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全世界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简短的公告
1971年7月15日。
这一天，加利福尼亚海岸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太平洋海面上早晨常有的薄雾，已经在阳光下消散了。一阵又一阵的海浪扑打着蜿蜒的沙滩和陡立的峭壁。一个身材高瘦、肩头稍微伛偻的男人漫步在峭壁的边缘。他的步履轻快而有力，表情仍和往常一样冷静、沉着。他仰着脸让海风吹拂。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能从他焕发的神态与闪烁不定的眼光中看出他内心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与憧憬之中。
他就是尼克松。
这几天，他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一直沉浸在兴奋喜悦与焦急不安所交织的心情中。
7月13日，天还没亮他就醒了。7点刚过，他走出自己居住的那幢宁谧恬静的西班牙式别墅，走出那围着白色高墙与嵯峨柏树的墙院，来到直升机起落场。他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天空中才传来螺旋桨的声音。基辛格在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换乘的直升机飞抵圣克利门蒂。飞旋的螺旋桨掀起了气流。尼克松兴奋而又焦急，没等飞机停定就想走过去，被他的男仆桑切斯扯住了。
飞机停定后，红光满面的基辛格出现在舱门里，兴高采烈地挥着手跳下飞机，成功的喜悦洋溢在脸上。基辛格朝总统快步走去。尼克松也迎了上来，握手，拥抱。
“怎么样？”尽管有旁人在场，尼克松还是忍不住问。
基辛格说：“他们周到极了！客气极了！”
“看你满脸红彤彤，都胖了。”尼克松心情也特别好。
“我长了五磅。给我们的待遇好得不得了。住在皇帝钓鱼的行宫里。根本不像我们事前担心的要磕头。”基辛格陶醉在成功之中。
尼克松哈哈大笑：“是吗？”
“每餐十二道菜，丰盛极了！他们太讲礼貌了！”
站在附近的不知内情者听了，好奇地问：“博士，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这一问，倒提醒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目前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事，在美国只有他俩和手下几个助手知道，就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是几天前才知道的。尼克松特意在基辛格启程之后，将罗杰斯请到圣克利门蒂，说基辛格飞到伊斯兰堡后，正巧中国人请他去访问，他就飞去了。
尼克松给基辛格使了一个眼色。基辛格会意地赶忙做了个鬼脸，说：“我、我什么都没说。你问总统。”
尼克松也做了个鬼脸：“亨利什么都没说。”
尼克松在作全球电视广播。
等那人走开后，尼克松又低声问：“谈得怎么样？”
基辛格也悄声答道：“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
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带入他住的那幢西班牙式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让基辛格把事情经过向他详细汇报。从尼克松的小书房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这使他俩都不禁联想起大洋彼岸的中国。
他们还兴奋地谈到，随着总统访华的宣布，这一惊人之举将使美国一下子夺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权，在战略上将胜过苏联一步，对越南战争也会产生深刻影响。美国人民将会看到，他们的政府是能够采取有胆略的和平行动的。
他俩也讨论了不可避免地使盟友日本和台湾产生不快的情况。
尼克松感到入主白宫不能只是意味着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地位，主要是意味承担了无比重大的责任。是的，他以他多年政治风云中锻炼出的敏锐看到了机会，看到了世界力量的分化与重构，看到了世界结构要在动荡中走向新的均衡。可是，他深深感到，机会从来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现实，领袖人物的崇高责任就是抓住机会，创造历史。他开始品尝到创造历史的喜悦了。当基辛格谈到日本和台湾会有不愉快的反应时，尼克松说：“创造性的外交政策总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我们要积极地以进取的姿态去控制事态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事件的来临。”
霍尔德曼赶到小书房来了，他最关心随总统访华的随行人员的数字、随行记者的数字，以及电视、广播的方式和范围。
罗杰斯也赶来了。总统让他在发布重要讲话之前通知有关的外国政府。
7月14日，尼克松让基辛格与洛德为他准备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讲话，将两年半的策划、工作和期待凝聚为400个字。
7月15日，它将作为历史的转折点记入世界外交史，它将像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一样焕发金色的光辉。尼克松站在太平洋东海岸的峭壁上心潮起伏不平。
在太平洋的西岸，中国人又将怎样宣布这个公告呢？毛泽东会不会站到天安门上对他的国家宣布这个消息？尼克松授意基辛格选择的这个时刻，是美国电视广播的黄金时间。霍尔德曼告诉过他，几乎2/3的美国人把电视作为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对电视的信任胜过对其他信息源的信任。所以，尼克松总统比任何前任的总统都更喜欢利用电视向公众发表讲话。
为了松弛一下高度兴奋的情绪，尼克松从峭壁上回来后又去游泳池游泳。
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紧张的心绪在碧波中得到了缓和。
太平洋时间下午2点45分，西部白宫按总统指示发出了一个通知，说5个小时以后总统要发表一篇“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的”简短公告。傍晚，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直升机飞往洛杉矶，于下午7点前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记者们早已蜂拥而至，特工人员也已控制了现场。记者们从未见过他那样高兴和乐呵呵的样子。还差几秒钟就要到7点的时候，总统愉快地问道：
“伙计们，准备好了吗？”
7点整，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尼克松。
“晚上好！”总统开始讲话了。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我在过去三年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几个方面主动采取了行动，以求打开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刚念完《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评论员。荧光屏上显现出他们目瞪口呆、大为吃惊的神态。
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
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尼克松心中仿佛受到一股股暖流的冲击。他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他离开电视台，来到佩林诺餐厅，频频与人握手，接受祝贺。他一反往常的腼腆表情，得意扬扬地拉着基辛格，向人介绍说：“他就是已经到过北京的那个人……”
不少人高声表示：“总统去中国，我们也要去……”
有人说：“哎，你怎么就变了？你昨天还说要去台湾出差。”
“不。我今天不想去台湾了，要去北京。基辛格博士，你要帮忙呀。”
人们用掌声欢迎尼克松。一个青年问他：
“总统先生，你刚才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您是否感到它的意义？”
尼克松眨了眨眼睛，自信地说：“只有历史才能说明它确实意味着什么。”
他和基辛格在餐厅的庆祝晚宴上吃了蟹腿肉，喝了一瓶1961年酿的法国红葡萄酒。
这天深夜，尼克松和基辛格喝得脸红红的，乘直升机回到圣克利门蒂。国务卿罗杰斯向尼克松汇报，电报已经开始像潮水一样涌来，大部分是赞扬的贺电，也有批评的，还有提建议、提要求的。可是，尼克松最关心的是日本和台湾的反应。在他开始宣布公告前的一个小时，罗杰斯用事先准备好的情况介绍，通知盟友，首先从日本开始，然后是台湾……
日本驻美大使牛场听了罗杰斯的汇报，没有发表评论；台湾的沈剑虹“大使”当场作了反应，谴责总统的决定，斥之为“不光彩的交易”。他还说：“不应该未经磋商、不打招呼，就背着朋友和盟国干出这种事来。”
尼克松不以为然地说：“你要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抛弃老朋友，没有嘛。我全世界对“七一五”公告的强烈反响使尼克松眉开眼笑。
们和台湾的‘防御条约’不是还有效嘛！我还准备批准卖给台湾一批新式战斗机。”
罗杰斯又说：“总统，台湾方面对我们上月向他们提出的‘双重代表权’的征询，不作答复。怎么办？”
尼克松渐渐地冷静下来，问道：“你看怎么办？”
罗杰斯说：“国务院认为不能迟于8月上旬正式提出‘双重代表权’，并向新闻界公布。现在请总统批准。我们要拼命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我们脸上才有光。”
基辛格插进来说：“我有点担心，这个‘双重代表权’打开了欢迎北京进联大的闸门，给急于讨好北京的国家找到借口。到头来，我们控制不住——这等于自己制造失败。”
罗杰斯瞟了基辛格那还泛着酒意的红脸，冷冷地说：“我们有些事，不早就在制造失败吗？”这话是含蓄地指责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因自己作为国务卿事前竟被瞒住而十分不快；但是，国务卿一直控制着自己，没有随便发作，此时才发泄了一点不满。
尼克松内心极度矛盾，心情马上变得十分沮丧了。
也有人对“七一五”公告不高兴
这是一双戴墨镜的眼睛。黑黑的墨镜片遮掩了他眼睛的神态，使他能够透过墨镜用眼光去探究华国锋态度的细微变化。那是1971年9月4日，那时候，华国锋是湖南省第一把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戴墨镜穿灰布海军装的李作鹏陪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代表团南下，参观了毛泽东故居韶山之后，在长沙蓉园会见华国锋等湖南省负责人。尽管华国锋作为主人主要是跟朝鲜客人说话寒暄，但对于身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当然也没有怠慢。也不知道是李作鹏过于神经质，杯弓蛇影，疑心生暗鬼，抑或是李作鹏从华国锋的语调、眼神、握手的轻重中觉察出一种微妙变化，感到华国锋对自己的态度变了。数日前，毛泽东已经在南巡中跟华国锋打过招呼，作了一番讲话，矛头显然是针对林彪及其“四大金刚”与夫人叶群的。
李作鹏心里有鬼，他这段日子里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深感如临深渊。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带头大讲天才问题，他也卖力地在小组会上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材料，呼应地叫着全会要学习林彪的讲话。庐山会议后，他装出样子写检讨，按叶群的布置写，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主帅林彪。随着批陈整风的深入，他恐惧倍增，又怕林彪为了“舍车保帅”将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抛出去。他既企图用虚假的检讨混过关，又觉得末日即将来临，毛骨悚然，坐卧不安。
这年春节的年三十晚上，李作鹏的大女儿结婚，林彪让叶群与林立果登门祝贺，送了礼，照了合影。叶群还当着来祝贺的人说：“李政委是林总最信得过的人，你们要爱护他，支持他，李政委将来要担负更重要的职务。”李作鹏当然明白这些话里的含义，碍着人多，当面没有说话。等叶群走时，他送至小车旁，才握着叶群的手，小声却坚定地说：“请转告林副主席，李作鹏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他！”叶群说：“林总早就说过，他与你们四个人的关系，用原子弹也炸不《生活》杂志在发表“七·一五”公开……”
毛泽东觉察到林彪一伙还在搞阴谋以后，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乘着“一号专列”去南方巡视。毛泽东的南巡行动使林彪更为惊慌，李作鹏当然也警觉了。他们风闻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对一些省头讲话，据说内容十分重要，而且不得向北京传。李作鹏就更像惊弓之鸟了。
毛泽东到底讲了些什么？
9月5日，李作鹏陪同吴振宇等从长沙到达武汉。下飞机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打听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当天他陪同朝鲜客人参观，没有机会。
9月6日一大早，他就约刘丰到他所住的军区东湖招待所来密谈，刘丰也是得到林彪恩惠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是林彪将他从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提升为军区政委的。
“老刘，主席到武汉都谈了些什么？”李作鹏见到刘丰，劈头就问。
尽管毛泽东打过招呼，不能向北京传，但刘丰知道李作鹏是代表谁来问的，也就讲了。他说：毛主席8月16日、17日、25日和27日在武汉先后找他、王新、刘建勋及华国锋谈了话。毛泽东讲了我们党50年来的历次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讲天才，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不赞成用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不赞同林彪提出的“天才”论。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泽东还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李作鹏仿佛被雷电击中，全身都麻木了，好一会儿才强作镇定。他的心都冰凉了。庐山会议上作过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就此结束，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完。庐山会议后，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都作了检讨，毛泽东还要往后追，这必然就追到林彪头上了。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看过的文章。文章中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号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从这篇文章到毛泽东南巡的讲话，使他更加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李作鹏将刘丰送走以后，转回到自己的住房时，觉得脊背发凉，原来刚才出的一身冷汗湿了内衣。在陪同吴振宇大将等朝鲜宾客飞回北京的飞机上，他六神无主，惶恐不安。好在他戴着墨镜，可以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