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分析企业、市场、产业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和指导产业组织政策制定的一门应用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产业组织，产业组织有特定的内涵，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个别产业内企业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产业内企业间竞争与垄断的关系。产业组织实际是指产业内企业与市场的合理组织，即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既要使企业充满竞争活力，实现有效竞争，又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性，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低效率。
产业组织理论是产业经济学各领域中定型较晚的部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以贝恩1959年出版的《产业组织》一书为标志，迄今只有四十余年的历史。然而，从其产生和形成的渊源来看，最早萌芽于马歇尔的“生产要素理论”，奠基于张伯伦等人的“垄断竞争理论”，最终体系形成于贝恩等人的系统研究。下面综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演进过程。
产业组织理论源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中提出了第四种生产要素“组织”。“组织”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生产组织形式，还包括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马歇尔认为追求规模经济是效率使然，其结果是大企业支配地位的增强和垄断的抬头，而垄断又是阻断价格机制作用的罪魁，损害经济效率的同时导致规模报酬递减。显然，规模经济和垄断在马歇尔那里成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这被后人称为“马歇尔冲突”（Marshall‘sDilemma）。
对于这一矛盾，马歇尔曾经试图采用企业“生成发展衰退”的过程来解释垄断最终的终结，或者说规模经济和竞争是可以获得某种均衡的。然而这种均衡论恰恰成为后来经济学家所抨击的对象，也是新古典经济学被后人所不断质疑的对象。经济发展实践对马歇尔的观点更是一个反叛。20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大量涌现并没有出现马歇尔所预想的垄断企业的终结，现实问题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也生机勃勃。新古典经济学面对大量的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现象，难以解释当时的竞争秩序。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与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虽然大大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但他们研究的各种竞争秩序仍然是在寻求一种均衡。他们认为企业的竞争秩序应该有一种最优的状态，一旦达到这一状态，那么就没有企业愿意破坏这种状态，也就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期，梅森、贝恩、科斯、威廉森、席勒等继续深入地探讨竞争和垄断关系及市场问题，并将研究重心向行业转移，十分重视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和市场效果的影响，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的分析范式，至此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正式形成了。这种范式完全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仍然坚守着静态均衡的阵地，并认为SCP是具有单向传递作用的线形框架，即市场结构决定了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则决定了市场绩效的各个方面。然而，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的，SCP范式仅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斯蒂·马丁指出，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两者都部分地受到潜在需求和技术的影响，市场结构影响企业行为，同时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也影响着市场结构，结构和行为相互作用决定着市场绩效，销售的努力程度作为企业的行为也影响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市场绩效反过来会影响企业的技术进而影响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会表现出动态性的累积效果或者说由于技术积累而带来的市场势力，同样会对结构和行为造成影响。获利的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对市场结构具有动态变化的影响效果。
后人对SCP范式的修正从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SCP范式固守的均衡和静态的阵地，产业组织理论中逐渐包含动态演化的思想，在揭示经济现象时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接近于社会实践。说服力也更接近于社会实践。尤其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应用，使SCP由单向静态分析范式转变为双向的、动态分析范式。鲍莫尔、潘扎和威利格等人创立的“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ofContestableMarkets）进一步克服了传统SCP范式中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间的单向线形关系和逻辑关系，强调潜在竞争对现有厂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市场中潜在进入的威胁，必然迫使在位厂商通过降低成本、进行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模等行为来改变市场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运行绩效。
竞争性市场过程理论是新奥地利学派在继承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等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含了大量的演化思想。其重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和熊彼特。哈耶克认为竞争过程不产生均衡，它只能提供某种“秩序”，均衡代表着一个终结点，而“秩序”则是经济向着均衡运动的趋势。熊彼特用“创新”
这一概念去分析变化和竞争的过程，并且“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打破均衡的重要方式，使竞争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竞争性市场过程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
1.强调市场是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把竞争解释为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使价格趋向均衡点的边际成本，强调静态的均衡分析。而新奥地利学派理解市场时着重过程分析，认为市场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仅仅沿用传统静态均衡的研究方法是不合理的。米塞斯（1996）指出“市场不是一个地方、一种事物，也不是一个集体性的主体，市场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一套错误价格到一套相互调整的价格纠错过程。新奥地利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以此为前提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他们认为市场的均衡是短暂的，而不均衡则是一种常态，因为市场中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会导致利润机会的丧失，市场由此失去了均衡状态。新奥地利学派将社会福利的提高归结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与哈佛学派所强调的配置效率是不同的，他们认为只要不依赖于行政干预，垄断企业实际上是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率的企业，市场竞争过程就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过程。
2.强调企业家精神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是一个被动的或者受忽视的角色，而新奥地利学派认为企业家在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市场过程是“企业家追逐利润的竞争，他们不能容忍错误的生产要素价格持续存在”，他们是“首先了解在实际状态与可能状态之间存在不同的那些人”，他们的行动导致了要素价格的系统性调整，并使消费品价格发生调整，这个价格调整的纠错过程构成了米塞斯的企业家的市场过程。
可见，新奥地利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其代表人物哈耶克和熊彼特被许多学者同时归入演化经济学家的行列。哈耶克认为竞争过程不产生均衡，它只能提供某种“秩序”，均衡代表着一个终结点，而“秩序”则是经济向着均衡运动的趋势。熊彼特用“创新”这一概念去分析变化和竞争的过程，并且“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打破均衡的重要方式，使竞争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
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是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之一。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出版发行，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他们使用变化（Varie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惯例（Routines）、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选择（Selection）等概念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只能解释现存路径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在既定的制度下寻求均衡，分析均衡如何运行，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则是演化理论最重要的行为假设前提，预示着决策制定和调整的本质特性。由于行为人所处环境非常复杂并且不稳定，难以获得制定决策所必要的信息，因此他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演化经济学则致力于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尤其关注经济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并研究行为人（例如，一个企业、区域甚至国家）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采取策略生存下去。演化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企业都按各自的生产容量进行生产，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但是通过竞争，这种情况则会发生变化。总之，演化经济学一直遵循着动态变化的思想。
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学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至于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大量篇幅涉及产业组织的演化问题，多次提到“经济结构演化”，“市场行为”、“动态竞争”等字眼，并且对其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们的研究是对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有益补充，有必要对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作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尽管如此，在大量的文献检索中仍然少见“产业组织演化”，而更多的是“产业演化（IndustrialEvolution），这是与纳尔逊和温特的开创性研究密不可分的。他们的”产业演化“主要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产业内的企业数量以及由企业数量引起的其他变量的变化进行研究，因此后续的研究中更多地强调产业演化，如温特等（2003）的研究。其他学者也注重从企业数量角度研究产业演化问题，如克莱泊和米勒（1995）、蒙托彼欧（2002）、莱姆布森（1991）和多西、马斯里和奥森尼果（1995）等人的研究。事实上，国外经济学家不仅仅从数量的角度去研究产业演化，而且从企业行为角度对产业组织演化进行研究，其中企业在进入或者退出某一产业（或市场）的行为选择就是研究焦点之一，例如格罗朴、波斯纳德和塞维（1997）、秦诚忠和斯图尔特（1997）、萨哈密特拉·达斯和萨特亚·达斯（1996）等人的研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也从技术创新角度对产业组织演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卡·伊威（2000）和奥德莱士（1995）等人的研究。总的来讲，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技术创新构成了现代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国内对产业组织的演化问题根据其研究的特点可以分为三类，即以经济转轨为背景的理论、系统演化论和随机过程的引入和借鉴。
1.以经济转轨为背景的理论
这类研究以中国转轨经济为基础，重点揭示转轨条件下中国产业组织的演化特征。转轨经济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经济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的特殊现象是与中国的传统体制紧密相关的，转轨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的演化是”人为的“和”被迫的“。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许多企业仍然属于政府所有，其利益就是主管部门的利益，政府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许多企业仍然属于政府所有，利益就是主管部门的利益，政府为保护自身的利益有动力以管理者的身份设置人为障碍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进而形成行政性垄断。并且由于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政府为消除市场负面效应不知不觉地运用行政权力，助长了行政性垄断。同时，改革过程中投资主导权的放开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驱使引发并刺激了过度竞争，而资产专用性、劳动力收入刚性和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等过高的退出壁垒都使得过度竞争长期存在。由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时期，中国的产业组织演变有其特有规律和特征。
江小涓等人以中国经济转轨为背景，对中国产业组织的变化进行了案例研究，既涉及到政府推动的产业组织变化，也涉及市场主导的产业组织演化，以大量的案例研究揭示了转轨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演化的特征。限于当时中国对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尚处于引进和借鉴阶段，他们并没有总结中国产业组织变化中规律性的内容。孙天琦也是以中国的转轨经济为背景，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归纳出了产业组织演化的稳定的结构”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有异于一般认为的大、中、小共存的观点，他强调寡头的主导地位和大、中、小企业都不可或缺。这一观点对于转轨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和演化障碍的突破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此为前提，他从寡头的培育、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效率标准下的市场行为等方面给出了”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产业组织结构的实现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