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之后，盘庚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安居乐业，文化发展，社会富足繁荣，商王期从此步入中兴。此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里，商的都城一直在这里，因此，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盘庚迁殷后，杜绝了“九世之乱”一类事件的再度发生，保证了王位由一个家族世袭，因而一直到商未，也未出现过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斗争。正是由于王室内部政治纠纷的解决，商王能够加强其内政武功方面的统治，社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盘庚迁都后，通过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殷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盘庚迁殷使商朝得以复兴，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不久之后，商朝进入最强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一）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商朝社会经济发展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的问语，反映了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盘庚迁都后，农业依然是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商王分赐一部分土地给其他奴隶主作“封邑”，供臣下享用。商王自己直接掌握着许多土地作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发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渠灌溉系统把土地大体划分成方块田，在甲骨卜辞中刻写成田、囲等形。这些象形字是对当时井田制的客观反映。井田中的每一块都代表着一定的面积，是便于管理奴隶在田间耕作的基本单位。由于灌溉技术的发展，井田制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的产量，也利于抛荒休耕的管理。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较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自由民虽然人数不少，但由于受到土地、农具的限制，又要随时服从国家的调遣与征发，并且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私田经营收获很少，生产力相当低下。石器和骨角器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都得以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耕作技术也得到了逐步的改进。但商朝前期的耕作技术还比较粗放，处于耜耕农业的第一阶段，即一块土地连续耕种几年后便抛荒休耕，等若干年后再重新耕种这块土地。如果一个地区的土地都已轮流耕种过，地力已表现出耗竭的迹象，就需要进行一定规模的迁徙。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也是盘庚之前多次迁都的重要原因。盘庚迁殷后，开始懂得轮流休耕方法，一块土地耕种一年，然后休耕一至二年以保持地力，再继续耕种。从此耜耕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定都到殷开始，人们得以有较长的时间不必大规模地迁徙了。
从考古发现及甲骨文、金文的记述看，商代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小米）、黍（黏黄米）、稷（黄米）、麦、稻等，此外还种植较多的桑、麻和一些瓜果蔬菜。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大量的酿酒成为可能，这就使得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饮酒风气，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乐于享受的盛事。许多商代的遗址都曾出土各种各样的酒器。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王室财富的盈亏，所以商王和贵族集团都十分重视农业。甲骨文中经常记载商王和宗室贵族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进行占卜、祈祷等活动。各代商王还多次亲自外出巡视，或是传呼臣下督促查看各地农业生产情况。卜辞中多次出现求禾、求黍、求麦、求雨、省黍、观籍、相田的记录，可见农业生产这个重要的部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朝畜牧业也在家畜饲养的基础上日渐繁盛。马、牛、羊、狗、猪的数量比夏代有了巨大的增长。在各地发现的商代墓葬和遗址中，往往有数量较多的马、牛和羊。商代的黄河流域，人们已经掌握了服牛驾马的技术，王室和贵族成员的墓葬中常见羊、猪、狗作为祭祀时的牺牲，墓葬旁还有规模较大的车马坑。据文献记载，贵族们常宰杀数十头甚至数百头牲畜来祭祀天地、祖宗和神灵。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中、晚期墓群中，40%以上的墓中有殉犬，最多的有三只；殷墟的一些大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坑内多埋一人二马；安阳西北冈的祭祀坑，埋葬动物最多的是马，也有许多狗、猪、牛、羊和其他动物。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采集和渔猎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活动，只是在一些偏僻地区及一定数量的氏族部落存在。
商代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手工业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很快发展。陶器制造、青铜器冶铸、丝麻纺织、骨角器制作、玉石雕琢、竹木器和漆器的生产、土木营建技术等等都比夏代有了更大的进步。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一些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部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在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商代成为中国奴隶制经济的鼎盛时期。
繁荣的制陶业。商代的制陶业很发达，除大量生产一般的灰陶器外，还生产一些红陶、黑陶和少量精美的白陶。在商代遗址中多次发现质地坚硬细腻、刻纹美观规整的白陶，这些质量上乘的白陶和青铜器同样贵重。殷墟出土的白陶，有壶、簋、瓿、斝、尊、觯、带盖罐和罍等，普遍装饰着乳丁纹、蕉叶纹、云雷纹，十分精美。商代王室的制陶作坊规模很大，也有一些贵族的制陶作坊主要制作商品陶器。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掘的一处商代的作坊，有十四座陶窑，清理出大约几十万件陶器的残片，其品种主要是盆、甑之类。这种大规模的、品种单调的生产，不仅是为了满足奴隶主本身的需要，而且有数量相当的陶器是用于出售的商品。在吴城（今江西樟树市）遗址发现的制陶基地里，一些陶窑内堆积着许多釉陶罐、尊和印纹硬陶器皿。这种地域性的土特产品，成为当时交换的重要货物。
东方文化的瑰宝——商代青铜器。商代手工业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青铜器冶铸业所取得的成就。商朝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纯熟的水平。在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工匠们能制造出各种精美的青铜器皿和实用的生产工具及武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作坊，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十余万平方米的。作坊遗址内都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铜锭、铜渣等小件青铜器，以及与铸造有关的其他遗存。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商王室与诸侯所用的青铜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发现的商代铜器窖藏，出土了四百多件青铜礼器和兵器等，其中四件青铜尊的肩部有三个牛头突饰，最大的高44.5厘米。一件兽面具为牛头形，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是当地铸造的极富特色的作品。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郑州北郊紫荆山以及安阳殷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各个时期的铸铜作坊。这些遗址的发现还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手工业中已经出现了专业技术的分工。殷墟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1.37米，重875公斤，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杰作，反映了当时极高的铸造技术水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铸造工艺的难度很大。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如果没有专业技术的分工是很难想象的。
司母戊方鼎和四羊方尊是商青铜精品。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重832.84千克，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1938年在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出土的四羊方尊造型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这个用于祭祀的礼器，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被列入了文物精品的宝库。
商代的青铜器制造业，虽然主要从事兵器和礼器的生产，但同时也制作一些如铜镜、酒器、装饰品等供贵族和平民使用的生活用品。此外，还以青铜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小型工具和斧、锛、凿、刀、锯、锥、钻等手工工具。这些青铜工具的应用，对土地森林的开发，对木器、石器、骨角器等产品的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原料来之不易，冶炼和铸造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青铜工具的生产还不多，青铜农具则更少。
纺织业也是商代手工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农业经济有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养蚕业和纺织业的发展。甲骨文中已多次发现桑、丝、帛等字样。商代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玉蚕，青铜器上也有蚕的纹饰。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商代的丝麻织物很难发现实物遗存，但上述情况已清楚表明了当时纺织业发展的程度。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些中小型墓葬中，有一些规模较大、有棺有椁的墓，在棺椁上面常发现有席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覆盖的痕迹。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中晚期遗址中，一些墓葬中的随葬青铜器上粘有纺织品的痕迹，其中有纨、纱、绫罗等。另外，在居住遗址中还发现一些已经断裂的麻布残片，经鉴定可以确认为大麻纤维。这些麻布是平纹组织，与以后西汉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墓葬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可见商代丝麻纺织技术是相当高的，纺织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骨器制作，与石器制造一样，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手工业劳动。在金属工具和器物还很稀少的商代，制骨业比夏代以前更为发达。规模较大的制骨作坊，成为奴隶集中劳动的重要部门，工艺技术已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郑州商代遗址一座房基旁的窖穴中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磨制加工骨器的砺石等遗物。骨料上都带有锯割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簪的半成品和成品。引人注目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了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占了总数的一半。这个现象表明，商代的奴隶制度还是很严酷的，人牲、人殉和以人骨为制器原料，都证明了奴隶命运的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