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杜勒斯不准握手时发生的中美接触
1954年春夏间，新中国的一批外交精英云集日内瓦，首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会前，大家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领导下精心作准备的时候，并没有料到会在这次会议上打开中美会谈的大门。
当时，朝鲜战争刚停战，中国将美帝视为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每个政治集会上都少不了要呼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美国在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恐怖气氛之中，中共被视为十恶不赦的“红色恶魔”。就连后来当了总统而飞往北京与毛泽东握手的年轻议员尼克松当时也是一个反共的得力干将。
许多与共产党沾边的人士被投进监狱，连大名鼎鼎的“二战”功臣马歇尔将军也遭到了所谓有“亲共倾向”的指责。
关于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准其手下与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之事，众多史书已有赘述，本书不再涉及。但杜勒斯以堂堂主管美国国家外交事务的国务卿身份下此命令，可见当时中美两国相互关系的鸿沟有多深。
早在有美、苏、英、法四大国外长参加的柏林筹备会议，酝酿召开专题讨论朝鲜停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时，苏联就主张要有新中国参加，就连英国、法国的外长也承认没有中国的参加无法解决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美国迫不得已同意了，但美方却坚决不在筹备会的有关协议书上签字，却另发一个声明称：跟新中国的代表坐在一起开会不等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这就是产生杜勒斯国务卿明确规定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准与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的背景。
作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却姗姗来迟了。
有一天，在杜勒斯尚未到达时，苏联代表团团长、老外交家莫洛托夫来找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自己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顿饭，在私下谈话时，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流露出一种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觉得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莫洛托夫还说，史密斯是二次大战中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
在政治上很敏锐的周恩来觉得莫洛托夫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便在中国代表团的智囊组中作了专门研究，引起大家对美国代表团成员们的关注。当时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中，中方只认识一个叫罗伯逊的人。其人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周恩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日内瓦。
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待过。这个军调执行部主要是调解国共两党停战的机构，罗伯逊当时就是个顽固派。
5月初，会议开幕之时，杜勒斯赶来了。此君冷僻高傲，在开幕会上作了个发言，就匆匆回美国去了。杜勒斯离开日内瓦后，当时担任副国务卿的史密斯将军就成了美国代表团的团长。6月16日，当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史密斯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
史密斯的发言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当晚，周恩来与智囊组作了研究，认为史密斯的发言是其个人的表态，没有经过美国政府的同意；但也说明了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史密斯就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
果然，不出中方所料，翌日开会再次讨论此问题时，史密斯就没有到会，只是其副手罗伯逊到会。经打听，说是史密斯有事到瑞士首都伯尔尼拜会联邦政府去了。这位罗伯逊一发言就批驳周恩来提出的六点方案，将史密斯昨天的发言一下子就否定了，还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值得考虑和讨论。
周恩来一听就火了，当即严厉地斥问罗伯逊：“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还表态说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一下子就变卦了？”
罗伯逊自知理亏，面红耳赤。
周恩来指着罗伯逊说：“罗伯逊先生，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是能够应战的。”
罗伯逊更是狼狈不堪，讷讷地无言以对。
尽管中美之间对立空气如此浓重，但中美双方都有一些具体问题要解决。
首先是美国方面有一桩心事想和中国交涉，即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一批美国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在押美国公民。当时美国政府因这个问题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美国舆论对此问题的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这些被俘被押的美国公民是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受害者，国会山上有议员为此对美国政府做过质询。因此，美国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陷入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中：既想要求对方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愿意和中国人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因此想通过第三者来办理这件事。当时，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建立代办级关系的协议，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汉弗莱·杜维廉，被任命为英国驻华代办。美国代表团便想委托杜维廉代办来照料美国在华利益，接手办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的遣返问题。
中国方面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在美国被无理扣押。当时，美国对外实行对中国的军事讹诈、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击，在国内推行反动的麦卡锡主义，迫害和排斥一切对华友好的美国人士，对许多组织和个人进行调查和非法审讯。
中国在美国有一大批爱国的、有成就的留学生，包括早年就去美国留学的钱学森、赵忠尧、张文裕等。在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们欢欣鼓舞，积极地筹划回祖国效力。但是，他们不但受到美国当局扣留，而且还受到非法的逮捕、监禁和虐待，致使有的人不敢提出回国的申请。新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他们愿意回来，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他们。
有一天，美国代表团通过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口头转达，美国愿就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周恩来听了宦乡汇报后，连夜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如何对待。周恩来说：我们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的渠道。周恩来抓住了时机，决策是明智和果断的。他当即派宦乡回答杜维廉：如果美国政府有意商谈这类问题，中国政府从不拒绝进行商谈。他还决定由担任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出面与美国人接触。王炳南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多次与美国人打交道。
经过杜维廉的安排，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接触。杜维廉作为中间人和宦乡参加了在6月5日举行的第一次接触。地点是由美方挑选的，在国联大厦的一间会客室。王炳南与宦乡在中间人杜维廉的陪同下如约到达会客室时，约翰逊及其助手主动迎上来握手，双方还寒暄了几句。走进室内一看，里面没有一张桌子，只有几套沙发，给人的感觉是会客，而不是会谈。
第一次会谈进行了半个小时，双方都没有使用过激的言辞互相攻击，气氛显得比较轻松。或许因为初次见面，双方都表现得有些拘谨。王炳南根据过去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约翰逊是位老练的外交家，对中国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反应也颇敏捷。约翰逊提出会谈时双方不做速记记录、不形成文字，以便使交谈更富于探讨性，避免那些到处乱窜的记者捕风捉影，也更少一些拘束。
王炳南表示同意，并确定了五天后即6月10日举行第二次会谈。
第二次会谈是由中方确定地点，也是在国联大厦里找了一个房间。考虑到是双方会谈，而不仅是见面，王炳南就将房间布置得与上次不同，在房子中间摆了一张大长会议桌，双方各坐一边，这就比在沙发上谈显得严肃些。
寒暄过后，约翰逊提交了美方认为是被中国政府拘留的美国军人与侨民的名单，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
王炳南接过名单一看，共有83名在华的美国人，就答复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他说，“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极少数美国人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他们被扣压是罪有应得的。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在下次会谈中答复你们。关于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中提出。”
在6月15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时，王炳南代表中方同意对因犯罪而被拘禁在中国的美国人，中国红十字会可代为转递其家属来往信件或包裹。同时，中方提出：“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有5000多人，不少人要求回国。他们在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美国移民局向他们发出‘不准离美和试图离美’的命令，违者将被判处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时给予这两种处罚。”
王炳南强调说：“这是毫无道理的，美国政府应立即停止扣留中国留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至于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发言时虽作了些搪塞，但也承认说：“不准中国留学生回国，这是美国的法律和规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是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他还说，“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120人根据这项法律被阻止离美。”
王炳南对此反驳说：“这些留学生并未犯罪，美国政府剥夺他们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是不合理的，有些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受到美国移民局长达四个小时的盘问，却不准他们请律师，当局甚至收走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护照。在美方的压力下，许多中国留学生不敢要求回国。”最后，他坚决地表示：“你们这条无理的规定，应该予以废除。”
在6月21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谈中，为合理解决侨民与留学生问题，王炳南首先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
约翰逊拒绝了中方的建议，说美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肯定中国侨民依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有完全自由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同时，他又一次强调了“美国的法律和规章”，也就是不肯放中国留学生回国，但表示了将“依法”对被阻止离美的120名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进行复查。
后来，在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又接触了两次。中方由外交部科长浦山为代表，美方由国务院中国司政治事务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代表。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在当天中美双方举行的最后一次接触中，中方通知美方，除6月中旬有2名美侨离华外，中国政府已批准最近申请返美的6名美国人离华。同日，美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宣布对“依法”被阻止离美的15名中国留学生已经复查完毕，他们可以自由离美，对其他希望离开美国返回“共产党中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尚在复查中，一俟收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情况将转告中方。
除了朝鲜的板门店谈判是中、美、朝鲜、南韩等共同参加的接触谈判之外，1954年六七月间，中美双方在日内瓦的这次谈判，是当时相互敌对的中美两国之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接触。
由此可见，就是在日内瓦会议开始时规定了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杜勒斯，态度也有所松动，他不愿将这个打开了的口子再关闭起来。为了不使渠道中断，双方商定自9月2日起仍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使得一年之后钱学森、赵忠尧、张文裕等能够陆续回国。
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于1955年7月15日终止。周恩来后来曾经说，此次中美会谈，我们要回了钱学森等人，也是一个胜利。
周恩来从万隆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在万隆，在亚非会议开会的红白大厦，或是在大部分代表团下榻的市内最豪华的旅馆——普良格饭店与豪曼饭店，在那群为抢新闻或是抢镜头蜂拥而至的各国记者中，他总是显得很活跃。他属于敬业且执着的那类美国记者。他曾用中国话对一个被访问的中国官员说：你们中共在上海成立的时候，我正好也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医院里出世，与你们的党同岁，但我没有赶上访问你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赶上跟斯诺先生一起去陕北荒原访问被蒋通缉的毛，只有此次有机会到万隆看一看铁幕里出来的中国代表团。
这位美国记者就是鲍大可。
当时，他还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因出生在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对中国有相当的感情，十分关注新中国的命运、发展与变化。鲍大可是他的中国名字，使用“鲍”姓，取音于他的中间名字“巴尼特”。他采访了万隆亚非会议的全过程。当时来雅加达、万隆的所谓美国新闻代表团，最为庞大，人数达5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是来搜集关于中国的情报或是离间亚非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而鲍大可先生却是一个正直、真诚而认真的美国记者。
鲍大可先生在当年所写的关于万隆亚非会议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记述道：
在万隆发生了两件也许有最大的国际影响的事。这两件事也是在会场外发生的，事实上，它没有必要非在万隆会议期间干不可。但不早不晚发生在这个时候，无疑是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为的是要取得最大程度的心理效果。这两件事是：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涉及华侨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和宣布愿意就台湾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
……
万隆会议期间发生的最轰动的新闻事件，是周恩来提出的同美国就台湾争端举行谈判的建议。
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争刚刚停下不久，敌对双方鸿沟还很深，鲍大可就将周恩来在万隆主动提出的中美进行谈判的建议，视为那次会议最为轰动的新闻事件，说明他是很有眼光的。
其实，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问题从来没有在万隆会议大厅里面出现过。它并不是万隆亚非会议的既定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