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的种种感受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上面这段文字，摘引自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回忆。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种种感受和印象冲击着他，使他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了，他干脆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回到床上，点着主人提供的雪茄烟吸着，一面记下他在访问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感受。
叶剑英元帅陪同他去长城游览。他觉得叶帅“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雪后的八达岭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城墙的砖面上也都积了雪，使巨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风光更加壮丽。
叶帅指着长城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
尼克松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前边重重叠叠的城垛城堞，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帅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表示不满：“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吗？”
尼克松和叶帅听了都哈哈大笑。
叶帅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到达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尼克松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尼克松站在长城上，眺望着眼前这个壮丽的冰雪世界，心情格外舒畅。他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体育比赛。
想起这两年多来的苦心操劳与策划，像是经历了一番中国人说的那种长征。如今终于到了长城，果然是风光无限。他想，现在正是美国的黄昏，全美国都会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看到他站在中国的长城之上。
他也想到了周恩来。他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非凡。昨天下大雪的时候，霍尔德曼曾经跟他嘀咕，乘车走几十英里路上山是否安全。今天车队驶出城外，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一片雪白，唯有柏油公路乌黑发亮，像一条乌黑的大蛇蜿蜒上山。他和随行人员都大为吃惊；天呐，一夜之间，中国人怎么能把这几十英里公路上的雪全扫了？中国人民没有扫雪机，怎么扫得那么快、那么干净？
当他听说昨天在会谈时，周恩来发觉下雪，就抽空出来做了扫雪的布置。他觉得这在散漫自在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这是绝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努力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晚上，周恩来请尼克松和帕特去体育馆观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更使尼克松加深了这种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尼克松参观故宫文物忍不住伸手摸“龙”。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当然还得介绍一下尼克松访华中的江青。经过政治局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一次跟周恩来一块陪同看演出。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对江青的印象作过如下记述——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2月25日晚上，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宴会定在晚上7点开始，周恩来6点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邀请。
那天晚上，政治局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活动；可是，6点30分刚过，江青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尼克松当然不便推托。宴会早就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这才站了起来，表示对不起，说她没有空参加宴会而告辞了。周恩来在新疆厅白白地等了好些时间。
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这次尼克松访华中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还说，他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他对毛泽东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他说，他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他能看到周恩来的才华和朝气。
“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基辛格这次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做一些什么反应。他一直在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
尼克松访华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的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
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大部分在10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两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的辩词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的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辨性强，坚持原则的同时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中这样阐述美国观点：“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讨论的难点在于上海公报。
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地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舆论是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当相持不下，双方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都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
该犀利时，锋芒锐利，寸步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第四天，2月25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在谈判中，基乔两人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无须飞往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相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写上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10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的措辞问题，行文如下——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罗杰斯（自右到左）同乘周恩来专机伊尔-18飞赴杭州。
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2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2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