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及体例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成书于约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由五体构成：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治理国家大事的最高首脑，为他们作传记而名之曰“本纪”，正所谓显示天下本体之所在，同时，这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始于黄帝，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又如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楚汉之争时“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如果不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表，就是记录大事的年表，比如六国年表。
世家，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他们的传记才叫做世家。从西周时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内容，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将其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他不但是首先起义反抗秦朝暴政的领导者，而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身份起兵而反抗残暴统治的第一人，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流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合传、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两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说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从著作完成，到武帝太初年间，再到刘向、刘歆父子以及诸多好事者，如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等相继撰续，直到哀平年间，仍命名为《史记》。《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君主的意志修撰的。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没有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司马迁写《史记》时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仅限于朝廷上层极少一部分人。后来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二）实录精神
实录精神，又称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写《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扬。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做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憎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史记》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试析之如下。
1.其文直，其事核。
文直事核，是实录的基本精神，也是历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写史者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实，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司马迁写历史，全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真，这是实录精神最直接的反映。忠于实录，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它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捕捉典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表现为一个史学家也要有远见卓识，司马迁为项羽、吕太后作纪，为孔子、陈涉、后妃立世家，就是实录精神升华为卓越史识的一种表现。
实录精神要求对具体史实的载述，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调查和考证。这些方面，司马迁做得很出色，他在许多篇章作出交代，说明所引据的史籍或其他根据。如《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等等。又如司马迁在五帝、夏、殷、周各篇的“太史公曰”中，对古史的考证作出了说明。写五帝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然后选择了语言优雅的材料。对夏、殷两代的姓氏，夏禹之崩于会稽，殷人之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都做了认真的考证，可见司马迁作史时的严谨态度。司马迁不从流俗，为苏秦翻案，特在赞中作出交代。他认为苏秦起闾巷，连横六国，这是他有过人的智慧。在民间流传中，苏秦行事奇异诡谲，有许多传说神化了苏秦，而在史籍记载中，由于苏秦早死，张仪千方百计诋毁苏秦，使天下人都讥笑苏秦。对苏秦的过誉或过损，都不符合事实，所以司马迁据事迹实录，让读者公断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丞相李斯，他有大功于秦，却遭受五刑而死，天下人都觉得他很冤。司马迁用事实条陈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制度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因贪重爵禄，与赵高合谋，助二世为虐的罪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天下的罪人，其死虽惨，固不足惜。从而驳斥了李斯极忠而死的俗议。
轻视妇女，可以说是自古而然的习惯看法。孔子就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司马迁不仅没有蔑视妇女的偏见，而且在他笔下，妇女形象光彩夺目。在《史记》体例中，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史实录，尽管他无情地揭露了吕后在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恶行，但并不着眼于女性祸国乱政，而恰恰指出吕后性格“刚毅戾深”，属秦始皇一流人物，具有更深层的寓意。同时，司马迁对吕后执行无为政治带来社会的安定，给予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也是十分准确的。《外戚世家》中，他首次指出了后妃的辅政作用。司马迁列举的历史事例也是一正一反，把妇女的作用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说明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离不开妇女的。此外，司马迁在人物附传中赞扬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如汉朝的缇萦和卓文君，就是敢于和封建礼法作斗争的妇女典型；还有春秋时晋国介之推的母亲；再如秦末东阳起义者陈婴母；楚汉相争时被项羽逼杀的王陵母，这些妇女是深明大义，能洞察历史大势的妇女典型。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而加以记载的史家。
为什么司马迁能有如此非凡的见识和成就，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他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在文直事核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要求史家要具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品德，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自觉地表明对史实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司马迁明确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的主观臆断。所以司马迁在论述历史人物时，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讲清楚人物行事的缘由和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因果，依据事实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例如，司马迁反对秦朝的暴政，却肯定了秦朝的统一之功和制度体系；颂扬汉家统一，却又深刻地揭露和讥讽了汉家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肯定项羽灭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也揭露和批判了他的残暴不仁；同情李广，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情怀，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掩饰其过错；司马迁极其憎恶酷吏，却也肯定了廉洁不枉法的酷吏等等，力求做到尊重客观历史实际。因为只有实录的历史，才能提供真正有益的教训，使历史起到镜子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能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广泛搜集史料，并对历史资料谨慎地鉴别、选择和使用，致使《史记》不但成为一部贯通三千年历史的百科全书，而且也成了一部信史，一部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