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兰春已没有回头的机会，孤立无援的她只能鼓起勇气，选择铤而走险，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爱情。于是，她趁着黄金荣外出的空当，偷出了被黄金荣视为生命的黑皮包并藏了起来。而皮包是黄金荣用来存放各种经营账目、黑名单、官员罪证、私人信函等机密文件的，黄金荣没有料到胆小怕事、生性柔弱的露兰春会做出这种事。作为一笔交易，黄金荣只要放了薛恒，露兰春就会拿出皮包还给黄金荣。这时，黄金荣才开始后悔，想起发妻林桂生的好处，以及当初阻止他迎娶露兰春的行为。几次前所未有的风波过后，疲惫不堪的黄金荣觉得林桂生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对的。他能够凭借手段占据露兰春的身体，但是她年轻的心却始终不属于他。黄金荣深刻感受到了“强扭的瓜不甜”的真谛，于是对刚回到黄公馆还在忐忑不安地等待黄金荣处罚的露兰春说：“明日上午10点钟，去律师事务所吧。”就这样，黄金荣为了保存自己最后的尊严，在家里向露兰春宣布了离婚。这对露兰春来说是天大的喜讯，不但没有因为出轨和威胁黄金荣而受到处罚，最终还获得了自由，不过她也不得不接受黄金荣提出的离婚条件——以后不能再登台演出。
露兰春与黄金荣正式离婚之后不久，就嫁给了薛恒，二人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可以长相厮守永不分离。但是，这来之不易的爱情也让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露兰春一生所钟爱的舞台事业，还未有所成就这样夭折。而黄金荣则更为悲惨，为了一个年轻女人而使自己威信大跌，从此之后他的残败结局成为既定事实，再无机会重返巅峰。
5．为虎作伥的青帮恶霸王士海
“七七”事变后，华北各地也相继沦陷了。匪徒一般的日本侵略者大肆搜罗汉奸、特务，帮自己残害中国人民。青帮恶霸“虾米海”王士海，就是其中一个协助日军劫掠“劳工”的汉奸。
王士海，天津市丁字沽人，字少全，外号“虾米海”。其父王福田，是盘踞丁字沽、堤头、东于庄子、小王庄、北开一带的脚行头子，为人横行霸道。而王士海更是子承父业，伙同其兄王小眼、弟弟王士江等人，四处为非作歹，成为了天津市一大恶霸。
1921年，王士海21岁。他和弟弟王士江与脚行把头李五、李六两兄弟为争夺脚行，发生冲突，王士海聚集一干党羽，杀死了李六，打伤了李五。事后，王士海逃匿到日租界，托庇于日本人及上海帮会的势力之下。为了让自己的活动更加自由些，他向法院及警界贿赂疏通，杀死李六一案也就逐渐不了了之了。王士海没了顾忌以后，气焰更嚣张，到处横行霸道，为祸一方。他曾为一个有夫之妇争风吃醋，用尖刀刺毙其夫之后，为躲避祸事，又潜逃到日租界寻求日本人的庇护，此案在日本警察的庇护下，法院又以凶手杳无踪影为借口而草草结案。
王士海是青帮中贾长清的门徒，贾长清是青帮中“大”字辈成员，在帮内也是个人物。王士海投入青帮以后为培植势力大摆香堂，广收门徒，先后收徒弟达千人。“七七”事变后，抗日的激情在人民群众中不见消退，人人都想为抗日出一份力，因此许多热血志士纷纷武装起来，暗中与敌人进行游击斗争，对敌人的铁路运输、通信设备等不断予以破坏。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虽然实行了很多次“治安强化运动”，责令华北交通警务当局成立外事巡察警察班，在铁路沿线一带加紧巡察工作，以便从事特务活动，还在经常出事的铁路沿线附近组织“爱路村”（用伪村政权组建），以便维护铁路行车安全，但这些措施施行起来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日本人把水路运输保障寄托在青帮身上，希望能依靠青帮的势力在安全上获得一些成绩，同时，华北交通当局也企图利用青帮的势力使铁路运输变得安全些。
王士海在铁路当局警务段司法主任和张旭东的推荐下当上了警保局负责人，还成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将其命名为“武装义侠队”，总队长由王士海担任，并被授予陆军少将的头衔，同时他还设立了“皇军慰劳所”，所长王士海表示，自己会保护“皇军”的安全。此举受到日本人的青睐，给了他更多的特权和奖赏，这让王士海甚为满意，因此也就更加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力，心甘情愿地做起了日本侵略者迫害中国民众的帮凶。
“武装义侠队”的总部设在河北贾家大桥的一座房舍里。副队长由崔廷桢担任，并被授予上校头衔。总部共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分别设一位队长带队，他们分别是：张茂兴、张汉文、石振海及刘科，并且这四位队长均为上校头衔，每队队员都是王士海的门徒。刚开始“武装义侠队”只有500多人，后增加到800多人，并且队内的全部经费和枪支弹药都由华北交通当局供给。
“武装义侠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爱路村”，维护铁路运输时的安全，另外还要为日本人搜集情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要及时通知日本人。当时，津浦、平山、平汉一带的铁路沿线以及附近的大车站都有“武装义侠队”安排的人。于是，王士海和一班狐群狗党成了那一带的恶霸，除了为日本人搜集情报，还欺压附近的乡民，乃至烧杀抢掠。
“武装义侠队”手下的四个大队内均设有武装队，除了维护水路运输的安全外，还负责与河防队一起检查往来船只。四个大队借检查之名，经常对民众刻意刁难，而一旦民众有所反抗，就会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货物也会被当场扣押，他们拿着民众的货物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为了讨好日本人，王士海还动用四大队内的武装队和河防队一起抢掠民间芦苇，为日本侵略者经营的造纸厂提供原料。
日本侵略者对王士海多方拉拢、控制、利用，好让王士海对自己感恩戴德，为自己效犬马之劳。王士海认敌伪为主子，参与实施了无数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不仅仅体现在铁路沿线、河防方面的欺压民众，据相关记载还可略举三点：
（1）强抓民妇，孝敬日军。身兼“皇军慰劳所”所长的王士海，为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惜丧权辱国，千方百计取悦日本侵略者。先是在全市女佣工介绍所以招聘贫穷的妇女去大户人家做工为名，将这些年轻的妇女骗走，再由华北交通当局派遣车辆，将这些民妇运往涿州、良乡、房山等地的日军营房中，以慰问日军为名，任其蹂躏取乐。后来，王士海为讨得日军的欢心，与汉奸李万有（天津乐户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勾结在一起，率领“武装义侠队”队员，曾多次在青天白日之下，把大批的青楼女子堂而皇之地送往日军营地，强迫青楼女子慰劳日军。1943年12月1日，王士海带领手下掳走130多名女子，并把她们全部赶上车运往遵化县。其中两辆共载有100人的卡车在途中不幸触发地雷，死伤大半，余下30多人，沿途备受王士海手下的折磨，途中身亡的人，尸身直接被丢出喂给了野狗，侥幸存活的也遭到了日军的蹂躏，最后这130多人中只有一人生还。
（2）强招华工，做敌奴隶。日军侵占了华中一带之后，徐州、连云港由于连接南北交通，成为了军事重地，因此就必须建立港湾工程，以策安全和发展。该工程急需完成造船坞、修码头、建仓库、筑营房等任务，但这项工程浩大，需要大批劳工以供驱使方可完成。因此王士海为了满足主子们的要求，便大肆宣传招募华工，不惜动用“武装义侠队”全部队员到各村挨家挨户进行招募。刚开始好言诱骗村里精壮的男子报名，后来若有不从就直接胁迫其报名参加，甚至直接将各家正值壮年的男人强行绑走。如押解犯人一般，把一批批的华工“打包装箱”后，用大卡车运往徐州、连云港等地。在日军的残酷折磨之下，终日只干重活，忍受饥饿劳累而死的华工不计其数。王士海由于招募奴隶有功，更深得日本侵略者的重用，因此北平日本大使馆以及北宁铁路警务处先后聘用王士海为“高等嘱托”。
（3）为得钱财，贩卖毒品。日伪时期，王士海与汉奸郝宝祥、刘勋臣等人狼狈为奸，他们把毒品包装后，运往京绥铁路沿线、张家口等处销售，毒害中国人民，并大发横财。王士海拿贩卖毒品的钱财，大量买进枪支弹药，为“武装义侠队”充实力量，任意欺压杀掠中国人民，为敌军效力。
6．在法租界青帮的内部势力变化
20世纪20年代中期，青帮通过控制并垄断鸦片贸易及与法国租界当局达成协议，权势和地位逐渐增强。而与此同时，青帮内部的领导势力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青帮内部领导势力的变化主要归咎于发生在黄金荣身上的两次事件，这两次事件使得他在青帮组织中老大的地位日益不稳，而后他不得不选择把青帮的领导权分给自己的两个结拜兄弟——杜月笙和张啸林。1925年后，青帮头目不再以黄金荣为尊，杜月笙和张啸林成为了青帮内部的重要头目。
1924年，黄金荣在法租界和青帮的影响以及地位因“露兰春事件”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这件事也让黄金荣如遭“当头棒喝”——原来自己在青帮和法租界这两层关系网上的权威和影响力有限。“露兰春事件”后不久，黄金荣便与杜月笙和张啸林二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同时这也代表着“青帮三大亨”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化。实际上，黄金荣为了保全面子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三人结拜为兄弟后，黄金荣退而求其次，退出尊长之位并让出了他在青帮中的实权。从此之后，青帮中的所有重要事宜都由杜月笙和张啸林两人定夺。
1925年，魏廷荣（“绅董派”的主要成员）要求黄金荣辞去华捕督察长职务，此时的黄金荣在法租界和巡捕房的地位变得更加尴尬。“绅董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阻止青帮大亨们和法租界当局因鸦片贸易这一问题而进行的谈判。1925年5月上旬，《上海新闻报》发表了一封特殊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写给法国总领事梅理霭的。信中强烈呼吁法国总领事梅理霭应该制止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关闭那些“鸦片专卖店”，以确保法国在上海的“良好形象”。尽管这封言简意赅的信并没有完全制止法租界当局和青帮头目们之间就鸦片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但它却起到了其他的作用：迫使黄金荣不得不辞去巡捕房督察长的职务。1925年，黄金荣退休了，但在1927年1月时，法租界又给了黄金荣一个职位——“法租界警务处高级顾问”。事实上，这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闲职罢了。与此同时，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实权也转移到了另外两位青帮头目的手中——张啸林和杜月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