熊维邦在1983年12月28日这样写道：曾庆良等6名被俘红军“每日乘晚上以练习收发报为借口，窃听延安新闻，因为延安当时并未有广播电台，每日以电码向各地发布新闻，因为我本人也时常窃听延安的新闻，所以在报机刻度盘上我很了解该台的波长位置，我一进门他们就若无其事地将度盘的位置转移”。见《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29页。黄子坤在1944年干部整风班写的自传中，则对宣传革命一事作过如下记述：在马步芳的西宁电台“我曾写过一些小纸条的标语，丢在戏院子里”见《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37页。。
（四）在西宁“新剧团”里的斗争
马步芳的一〇〇师“新剧团”，是以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被俘男女演员为主组成的，约有40余人。这里虽然始终没有正式组成过地下党支部，但出现过以共产党员王定国、宋时华、张琴秋等人为核心的有组织的斗争，她（他）们的斗争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保护营救张琴秋。张琴秋是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被俘后未暴露身份，被关押在西宁羊毛厂做苦工。王定国等人听到张琴秋被俘并被押来西宁的消息后，即同宋时华、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孙桂英、赵全贞、李汉炳（男）等商量营救办法，提出以剧团需要一个年纪大一些会做南方饭食的女伙夫为名，将张琴秋要到新剧团保护起来。
利用排演节目和敌人斗争。马步芳要“新剧团”为马家军演出节目，被俘红军们强调只会演红军的节目。因为马家军中无编导人员，马部有关人员只好同意将红军节目中的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搬上舞台，“鼓声隆隆，红旗飘飘”的红军歌曲也唱到了敌人舞台上。被俘红军演员们还利用马步芳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公开演唱痛骂蒋介石和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的歌曲——“未开言不由人牙根咬紧，骂一声蒋介石你是卖国的奸臣，你本是中国人，为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杀害良民”、“蓝衣社是走狗，钻到桌子下啃骨头，终有一天死在我们手里头。”
在马步芳招待国民党军政要员白崇禧时，她们利用跳舞之机，故意将一只浅口舞鞋甩到贵宾席上，大煞了风景，丢了马步芳的面子。她（他）们还在背地里唱骂马步芳的歌：“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狠毒。我们要活捉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见青海民族学院编印的西路军资料《在艰难的岁月里》第65页。她（他）们利用这些战斗歌曲和不满行动，发泄对敌人的仇恨，打击敌人，鼓舞革命斗志，表达对党和红军的思念。
组织负有特殊使命的“家庭”，掩护同志。因马步芳在女俘中搜查张琴秋日紧，让她在“新剧团”继续当伙夫已很不安全，王定国等设计，由被俘红军杨万才与赵全贞假结婚，组织“家庭”，掩护张琴秋。此事首先由黄光秀向马步芳提出。因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马步芳想借支持俘虏结婚的行动，向社会表白自己的“宽大”，掩盖其屠杀红军的罪行，于是就同意杨万才和赵全贞结婚。“结婚”不久，赵全贞就借机将张琴秋要到家里“做伴”。这个“家”自然也就成了“新剧团”被俘红军的秘密活动点。她们在说服西宁中山医院院长谢刚杰后，借其送女儿去南京上大学之机，将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三人以“女仆”身份带出西宁，但又被国民党特务押送至南京国民党“反省院”。旋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她们三人终于在1937年8月18日出了“反省院”，不久返回延安见杨林《负有特殊使命的“婚姻”》（载天津《今晚报》1988年10月4日—7日第三版）及青海民族学院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印的西路军资料《在艰难的岁月里》第71页。。
除上述四处有组织的斗争之外，西路军被俘将士零散斗争为数甚多，不一一列举，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零星分散的，都说明，西路军被俘将士绝大多数都是英勇不屈的。
原载《社科纵横》1992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由作者做了一些补充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