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人的定义，天皇，哪怕他在政治上无能，“几乎是军事首领的政治犯”，也是填补了等级制中的“一个合适的位置”。在日本人看来，积极参与世俗事务，根本就不是天皇的分内之事。在征夷大将军长达几百年的整个统治时期，天皇在京都的朝廷是日本人所保留的一种价值象征。只有在西方人的眼里，他的职权是有名无实的。日本人在各个方面都习惯于等级制角色的严格定义，对这个现象的看法自然也不一样。
在封建时代，从流浪汉到天皇，每个人在日本的等级制中都有极为明确的定位；这种情况在现代日本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记。封建政权的终结至今只有大概75年，所有国民的强大的习惯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亡。日本现代政治家们也进行小心翼翼的规划，以保留等级制的许多内容——尽管他们对等级制作了很大的变革，以适应国家的目标，这一点在下一章里我们还会论及。与任何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人的一切都是被限定的，他们的行为的细枝末节都是被划定的，他们的地位也是被指定的。曾经有200年时间，在日本那样一个社会，法律和秩序是由铁腕维持着；在那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精密设计的等级制看作是安全与稳定的保障。只要他们待在既定范围里，只要他们完成既定任务，他们就可以信任那个社会。贼寇得到了控制，大名之间的内战也得到了遏制。如果有臣民能证明别人有逾越权利的行为，他们可以控诉，正如农民们在受到剥削时可以控诉一样。控诉者本人会有危险，但控诉行为会得到赞许。最优秀的德川将军甚至设立了一个“诉愿箱”，任何人都可以把抗议书投到这个箱子里，钥匙只掌握在将军一个人手里。在日本，如果发生了现存行为准则上所不允许的侵权行为，这种行为就必须改正，这一点是真正有保证的。只有当一个人信赖并遵守那些准则，他才是安全的。在与它们保持一致而不是更改或反对它们时，一个人才显现出自己的勇气和正直。在日本人看来，在所公布的范围内，日本社会是可知而且可靠的。它的规则不是“摩西十诫”那样抽象的伦理准则，而是细微而具体的规定：在这种或那种情景中，什么行为是合适的；作为大名或普通人，那些行为是合适的；作为哥哥或弟弟，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的。
在等级制下，日本人并没有变得温和而恭顺，有些民族在强有力的等级制统治下会变成那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各个阶级都是有保障的。甚至贱民也有专门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保障，当局还承认他们的某些自治团体。对各个阶级的限制固然很严，但他们也有秩序和安全的保障。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有一定的变通性，印度等级制则没有。在不触犯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方式的情况下，日本人的习惯能提供一些直接有效的手段，来巧妙地应付等级制。一个人可以用几种手段改变自己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体制下，高利贷主和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富有起来，这时，他们就会用各种传统策略，渗透到上层社会中去。他们利用抵押利息和租金，成为“地主”。农民们的土地的确不能转让，但日本的地租极高，让农民们留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地主就有利可图。高利贷主定居在这样的土地上，就可以收租子。这种土地的“所有权”在日本既意味着利益，也意味着尊严。他们的孩子与武士阶层通婚，他们就成了绅士。
等级制的另一传统变通法是收养的习俗，具体做法是“购买”武士地位。商人不顾德川幕府的所有限制富了起来，便将他们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在日本，很少有人收养儿子，一般是为自己的女儿招女婿。大家都知道他是“上门女婿”，他变成了岳父大人的继承人。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他的名字被从他自己一方的户籍上划掉，放入了他妻子一方的户籍。他以妻子家的姓为姓，并和岳父一家生活在一起。不过，代价固然高，收益也很大，因为那位富商的后裔会变成大名，而赤贫的大名一家也跟财富挂上了钩。没有人冒犯等级制，它过去是什么样，现在还是那么样。但是，对它的变通使有钱人有了上流社会的地位。
因此，日本的等级制不要求人们只能在同等级内通婚。通过一些被许可的安排，使不同等级间的通婚成为可能。富商们渗透到了下层的武士阶级，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西欧和日本之间的一大对比性差异。封建主义之所以在欧洲被打倒，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那时正蓬勃发展，越来越强大，在现代工业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在日本，没有升起这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是通过被各方认可的方式“买到”上等阶级的地位的。商人与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在封建主义到了痛苦的垂死时期时，日本所允许的阶级变动的程度要高于欧洲大陆，这一点很奇怪，让人感到惊讶。不过，此间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莫过于：在日本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阶级斗争的任何痕迹。
在日本，这两个阶级有着双赢的共同目标，指出这一点很容易；但是，在法国，他们的共同目标也是双赢的。在西欧，这一目标无论在哪个国家出现，都对那两个阶级有利。但是，欧洲的阶级性僵化了，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法国就导致贵族权利被剥夺。在日本，这两个阶级之间相互走得更近些，推翻衰老的将军政治的就是商人、金融人士和武士扈从之间的联盟。近代日本保留着封建制度。如果日本等级制不允许阶级变动，那么这种情况很难发生。
如果日本人喜欢并信任他们精心绘制的、明确的行为图，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一个人遵守那些规则，安全就有保障。针对未被授权的侵权行为的抗议是允许有的，还可以想办法使那些规则变得对自己有利。这就要求双方都履行自己的义务。19世纪下半期，当德川政权崩溃时，没有一个团体支持撕毁那张行为图。日本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没有1848年那样的革命。不过，那是一个绝望的时代。从普通老百姓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陷落到了欠高利贷主和商人的债务之中。事实证明，人口众多、不事生产的阶级和规模巨大、习惯性的官僚开支已经无法维持。大名们被贫困弄得捉襟见肘，无力支付武士扈从的固定年俸，由种种封建关系组成的整个网络变成了一个笑话。通过增加本来就已经很沉重的对农民的税收，他们企图使自己漂浮在水面上，免于沉沦。由于连年提前征税，农民们沦落到了赤贫状态。幕府将军也破产了，根本无力保持现状。1853年，当佩里将军带着他的士兵出现时，日本正处于极度可怕的国内危机之中。
佩里将军强行进入日本，随后，在1858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贸易条约，当时日本处于无法拒绝的境地。
然而，当时在日本响起的口号是“一新”——回溯过去，恢复往昔。这与革命背道而驰，甚至没有进步可言。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的，是同样流行一时的口号“攘夷”。当时有人设想让日本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去，整个国家都表示支持；极少数几位领导人物明白，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艰苦奋斗，终被暗杀。日本，这个没有革命的国家，看不出有一丁点改弦易辙、顺应西方模式的可能，也看不出50年后它居然在西方世界与列强竞争。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日本利用自己的强项，那根本不是西方的强项，达到了目标，没有任何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的团体和舆论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在19世纪60年代，如果欧洲人看到水晶球里的日本的未来，没有谁敢相信。那时的地平线上，似乎并没有巴掌大的乌云来预示着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兴起的风暴，那骚动的、活跃的风暴横扫了整个日本。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落后的、被等级制折磨够了的日本人急速转向一条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