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大家”中陆游、杨万里的声名尤著。尤袤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成就也不高；杨、范虽比不上陆游，但都能摆脱江西诗派的框架，思想、艺术各有特色，不愧为南宋杰出的诗人。
范成大，字致能（致，一作至），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六月初四。就是这一年，金兵正式南侵，范成大在国土沦丧的年月里降生并成长起来。同时代的诗人杨万里曾有过“乱起吾降日，吾将强仕年；中原仍梦里，南纪且愁边”的感慨，范成大也是为此。
范成大的家世情况，父亲以上无可考，父亲范雩，宣和六年进士，官至秘书郎。范成大十四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16岁时，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的“绍兴和议”签订，大宋王朝对金俯首称臣，年年纳贡，从此，人民长期陷入极其惨重的灾难之中。国事、家事的不幸，少年时期的黯淡岁月，对正在成长中的范成大的人生观和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范成大有两个妹妹，他把妹妹抚养成人以后，才有余力努力学习。他曾取唐人“只在此山中”诗句，自号“山中居士”，读书自励，十年不出。据他的诗自叙，当时并无“一廛”的居处、“三椽”的房屋，借住于寺院中苦读。最初他无意科举，后来他父亲的挚友王葆拿“先君”“遗志”这类“大道理”来督促他参加科举考试，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考取进士，当时的范成大已经29岁，从此开始了三十年的仕宦生涯。
大约从绍兴二十五年起，范成大被任命为徽州（今安徽歙县）司户参军，任期达六七年之久（一般是三年任满）。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天，由于州官上司洪适的推荐，得以离京入杭，去做京官。这一年，金国完颜亮大举进犯宋朝，虞允文大败金兵于采石（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采石大捷”，危急的局势得以缓解。不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兵退去。范成大被征召入朝，监太平惠民和剂局。
1163年宋孝宗改元隆兴，四月，决定了二十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北伐计划。老将张浚，指挥李显忠、邵宏渊进攻。李显忠一出兵就连下三城，气势极壮；各地忠义民兵和金国汉军纷纷归附，前景极好。可是文臣中仍然是主和派执政，多方阻挠，加上邵宏渊以私心一意破坏李显忠的军事行动，因此导致一次大溃败。宋孝宗赵昚马上动摇，启用秦桧党羽汤思退做宰相，尽撤江淮的边防，欲割地求和；次年，张浚解职，不久去世。这年冬天，金兵再犯淮南。魏胜战死，楚州陷落，民心痛愤之极，赵昚不得以将汤思退流放永州，汤思退未到流放地就死在了路上。至此，秦桧的势力才算告一段落。当然，大官僚和投降派，并未就此失势，他们始终是要苟安偷活、自私自利的。
范成大历任圣政所检讨官、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后晋升为著作佐郎。乾道二年（1166年），任吏部员外郎。因言官说他不该越级提升，请祠（请求安置任宫观的闲官）归乡。第二年，被起用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县）知府。他在处州做了两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一是推行“义役”法（一人服役，众人出金相助，依次轮流），方便了民众；二是修复年久损坏的通济堰，使上中下田灌溉有序，有利于生产。
乾道五年（1169年），范成大被召到杭州，宰相陈俊卿认为他有才干，举荐他做了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国史院编修，仍旧都是一些所谓的“清职”。十二月，升任起居舍人，兼实录院检讨。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事进言，获得一些采纳。
乾道六年（1170年），发生了一件对南宋国势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对范成大来说却颇为重要的事情。这一年，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原来，订立“绍兴和议”时，金、宋是君臣关系，南宋皇帝须跪拜接金国皇帝诏书；“隆兴和议”时改为叔侄关系，但订约时忘记了改受书的礼仪，孝宗赵昚对此非常懊恼。这次派范成大出使，名义上是求“陵寝”之地（北宋皇帝陵墓所在地，即河南汴京一带），实际上是想求金国改变受书的礼仪，但国书上又不敢明写，怕惹怒金国，只好叫使臣处理。当时丞相虞允文推荐两个人做使臣：李焘、范成大。李焘听得这个差使，当即说：“这岂不是要葬送我？”不敢应承。范成大慨然请行，而且做了最坏的准备，事先安排好了家事。在六七月间启程北上，途中他以个人名义密草私书，陈说改变受书礼仪一事。范成大到了金国朝廷，送上国书之后，随即拿出私书来，要求对方接受（按金国规定，在当时场合，皇帝是不接受使臣私书的）。金国皇帝又惊又怒，厉声斥责负责外交事务的宣徽副使，说宋使从来没有敢这样放肆过，左右也大加恫吓，金国皇帝后来竟要起身离席，情形极为紧张。范成大屹然不动，坚持必须递交私书才肯退去。金国皇帝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答应接受。事后，范成大才知道，金国太子当时就想杀他，经人劝阻，才没有行事。他这种敢于在金国皇帝面前“要以必从”的气概和果断坚定的精神，让金国的臣僚们非常钦佩，因为他们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宋朝使臣。范成大这次出使，不但维护了宋朝的威望，还趁机对金国各方面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此行得到朝野南北一致称道，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出使有功，范成大升迁中书舍人。
乾道七年（1171年），赵昚要任用奸佞外戚张说做签书枢密院事（军务要职），舆论哗然，可是都畏惧张说的气焰，不敢讲话。范成大拒绝起草授官的诰文，从容进谏，张说的签书枢密院事的事居然因此作罢。这件事之后，范成大被迫引退，请祠禄归苏州。
赵昚初期的那点朝气已尽，暮气日益深重，不顾劝谏，一意任用奸佞小人担任重要官职，正直人士如虞允文、梁克家等相继被排挤而去。老一辈的人才已经凋落无余，后起爱国有为之士如辛弃疾等人则不被重用，只能在谗毁打击下讨生活。农民无立锥之地，还要负担重税，被逼得逃田弃屋，或流亡城市，或落草山林，聚义反抗。大官僚地主则地连数县，每年收到百万石的租米，却不负担租赋、职役，奢侈淫逸达到极点。
在这种情形下，范成大不能在朝中立足，从乾道八年（1172年）冬天被复用以后，到淳熙九年（1182年）五月的十年之间，除了中间一度短期在朝，其余时间都被派到边远地区任职，流转于静江（今广西桂林）、成都、明州（今浙江宁波）、建康（今江苏南京）作地方官吏。他在各地，都能在职权范围内或多或少施行一些善政，直接或间接地使重压之下的人民略得喘息。在桂林时，因监司官尽取盐税，使得下层州县加倍苛敛，他就抑监司以解州县，苛敛得以稍减。他对边区也不加歧视，人民都很爱戴他。在四川帅任中，范成大治兵选将、施利惠农，边防得以巩固，减酒税四十八万缗，停“科籴”五十二万斛。在明州，将前任皇子赵恺（魏惠宪王）遗留的害民虐政，尽行罢去。在建康，移军米二十万石赈救饥民，减租米十几万斛，受赈的据说达到四万五千几百户，没有一户流离失所的；又代下户（贫民）输纳“秋苗钱”和“丁钱”一年。又如他在明州写的一首小诗：“老身穷苦不须忧，未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间无叹息，何须地上见钱流！”表明了他反对苛敛，主张减轻农民负担的愿望。
他由桂林、四川两任回朝以后，在淳熙五年（1178年）四月，以中大夫做了参知政事，这是他由文学词臣走到了“宰执”大臣的仕宦高峰。可是这时赵昚的政见已经与他不合，没多久就厌倦了他，范成大被言官弹劾，落职归里，这时他做参政一共才两个月的时间。
从淳熙六年起知明州，到淳熙九年（1182年）在建康得病，范成大五次上书，请求解职退休，得回乡里，这时范成大已经57岁了，他的仕宦生涯从此基本结束。此后十年即退归乡里，隐居石湖，因号石湖居士。中间虽曾两度重被起用做福州、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地方官，但他要么坚决辞谢，要么才一到任就告休回来，实际上并未任事。光宗即位（绍熙元年，1190年）以后，他曾上书极力陈述苏民、求将、固边、屯田、课财等事，均被采纳。
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初五日，范成大在家中病逝，享年68岁。谥号“文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