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撰了一个“永恒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著书的主要目的远非为了提出人口原理，而是为了反对著名的激进思想家葛德文、孔多塞。他说：“某个著述家也许会对我说，人类最终将变成驼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以前，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里小气的奢侈品，而只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将减轻，每个人将享有充裕的闲暇，那肯定是白费时间，白费唇舌。”他借这一番的隐喻，讽刺、嘲笑、反对葛德文、孔多塞。
于此，马尔萨斯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固定法则”作为他的理论前提。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曾预言人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所证实。而马尔萨斯认为第一个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第二个前提也是葛德文等人无力予以驳诘。马尔萨斯说：“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2000年或4000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的方式的。”马尔萨斯断言他所提出的两个法则是永恒不变的，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身的固定法则。既往，他不曾看见此等法则的任何改变，我们当然没有权力可以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为不然。
马尔萨斯从上述的所谓人类本身固定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着不变的情欲，人口必然不断增加，而维持这些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怎样增加的呢？他说：“一旦接受了上述两其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限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
马尔萨斯认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他从两条“公理”出发对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之间的对比作出了如下论断：“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10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225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比13，2000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按马尔萨斯的描绘，第一种力量大大超过第二种力量，这样一来，任何人间乐园都不可能实现，人类只能永远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而事实并非如此，如美国在1950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只能供15个人消费，当时人口为1.4亿；到1978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足够57个人消费，而人口只增加到2.2亿多。可见，这段时期美国生活资料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世界人口每25年增加1倍，那么从马尔萨斯的理论出世算起，现在世界人口应该是500多亿，而不是现在的50多亿。
为了使虚构的“定理”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马尔萨斯从安德森（James。Anderson，1739-1808，英国农场主和经济学家，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那里引述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是由较低形式的动植物所组成，如果土地的供给大到足以与膨胀的大概相适应，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它可能永远增长并且增长得大于任何可指定的数量”，人口与食物的供给可以均衡发展。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有限性，按照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递加投资，农产品的产量不是相应地增加，而是递减，食物的供给终于变得越来越吃力。而人口的繁殖并不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人口的力量在每一个时期里仍然占着那么大的优势”，人口的增长率与食物的增长率能平衡发展。由此马尔萨斯断言，即使能创造出像葛德文所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丧失阻止人口增长的压力，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因此人们的贫困和饥饿不是人的过剩，而是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无力供养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由贫穷所产生的不幸，是顽固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
马尔萨斯在把世界描绘得天昏地暗不可终日之后，这位“悲天悯人”的神甫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饥饿和贫困的妙术。这种妙术就是两种“抑制”：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必需食物，这是普遍规律，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两者不平衡的时候，人口自然规律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即所谓的“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说：“对人口的积极抑制是极其多样性的。它包括产生于罪恶或苦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在这一类里可以举出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极度的贫困，对儿童的恶劣保育，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遍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的积极抑制，就是用提高人口死亡率、消灭现存人口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尽管马尔萨斯非常露骨地鼓吹饥饿、疾病、战争、溺婴、贫困、阻碍增殖的社会习惯等，在抑制着人口增长倾向中有所谓“巨大”的作用，但他对别人的反对和谴责感到很委屈，痛苦万分。他认为自己并不同意疾病和溺婴，更不是鼓励战争和饥饿。他辩解说：“把我判断为人口的敌人是完全误解我的议论的。我只不过是罪恶和贫困的，从而是产生这些在人口与食物之间不利的比例的敌人而已”。
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放弃自己是一个批评者，俨然以一个社会改良者的面目出现，在人口抑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补充，那就是他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找到了一个摆脱贫困和罪恶的“妙法”，即所谓“预防抑制”。
预防抑制包括道德节制和罪恶抑制，其作用在于使出生率减低，防止新的人口增加。道德节制就是节欲，推迟结婚，直到具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时才结婚，并且避免不规矩的满足。罪恶抑制指避孕节育、独生主义、打胎、不正当不自然的交接等。他认为道德抑制是上策，罪恶抑制是下策，因为牧师的观点看，后者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行为。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关键在于做好及早的和充分的“预防抑制”，以免将来出现“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
按照马尔萨斯对道德抑制的解释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力赡养子女就不应该结婚，而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不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晚婚、独身、禁欲，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标榜的“黄金道德”。否则，按马尔萨斯所说，由于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不可避免，作为人类病患的战争也无法解除。马尔萨斯认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和最强烈的刺激无疑是生存空间和仪器的缺乏，子孙的繁殖既是战争不息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在马尔萨斯看来，战争的根源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必须对人口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道德节制，似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平衡，就可以消除一切灾难。马尔萨斯的荒谬理论成了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幌子和引以开脱罪责的牌子。
人口必须抑制，他引用一个寓言来作比喻：食物与人口的增长，就像乌龟和兔子赛跑一样，只有使兔子乖乖地睡觉，乌龟才能赶上它。在食物与人口生产的比例关系上，不管什么国家要发展经济都要求两者相适应。马尔萨斯建议让兔子去睡觉，就是要求两者的速度按一定的比例关系保持平衡。在今天，这一点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非洲的一些国家，其意义更为明显。马尔萨斯认为使兔子乖乖睡觉的最好方法，就是道德抑制。如果不向人们灌输道德节制的责任感，势必促进罪恶的滋生，而鼓励婚姻和人口的增加，则又促进灾难的滋生。他认为罪恶和灾难等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现代文明社会是道德抑制占优势。现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能够保证道德节制的良好效果，是因为存在着私有财产制度。这样，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能够通过自我克制来阻止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歇斯底里、大喊大叫：饥饿和贫困是因为人类增殖过快，人口绝对地过多，多余人口的饥饿是咎由自取，他们理应去死。他说：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盛大的筵席上并没有为他设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开，并且如果他不能取得大自然的某些客人怜悯的话，大自然会迅速执行她的命令的。
马尔萨斯还考察了农业国、工商业国和农工商业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长情况，力图证明不论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他们的人口规律都起支配作用，但人口抑制的方式有所区别。
无论马尔萨斯如何编造人口抑制的方式，由于其立足点是不科学的，其观点的正确性自然大大地要打折扣。其实，与马尔萨斯说的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都是和私有制结下不解之缘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决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对人类前途是悲观的。他错误地断言，不管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粮食增长率，落后于人口增长率，是不可抗拒的超历史的自然规律。从两者的比例关系看，当时世界若干地区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不断扭转这种趋势。当前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统治地位的国家，粮食增长率日愈赶上或超过人口的增长率。若干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和总就业量的不断增长，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文化生活的多样化，社会兴趣和习惯的改变，医药卫生的进步，保险事业的开展，对人的质量的重视等等，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总的说来，目前大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率已经缓慢下来了，有的停止增长，有的甚至长期下降，出现负增长的现象。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富裕，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世界人口最终是会趋于稳定状态的。富裕会降低出生率，贫困会促进人口繁殖，人口增长率往往同一个经济发达国家拥有的生活资料数量，策略发展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高低成反比。这是一条平凡的真理，而马尔萨斯的见解，则与此相反。
马尔萨斯在归纳他的人口理论时提出了3个论点：
1、人口的增长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
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这3个“命题”和前面讲到的两个“公理”就构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即所谓的“支配人类命运的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把他的人口规律作了这样的概括。他说：在人口增长已经达到食物的最大限度时，一切预防的和积极的抑制自然而然地会经加强的力量发挥其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水平之下。这时比较丰足的状态又回来了，于是再度导致人口的增长。不过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又会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抑制，即产生破坏——均衡——破坏的平衡与不平衡往复运动。
？？马尔萨斯论中国人口问题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四章、第七章、第十六章等章中谈到了中国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在中国也发生作用，同样存在人口过剩情况，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受到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的作用。他没有根据地胡说，中国的气候在无论那一方面都特别适宜于生育孩子，而妇女们又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更有繁殖力。他说：“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
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口多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肥沃，是世界最适出产农产品的地方；二是绝大多数人都在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三是早婚受到鼓励。他说：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那么使人口降低到生活资料的水平的抑制和夭折又将是哪种抑制和那一形式的夭折呢？在他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抑制，一是预防抑制，在中国大量的主要的应该是出卖自身与家属为奴仆，作为男仆和丫环被束缚在某一个家族里。因为“大部分的仆人在中国，正像在欧洲一样，是不结婚的。”或者是出家当和尚，或者过独生的居士生活，这两种形式也有助于减少人口出生率。二是积极抑制，中国“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饿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他还说：“如果饥饿不是时时减少中国所拥有的无量数的居民，它就不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马尔萨斯不顾中国封建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歪曲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状况，把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贫困和饥饿一概归结为人口绝对过剩是极其荒谬的。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十六章中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中国人口问题。马尔萨斯实实在在地或者说无可奈何地承认：“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不影响。把这一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国人口过于稠密，而中国财富据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耕种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难想象土地年均产量每年还会有很大的增长。可以说，中国的食物数量已到了土地所能提供的最高产量。这样，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譬如说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下层人民的生活问题。因为尽管中国可以发展制造业，制造大量产品供出口，似乎可以增加财富，但它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动力，致使国家粮食总产量减少。食物数量不增加，反面有减少的可能，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又是保持不变的，甚至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状况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不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在马尔萨斯看来，由于中国人口太多，所以穷苦的中国下层人民没有救了；中国最好维持现状，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不能从事其他产业，否则穷苦人的生活境况会更差，这一点也表明了马尔萨斯反对工业文明的保守落后的思想，认为制造精损健康。实际上中国人民的贫穷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从事什么产业，而在于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
？？反科学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洋洋数万言，但实际他的基本思想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但人口增长总是优势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食物不足，必然产生饥饿、贫穷、失业乃至战争。所以，必须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把多余的人口消灭掉。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的实质，首先表现于他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尔萨斯完全抹杀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抹杀了人类要满足其食欲和性欲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事实，歪曲人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真实意义。人活着就要吃饭，没有生活资料就不能生存；人类还要延续后代，就要结婚，就要生儿育女，这是无可异议的，用中国古话说就是“食色性也”。然而问题不在于说明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在于说明人类怎样生产、交往和分配生活资料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下去延续后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有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中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的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的生物学行为总是受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及其相互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在阶级社会中，要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制约。马尔萨斯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是根本错误的。要说明生活资料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就必须研究特写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样，人口状况也是受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不同的人口规律。所以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谈论人类生存必需生活资料、两性间必然存在情欲，是毫无价值的。
人口状况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存在也就谈不上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人口的数量只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人口状况本身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一定历史阶段只能是这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别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什么人口状况不同的地区可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而人口状况相似的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中国和印度人口状况相似，社会制度却迥然各异。因此，人口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而人口少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人口密度的高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减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原因，也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更替。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只是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本身也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特殊的人口规律。离开了生产方式、离开了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人口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口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阶级地位不同，人们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政治思想以及人口增殖状况也就迥然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不同的人口规律，如奴隶社会的人口规律、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抛开特定的生产方式，也就说不上什么人口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这是根本错误的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抽象地谈论生活资料的增长和人的情欲，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和“三个命题”，也同样犯了把人口现象看作自然现象而抹杀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的错误。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所假设的“无所妨碍”的前提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马尔萨斯自己也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无所妨碍”的人口增长，并且承认它要受穷困生活所带来的困难的限制。马尔萨斯在虚构的前提上论证“两个级数”，无非企图用以证明：人口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失业和贫困是“人口法则”的必然结果，是任何社会所无法避免的。
第三，马尔萨斯仅仅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作数字对比，抹杀了这种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是十分错误的。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要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命题，很有欺骗性，似乎这种比例关系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而且，人口过剩似乎就是由于人口和生活资料失去平衡，破坏了正常比例而产生的，因此是绝对的人口过剩。事实上，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取决于人口和生产条件的内在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受不同的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剩人口只是一种相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的必要劳动能否实现，能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以能否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为前提的。就资本家来说，由于经常存在着过剩人口，在扩大生产时，资本家可以随时在市场上找到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可以以此不断降在业工人的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强化对他们的剥削。同时过剩人口的存在，使资本家压制工人对资本剥削的反抗有恃无恐，因为他们可以雇佣失业工人来代替敢于向他们进行斗争的工人。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一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消灭失业人口，因为这种失业人口——正是他们用来加强对工人剥削和压制的有力武器和手段。因此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相对过剩。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个人口规律，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人口增长太快的缘故。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同时存在的。马尔萨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和贫困的根源，杜撰了一个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把人口过剩以及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借此抹杀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企图消除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充分表明了马尔萨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过剩、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并存的事实的解释在理论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断言工人人口绝对剩，把从事生产的工人说成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直接为那些不劳动的贵族、地主和各种寄生虫辩护，把这些人说成是必要的，是实现利润所必不可少的。他一方面从为剥削辩护的需要出发，把贫困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而主张减少人口；但另一方面又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而称工人阶级要是不增加人口，对国家是有害的。马尔萨斯为了达到辩护的目的，他不惜伪造自己的结论去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在科学上是极其卑鄙的，也毫无科学所要求的严肃的态度。
第四，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他完全抛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以假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为依据。事实上，土壤肥力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上变动的量。从长远的观点看，从人类开始耕种土地以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有递减，而且伴随着精耕细作和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提高了。在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在人类劳动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坏地能变为好地，不能耕作的土地能变为沃土良田，土地收获量能够不断提高。
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还抹杀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变革生产方式对提高土地质量、利用土地资源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农业生产的停滞，最终根源还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应该说，在农业中并不存在什么土地肥力递减律的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的确存在着土地肥力衰退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土地肥力自然变化造成的，而是土地私有制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必然结果。农业资本家在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必须购买土地或以巨额地租向土地所有者租赁土地，才能取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权利，这是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但是，这样就使得大量的资金不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因土地私有制的存在，阻碍了农业企业规模的发展。特别是租期届满，必须交还土地时，农业资本家不愿意在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保护土壤肥力等方面再投资；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仅剥削农业工人和农民，而且加紧斥夺土地的生产力。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掠夺，不断破坏土地丰度，造成了土地肥力减退。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食物增长缓慢的原因，不是由于耕地有限或土地肥力递减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土地不能充分利用和土地肥力得不到应有改善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贫困，其真实原因也不在于土地能力递减律和耕地面积有限，而在于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甚至失业、贫困，加入产业后备军，生活日益困难，越来越难于取得生活资料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失业、饥饿、贫困、罪恶之源，这是任凭马尔萨斯怎样为其辩护也无法掩盖的事实。
马尔萨斯有意地或者是无知地撇开本质的东西，泛泛地谈论现象的东西，并把抽象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前提，最起码他的理论是缺乏根基的。马尔萨斯就是玩弄抽象的把戏来达到糊弄人、欺骗人的目的。他就《人口原理》出版的目的说道：“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人的本质本身密切联系的一个大的原因的结果——我这里所说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的增殖有不断超过对它提供的营养的倾向。”也即探讨超过生活资料而不断增长且占更优势的人口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即失业、贫困和罪恶。既然人口的增殖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本原因，那么消除失业和贫困就只有想办法消除人口，制约人口的增长，其用意昭彰。
马尔萨斯由于抛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谈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因此处处违反科学、违反事实。这是他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支持为剥削制度辩护的必然结果。他的人口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