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刻，才能识别真正的朋友”
车子上了坡顶，加利福尼亚海边那座西班牙式的院落已经在望了。两年多以前的夏天，他和朱霖就应邀来过，当时这座叫圣克利门蒂的别墅被称为“西部白宫”。现在，总统下野后别墅就是别墅了。
这是1975年8月30日的下午。黄镇是在出席8月27日在旧金山隆重召开的“中国出土文物展”闭幕式招待会之后，专程赶到洛杉矶来看望于8月9日刚刚辞职的尼克松的。
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国内的回电。辞职没有获准，他是军人，党性又很强，当然继续工作。按原来所订的计划安排，来到了圣克利门蒂。
尼克松辞职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才几天，就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电报，表达了对总统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总理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不久，尼克松就因腿部血栓性静脉炎十分严重，在家人和大夫的劝说下，住进了长滩纪念医院治疗。为了拯救其生命必须动手术，否则凝结的血块就有堵塞血流窒息心脏的危险。尼克松的辞职及住院，都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关注。黄镇及时将最新的情况向国内报告。毛泽东还亲自打电话到长滩医院向尼克松问候病情。毛在电话中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去访问。
在黄镇一行来到圣克利门蒂数日前，尼克松也刚出院回到这个别墅。他还将与尼克松讨论其再次访华的具体细节。
当他们于下午5时许到达时，尼克松夫妇已在其办公室门口迎接了。
黄镇将这次展览的出土文物复制品“马踏飞燕”和出土文物展画册送给尼克松。尼克松接过来时说：“我不久的将来再次访问北京时，将会有时间看到更多的出土文物展览。”
随行的同志还将茅台酒和桂花酒赠给尼克松。尼克松高兴地说：“你知道吗，我上次从北京带回的茅台只剩一瓶了。今晚我们就将这最后一瓶茅台喝了。”
他首先问候尼克松的健康，询问了住院动手术的情况。他说：“不久前，毛主席会见泰国总理时，曾经托其转达对总统的问候。毛主席说他想念您，他认为您是一个好总统，‘水门事件’
不要那么搞嘛。他还说到，几乎，每一位来见他并叫他喜欢的人回国后就遭遇到灾难。他列举了七个对中国友好的领导人，首先说到您，还有田中角荣、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和西哈努克，他们在国内都有不幸的遭遇。”
尼克松听了显然有些激动，边听边点头说：“一个人卸职后容易被人忘记。
而正是这种困难时刻，才能识别真正的朋友。我可以自豪地说，无论我在不在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大使阁下都是我的真正的朋友。我把打开美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之门，视作我在任职内最大的成就。我可以向大使并通过大使向毛主席及其北京的同事们保证，我虽不再任职，但我将尽我所能，在我的余生内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我可以有信心地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美国不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就不能有一项建立世界和平的政策。”
黄镇说：“我非常注意听了总统刚才的讲话，并将此报告我国的领导人。”
在下午7点钟的晚宴中，尼克松打开了茅台酒。屋里弥漫着茅台的醇香。
尼克松举起酒杯时动了感情，回忆说：“大使阁下，我记得三年多前在人民大会堂喝茅台的场面，是电视转播中最吸引美国人民的镜头。”
黄镇看望尼克松。
尼克松说，将推荐一批商人去中国做贸易生意。黄镇还与尼克松商量了再次去中国访问的事。黄镇说，毛主席希望和你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要是你身体允许的话，毛主席希望尽快见到你。
直至晚上9时20分，黄镇一行才离开了圣克利门蒂。
辞职后过了一段隐居生活的尼克松十分渴望与外界的接触，此次邀请可谓正中下怀。黄镇一行刚刚离开，尼克松就兴冲冲地往华盛顿给基辛格打了电话，声言只要福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9月间动身前往访问中国。
当时，基辛格作为国务卿正在张罗安排福特总统访华，因而，基辛格的回答使他甚为失望。基辛格认为，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再度访华的话，只会使白宫当局感到难堪。基辛格建议尼克松是否考虑其访华的时间安排在福特访华之后，并希望在尼克松的访华新计划确定前与他商量一下。尼克松想了想，不能否认对方说得很有道理，就当即同意再等一段时间，也同意在确定新时间时将与基辛格打招呼。但他又向对方暗示说，这种等待不会太久。
不久，福特总统访华的时间确定之后，尼克松也与黄镇联系说：“明年2月21日是我访华四周年，又逢我大女儿的生日，我夫妇俩期望同大女儿一起去北京。天气虽然太冷也不要紧，这次去既要谈问题，也要参观一下上次尚未去过的地方。”
“自行车行动”：布什在北京的外交开始活跃了
1974年10月21日，布什夫妇俩初到北京时，第一次出门乘坐的是一辆豪华的黑色克莱斯勒小轿车。车子驶入长安大街时，他惊讶不已，连眼睛都瞪大了。整条大街都是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各种节奏轻重的车铃声动听地响着。他的克莱斯勒车子像是一条驶入这条自行车河流的船只，在其中缓缓前行。在小车里，他跟夫人芭芭拉说了一句英语，这句话翻成中国话意思就是：“我的天啊，太棒了！”
一个月后，布什夫妇俩经常各骑着崭新的上海产的自行车，并排走出三里屯的美国联络处大院，汇入长安大街上的自行车流里。大街上的骑车人并不知道这对老外是美国驻华的“大使”夫妇，但都亲热地朝他俩笑着。有的打出欢快的铃声表示问候。布什也按响车铃以示谢意。
他的“骑自行车的外交行动”使他在美国获得了一个称号——“像中国老百姓一样骑自行车的乔治·布什”。
布什夫妇俩骑着自行车游览了北京的不少名胜古迹，串游过不少很有特色的胡同。数年后，他当选总统，在电视新闻里露面多了，北京有的胡同里的老人们都能把他认出来。有个叫李圆的大妈说：“哇，这个高个子总统，不就是当年蹬自行车来游我们胡同的那个老外吗？他们两口子还让我用中国话教他们说咱们这条‘羊、拐、儿、胡、同’。”
李大妈回忆说：那个男老外(布什)搞不明白，问这胡同名字的意思是不是指“羊拐着腿生下的崽子”。李大妈咯咯大笑、摇着头说不是，但自己又解释不清楚。幸好有一个懂英语的中学老师经过，告诉布什，汉语中的这个“儿”，独立用的话是“儿子”的“儿”，但在此处的胡同名称里仅是一个语助词。
布什点点头，似乎感觉到了汉语的奥妙。
老布什接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联络处门前留影。
到北京不久，布什就觉得他此次选择出使北京是太对了。
但他的前任戴维·布鲁斯却感到太突然了。布鲁斯觉得自己刚来北京一年多，任期尚未到，兴致刚产生，怎么就给调走了。布鲁斯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
但布鲁斯得到的解释也很简单，在阿格纽辞去副总统后，乔治·布什和杰拉尔德·福特都是副总统的竞争者；在福特接任总统后，布什与洛克菲勒都是副总统的竞争者；而作为新总统给两次都没能当上副总统的布什的安慰奖，就是让他在政府中挑选一个他想要的职务，他却选择了出使北京。而对布鲁斯的安慰是，到布鲁塞尔出任美国驻北约组织的大使。布鲁斯心里不高兴，不等布什来北京交接就离开了。布鲁斯临走时私下对人说：
“我很伤心！我对中国虽有了兴趣，但我不一定打算长期待在中国，我希望至少能够自己选择离开北京的时间。”
前后两位驻华联络处主任给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
布鲁斯显得拘谨而保守，严守着自己工作的局限，即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而不是全权大使。在其主持下联络处的活动不多，实行的是一种远离外交活动的政策。除了联络处与中国外交部门的事务往来及有限的离京旅行之老布什刚到北京就去游览长城。
外，在当时单调乏味的生活中，美国的外交人员都只是在联络处里设法将生活安排得不至于太枯燥。因此，当时联络处在北京的外交圈显得有欠活跃。
精力充沛的布什使北京联络处活跃起来了。
他在开始实行“自行车行动”时，又设法主动走出联络处，去参加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节庆活动，诸如去阿尔及利亚使馆出席阿国的国庆节活动。
这是在北京的美国人首次参加外交活动！他称这是“一块外交上的冰打破了”。接着，出席法国使馆的酒会，出席荷兰使馆纪念朱丽安娜女王生日活动。
以后，就习以为常了。他在各种活动中广交各国朋友，还能与平时难得接触的中国官员见面交流。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黑白电视机，他家里有一部美国带来的彩色电视机，经常邀请一些中国朋友去家里看电视。他还通过开展体育活动，例如打网球结交朋友。一个非洲大使说，美国人在北京竟也活跃起来了！
他在北京的活跃外交，使他受到了不寻常的礼遇。在这一年圣诞节，他被邀请参观了地下防空洞工程，这在当年北京的外交界，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布什在北京的活跃外交传到了亨利·基辛格那里。基辛格就曾不以为然地对他说：“其实，你没有必要在北京那么使劲。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你都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