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海最远的定西
竹竹儿扎了马了
叫你把我想傻了
想得天聋地哑了
浑身肉像刀剐了
———定西民间歌谣
定西的孩子没有见过大海。地理课上老师讲，地球表面四分之三是水，定西的孩子不敢相信。天下雨时，定西的孩子口中念道：天爷天爷大大下（雨），馍馍蒸得车轱辘大。但定西的那个天爷下雨总下不到时候，五月六月庄稼需要雨水时卡死脖子地旱，而到秋季，一旦下起雨来，就是夹杂着冰雹的暴雨。因此定西的孩子又怕下雨，一年可能就只下这么一场，却下得天昏地暗泥流滚滚。一场雨，土地拉成了水沟，旱河改了道。
从地理位置上看，定西地处大西北的甘肃中部。从平面地图上看，西部的辽阔，使定西的位置正处在共和国版图的中心地带，定西是最“内陆”的地方。定西总面积20330平方公里，这块年降雨量不足300多毫米、南部高寒阴湿区无霜期仅120天的土地，如今承载296万人口，20世纪80年代初绝对贫困人口高达78%。联合国粮农组织考察后认为，定西每平方公里可承载人口为16人，而其实这块土地承载的人口达到了可承载数的近10倍。定西的旱出了名。定西的穷出了名。贫穷的定西，苦难的定西，最“内陆”“中心”的定西，一直是共和国心口的疼痛。
20世纪60年代，定西饿死了人。周恩来总理听到汇报后，潸然泪下。在他主持的紧急救援会上，他含泪指示同志们快去救命，救定西人的命。70年代，甘肃及周边省份的城市及乡村，来来去去一拨一拨要饭的，大都是定西人和定西周边贫穷山区的人。人口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定西人的日子“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从粮食购销看，50年代定西给国家贡献粮食2亿斤，60年代净贡献9000万斤，70年代净吃回销粮年均2200万斤，国家补贴运粮费760万元。80年代的头一年，定西就要求回销粮5.1亿斤。定西的困难越来越大，国家的包袱越来越重。补贴了口粮，不能说就能填饱肚子；定西缺煤，要填饱肚子，生米做成熟饭，还需要“柴火”。定西的一棵树珍贵，定西的一根柴、一株草珍贵，定西的牲口屙下的每一抔粪也珍贵，都能当“柴火”用。在定西，保护一片林难，保护一棵树难，保护山柴不被破坏难，保护草皮不被铲光难。连一抔马粪，也可能出现争夺。树少了，山光了，弄个“柴火”，也越来越难，植被的严重破坏，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量在6亿吨以上。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前，定西农民分配的金额，正常年景人均都在50元以下，现金只有5元；最好年份人均只有57元，现金只有7.7元。1980年前的五六年间，国家救济定西人的黄衣服、被子、席片等86.57万件，棉布665.9万尺，棉花58.46万斤。定西人到外面讨饭，外乡人还羡慕人家有一件黄大衣呢。改革开放后，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定西，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都曾来定西视察指导工作。历届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省上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把基层的联系点都放在定西，把定西当做工作的重点。还有78%达200万之多的绝对贫穷人口，不救济定西不成，不帮助定西不行。
席卷中国大地的扶贫战的号角吹响之时，绝望中的定西人看到了希望。但扶贫不是送口粮、送黄大衣，给定西绝对贫穷人口每人总价值百元的两袋面粉，就超过了两个亿。而两袋面粉，对祖祖辈辈贫穷的定西人不过杯水车薪。这样一块饱经沧桑伤痕累累的土地，这样集中的贫穷人口，是中国扶贫战的一大难题，也是全世界战胜贫穷斗争史上的一场伟大的战役。自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消除贫穷，世界的目光就一直注视着人口最多、贫穷人口最多、绝对贫穷人口最多的东方中国，而中国大地的扶贫战中，全中国人的目光都在关注着定西。定西是中国的定西，也是全世界的定西。定西的扶贫，是中国的焦点，也是全世界扶贫的一个焦点。
那一双手
吃的是救济粮
穿的是黄衣裳
喝的是玉米汤
———20世纪70年代定西的顺口溜
定西海拔高，气候阴凉，干旱缺水。当冬天来临时，那冷，是一种尖利干燥的冷。这一天下午，我们怀着敬慕的心情走进冉桂英的家。
在定西安定区听到冉桂英的名字，我们都不由有片刻的发愣，一时记不起这个极熟悉的名字代表着什么。冉桂英，这个名字印在了我们这个年龄人的记忆深处。当我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课本上就有冉桂英的名字；当我们戴上红领巾，敲锣打鼓去战天斗地的工地上慰问用双手改天换地的大哥大姐父老乡亲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有冉桂英；稍大一点，到了高年级，我们也参加到大会战的行列中，平田整地修地球时，我们的心里想着冉桂英。全国有个大寨，大寨有个郭凤莲；甘肃学大寨，甘肃有个大坪；大坪有个冉桂英。冉桂英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很高大，仅她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便觉得她是幸福无比的人，我们的内心也因她充满自豪和幸福。她和她的铁姑娘队用一双手改造出我们心目中秀美的山河，让我们觉得她的那双手会有很大的力气。当我们参加大会战感到劳累，感到自己力气小的时候，就想，若冉桂英和她的铁姑娘队到咱们工地上来，河沟会自己合上，山会自己裂开，山坡会成一马平川。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长大了，也理性了，我们现在去看冉桂英，心头除了敬慕，还有一些复杂的东西在萦绕着。
冉桂英是中共十大代表，十一大中央候补委员。这样的荣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她如今的待遇和境况。冉桂英所在的大坪村离定西市城区5公里，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延伸，又容易让人想到大坪村该是城郊了，至少也该有城郊农村的优势了。但走大坪要过山翻梁，一道山梁把大坪和小城市隔开，大坪只能是乡村。当年，冉桂英是大坪村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有10个生产队，书写下她人生的辉煌；到包产到户两年后，她进了城。她的身份还是农民，不过她已定居到城里。走进一个小胡同，在一幢两层高的普通的小楼二层，那里是冉桂英现在的家。周围的环境杂乱，楼下有人在搬蜂窝煤，二楼的楼道口堆放着煤球，这样的居住环境更像城郊农民的家。我们走进冉桂英的家，客厅不大，因为摆放了较多的花草，显得很拥挤。屋子很冷清，带我们去的安定区宣传部的同志说明我们的来意后，像老妈妈一样的冉桂英很自然地前来和我们握手，那双手很绵软，握的时候显得有力，握紧的时候又显得很无力。1937年出生的冉桂英，该72岁了，在她慈祥的脸上你无论如何无法联想当年铁姑娘队队长的身影。当我们说明采访的要求时，她一个劲地说：“都过去的事了，都过去的事了。”
没说几句，她还是说起了过去的事，从她带着些许深情回味的脸上，她更愿意说起英姿飒爽的青春年月。
她说，人老几辈人，都是靠天吃饭过来的，山坡地上种庄稼，能收多少就收多少，“种了一坡，收了一车，打了一斗，煮了一锅”，往往一年的收成就这样。为啥要那么干呢，不为啥，只为能填饱肚子，只为能不饿死人。那些年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天本来就靠不住，大坪人的日子越来越难了。
她说，希望是啥，整修了几亩梯田，从城里挑了粪肥，地表肥力水分保护得好一些，收成的麦粒饱了多了，收成的洋芋蛋多了大了，就从这看到了吃饱肚子的希望，就从这开始干了。党团员干部带头，组织了老年队、党员队、青年男女队，大伙拧成一股劲，希望着哪怕苦死了累死了这一代人，下一代人到下下一代人就能吃饱肚子。
我们的到来，她没觉得惊讶，没觉得是个麻烦；她没过分的热情，也和我们没什么陌生感。说到那个年月，她仿佛见到很多的朋友说起很久的事，更多了一些深情回味的表情，让我们体味那个年代人的精神所在。
她说，到后来，为了修梯田连饲养员、放羊放牛的都上工地了，白天当饲养员，放羊放牛，晚上下地。不是人逼的，是天逼的。收获庄稼，天就转冷了，平田整地多集中在大冬天，比农忙时节还忙，还苦还累人。冬天地要封冻，几班人轮转上，就为不让土地封冻。白天干了，晚上接着干，挑着马灯，有月亮的晚上就好一些。有人背背篓送土去了，很久不见回转，去找，在地埂边睡着了。要赶紧叫醒了，不是怕他偷懒，就怕他会被冻伤冻死。天上飘雪花了，下雪的时候倒不觉得特别冷，人变成了雪人，雪在身上和热气和汗水交融，变成了“冰壳子”，“冰壳子”护着人，不冷。刮西北风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冷，干冷干冷，身子出汗了，冷风吹来，直打哆嗦，上下牙直打磕。汗出多了，想喝水，但胃里却犯酸，肚子没吃饱，也没油水。这么干，为了啥，还是为后辈人，为吃饱肚子。那年月还不太懂计划生育，育龄妇女们生孩子多，工地上的妇女们走不开，家里的男人或老人抱喂奶的孩子来，就在工地上给孩子喂几口奶，没有奶时，孩子哭，妈妈也哭。女人们苦哇。
她不愿说自己得到的那些荣誉，她也不大愿意说自己现在境况。“好着哩，好着哩。”她就这么说，她说的“过去”，几乎没有那个年代特殊的氛围，似与政治政策无关，她从一个农家姑娘到1969年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毛主席，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她后来的命运应该与政治更近，但她更愿意回忆的是抛洒青春热血的时光。
她说，都说婆娘当家如母鸡打鸣不吉利，可她20来岁就当了大队副队长，继而大队书记，群众看上她的只一点，公道又能吃苦。她说，开初人们只是用背篓背运土方，后来有了“扒山虎”———木轮手推车，下面一小木轮，两边挂竹筐。后来当胶轮的架子车出现时，她到公社申请到了10辆架子车，这让她们喜出望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那一年，她所在的那个队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苦干、实干了一个冬天，修了80亩梯田。落后的生产工具，让受苦人付出了更多的汗水。
梯田化是定西农业的希望。梯田化是定西生态改善的希望，但梯田化不是定西人希望的全部，或者说仅有梯田化还远远不够。大坪人在冉桂英的带领下，经过一代人的苦干实干，使大坪在全定西率先实现了梯田化。大坪人苦干实干的大坪精神，闻名全国，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坪富裕了，并不意味着大坪的后人们从此就有了无忧无虑的日子。
80亩梯田有多少？如今能吃苦的年轻人一年打工，三五个人的收入，雇用挖掘机等机械，也就十来天的事。这笔账我们没法跟冉桂英算，那很残忍。安定区20年后全区实现梯田化，后来大部分是机修梯田。
冉桂英如今身边有孝顺的儿女，老伴也很健康。但冉桂英自己没有生养，我们没问缘由，这不完全因为个人隐私，我们只知道在她的青春岁月，她付出了很多很多……一代人和一个集体，付出了很多很多……
离开冉桂英的家，我们心里装满了别样的东西，在被感动的同时，也在想，一个女性带领一个集体，年复一年改土造田，那场面与其说是“热火朝天”，不如说是一种悲壮，人类为自身和后辈的生存而演绎的一种宏大的悲壮场景。而事实上，修好梯田能多打粮食，多打粮食又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大坪人吃过国家的救济粮，但国家需要时大坪人同样慷慨解囊，哪怕是年初去交了国家粮，年末又不得不吃返销粮。这块不适合这么多人生存的地方，有那么多人为心中微小却又美好的希望，吃苦受累，无怨无悔付出了血汗和生命……
当我们站在定西市区东山岭向东俯视，便看到了大坪村。正值冬天，又是典型的浅山干旱区，眼前是一片苍黄；不细看，你只感觉这里还是个穷地方。同行的安定区宣传部的同志却给我们描述了另一番景象：林草盖山梁，梯田绕山腰，塘坝蓄绿水，暖棚种蔬菜，住的小洋房———这该是多么喜人的画面，冬天却看不那么确切。我们绕山梁而走，脚下的确覆盖一层细黄的小草，可以看出植被保护得很好，没有被破坏的迹象。牛羊呢，牛羊都圈养了。山腰平缓处是裸露着黄土色的梯田，土地打耱得很细，很平整。山脚下是打起的土坝，土坝很高，里面没有蓄水；这梯田，这塘坝，完全可以实现“小水不出田，大水不出沟”。换句话说，大坪人的土地，除了风会吹走一点，再不会离开大坪了。在离村庄较近的平洼地，连绵十几个塑料大棚。最显眼的，是标准化住宅，两层小楼。大坪人奋斗的目标是全省生态小康第一村。我们确信宣传部同志的描述完全真实。
那一只手
定西人口里含一口沙子
含十年吐出来就是金子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语
闻名全国的大坪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和支持。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大坪视察工作。1999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来到大坪视察，发出“大坪是一个艰苦奋斗、改造山河的先进典型，要把这面红旗高举起来，发展市场经济，带领群众奔小康，创造新业绩”的号召。这时候大坪的带头人是另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叫刘玉秀。1978年，刘玉秀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扛着大坪的旗帜，走进人民大会堂和人民代表共商国是。刘玉秀出生于1947年，她是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村妇女，大坪人新的高标准高要求是“重塑大坪新形象，再创大坪新辉煌”，而刘玉秀，是大坪“创业再创业，辉煌再辉煌”的最好的见证人，也是苦难而奋斗，苦难又奋斗的最好见证人。
大坪人第一次创业时，也就是冉桂英任大队书记时，这时的刘玉秀已经长大了。她已经是改土造田青年突击队的带头人。她没有念过多少书，从能参加劳动，她就在苦干。在娘家苦干，嫁到婆家还是苦干，最后成了苦干实干的带头人，接着是更苦更实地干。苦干实干到某一天，实行了包产到户，回报似乎只有属于她的一亩三分地。改革开放了，大坪算不上穷，但也绝对算不上富，大坪的出路在哪里？她种好自己的地，年年积攒着吃苦耐劳比别人多打下的粮食，家里的粮囤都顶到房梁了。细算一算，要买一台农用的小四轮拖拉机，至少还在十年以后。她是大坪的带头人，见识更多更广一些，思想更活跃一些，在城市摆个地摊，开铺子，跑货运，可能更能赚钱，不消三五年也能成个万元户。但她是大坪的党支部书记，更觉得自己离不开洒下过汗水的土地，要带领群众发家致富，自己该趟出一条路来。中央领导来视察，来接见，大坪精神的旗帜也扛到了人民大会堂，那么大坪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是的，已经变成梯田的责任田能吃饱肚子，这已经足以显示大坪人精神的伟大之处。但生存的这块土地上挖不出金子，左邻右舍也并不富裕，改革发展让大坪与外界的距离拉近了，全中国成了一个大市场。同样一个东西，在大坪可能只值一个钱，放在大市场中，就有可能值两个钱，这才是大坪乃至整个定西真正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