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抹照进生命里的彩虹灵魂相互聚拢，谱一曲琴瑟和鸣就算孤立无援，也要爱你奋力拥抱的温暖是什么模样所谓良人到头来也不过是水中捞月。
那一抹照进生命里的彩虹
相比起现代人，萧红爱过的男人不多，一只手就能数清。虽然爱得不多，但每一段情，却都是掏心掏肺，倾尽了生命的热情。
她说过：“我注定是一个人走的……”细细揣摩，隐隐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出她对孤独的恐惧。
她与萧军相爱，是命中注定不该相爱的人走在了一起。爱了就是爱了，即使遍体鳞伤，她都没有后悔过。
一日，她听到消息，知道萧军去了上海，去探望一个陈姓女子。
萧红哭得死去活来，她发疯似的抓住身边的好友，以为此人就是萧军，大声质问道：“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我，难道我爱你不够多，被你伤得不够少吗？”眼里尽是幽怨和苦楚。等到冷静下来，她擦干了眼泪，希望自己少爱萧军一些，那么即使分开，自己也不用孤独地忍受着巨大的痛楚。
“不是我不爱他，是他伤我太深，我没办法，就离开他了。”日后，萧红对着那些劝解她的人说。
当时的文艺圈，只想到谁与谁在一起才是般配，只看中谁与谁在一起才是名正言顺，却不管当事人的心思如何。他们知道萧红的苦楚，但从来没有人告诉她，不如离开这血性汉子，另寻属于自己的幸福。
再加上萧红天生眷恋泥土里的温暖，就算在烂泥中打滚，仅有一点温存，也是叫她不舍的。就在与萧军的分分合合中，她认识了端木蕻良，第三个影响她一生的男人。
端木蕻良与萧军一样出生于东北。与萧军不同的是，端木蕻良没有萧军的血性与大男子主义，也许这与他出生在一个乡绅家庭有关。
1912年，在奉天省（今辽宁）昌图的一个乡绅家庭，一个小男娃呱呱坠地，他就是端木蕻良。端木蕻良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加上天资聪颖，自小就备受宠爱。一心望子成龙的父亲，在儿子十一岁时便把他送到了天津的汇中中学学习。这所中学是由美国美伊美交汇创办的，端木蕻良在这里接受着新式的西化教育，这对他日后的性格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他受到了美式个人主义教育启蒙，成为了一个独立独行的人。
后来，他考入南开中学，毕业后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在这期间，他加入了“左联”。在“左联”遭到破坏后，他把无处宣泄的苦闷化作了笔下的篇章，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从此正式步入文坛，也结识了一些先锋作家。
1936年，他在上海时曾经与鲁迅有过书信联系。不过，他的见面要求遭到了鲁迅的拒绝。幸好他的书作得到了肯定，先后在《文学》《中流》《作家》《国民周刊》等主流刊物上发表作品，令他信心倍增。尽管端木在文学路上越走越远，可相比起萧红，他还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以至于萧红在认识了端木后，责怪友人胡风没有早一点介绍他俩认识。其实，不过是端木当时名气实在太小，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
当时的端木看萧红，却似站在山脚瞻望文学上的小高山。一次，他在公园里看到双萧与朋友在散步，便即毕恭毕敬地上前打招呼。
“两位先生好，小辈是端木蕻良。”
萧红听他有着东北口音，问道：“端木先生，你可是来自东北？”听到了肯定答案后，萧红欢喜起来。她带着提携小辈的心态，照顾地说：“我们是老乡，若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请尽管来找我。”说完，萧军便带着她离去，而留在原地的端木则觉得萧红这位前辈甚是谦善。
不过，当时一般男女交往一般要通过介绍，若女性是已婚的，最好还要通过丈夫的关系介绍。端木慢慢与双萧走近，也是通过萧军。
当时，端木需要一个吃住的地方，二萧便让他住进了家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端木慢慢地走进了二萧的生活。二萧对这位文学后辈也是关怀备至、照料有加。
萧红还一度认为，端木的加入，也许会令这个死气沉沉的家重新拥有活力。她没有顾忌什么“瓜田李下”，就做着最单纯的梦，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希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不再那么关注萧军的事情。
有时候，萧红会邀一些友人到家里探讨文学问题。锡金是最常去的，三人行就变成了四人团，而他们也常为了一些问题争得脸红面赤。
争得最厉害的，不用说，一定是双萧二人。他们恃着与彼此的关系最亲密，在争论问题时就毫不礼让，据理力争也就罢了，甚而还得饶人处不饶人，偏要对方当着众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与错误。
其他人见了，也没当一回事，不过觉得是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在坚持着自我原则。他们也就懒得去劝，偶尔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或者单纯表示自己支持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更多的时候更愿意站在萧军那一边。
萧军跟友人们讨论起萧红的文章时，口气中常含着不屑，一个劲儿地挑毛病。听的人中没有一个站出来帮萧红的，反倒都笑起来表示认同。
其实，若真的论文学成就，萧红是远远高于萧军的。只是，萧军即使是在临终之前，也还是认为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比萧红远。也许，正是萧军骨子里这种对女性作家的轻视，令萧红吞不下这口气，非要跟他争论个输赢。
可端木就不同。在萧军发表这样的言论时，他总是站在萧红一边，坚持着自己的见解，赞赏着萧红的文学才华。
一次，萧军趁着萧红不在，对着友人说：“她的文章结构太散。”说完，自己就笑了起来，而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这时，在一边的端木就大声说道：“太太的文章形散神不散，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是文坛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萧军眯着眼睛看着他，似乎在想，这个小子怎么敢跟我打擂台？他不屑地说：“她是有些才情的，不过远不及他人；端木兄这么说，不免抬举了。”
阵阵的火药味传来，友人们嗅到后，马上嘻嘻哈哈地转移了话题。俩人也就没有继续争论下去了。
后来，这些话传到了萧红耳朵里。萧红为端木能站在自己一边替自己说话感到很高兴，她暗暗想着：“端木兄算是一个真朋友，以后待他，更需多加关照。”
萧红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饭前饭后，她都会招呼着端木。天寒地冷，她也提醒端木加衣。生活上，无论是大事小事，萧红都以一个善良太太的身份照料着端木。在文学事业上，她也尽可能地为端木开路，介绍他认识一些报刊编辑，不留遗力地推荐他的作品。
萧红的有些友人见她如此卖力地帮助端木，便奉劝她：“萧太太，你心里坦荡荡的，自然不会觉得什么，可他毕竟是一个单身男子，你如此卖力地帮助他，恐怕会遭人嚼舌根，令自己不利呢。”
萧红不是不知道，她也知道瓜田李下，什么也要讲几分避忌，可是当时的自己，对于端木完全没有半丝半毫的男女之念，因为她的心早已被萧军伤得体无全肤，去哪里再找一颗心去与端木谈情说爱？莫说整颗心，就连半颗心，她也没有了。她如此帮助端木，只不过是因为他是一个敢为女性说话的男人。就这点，在萧红看来，就十分难能可贵。要知道，那时候的萧红正经历着女性意识的苏醒，对于能为女性说话的人，她是无比欣赏的。
“端木是一个顶可爱的人，不同于我认识的人，他是从心底里尊敬着我，并且能大胆地赞美我的作品。”萧红说着，脸上不自觉地挂着一抹微笑，“他认为我的文学成就是比萧军高的。”
望着友人不解的眼神，她叹了口气，悠悠地说：“我并不是非要跟萧军比出一个高下，只是，他处处压制着我，无论在哪里，我都是萧军的太太，而不是我独独一人。我甚至能觉得，我就是他的附属品，没有更大的自由。”
看似柔弱的萧红，实际上比别人更加需要自我存在感。她明明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被人提及时，却总是成了“萧太太”，这令她不甘。她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人，而人们却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就轻视了她。所以，端木的出现，怎能不叫她眼前一亮、心花怒放呢？
端木对于殷勤的萧太太，又是作何感想呢？
端木也是不敢多想的，他在后来回忆时坦诚地说：“当时她比我大，总免不了有一种做姐姐的母性之情，我没有结婚，受到姐姐这般照顾，也就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看来，不管是萧红还是端木，对于彼此的感情都是单纯而无杂念的。端木需要关注自己的人，萧红需要肯定自己的人，俩人在这种纯粹的交往中得到了各自所需，也就“各安其分”、“各取所需”了。
不过，与萧红生活多年的萧军，感受到了三人间的异样。有一次，他与端木肩并肩，走过屋外的瓜田时，突然阴阳怪气地念叨起：“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说完，还拍拍端木的肩膀。
端木也是聪明人，知道萧军这么一说是指什么，便一路默不作声。端木如此，并非气短，而是觉得没有必要为此辩解什么；可萧军却认为端木的不作声，是因内心有愧。以后每每寻着机会，萧军就多次念叨这两句话。
尽管端木觉得自己跟萧红没有产生男女之情，只是他也后知后觉地发现，三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我觉得萧红的见解、情感和我还很接近，与萧军就越来越远，好像语言也不相通。”
此时，萧军对萧红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冷淡，在外追逐起漂亮女人来。在他心里，早已经没有了对她的爱。可是，他迟迟不愿主动提出分手，非等着萧红提起；他以为这样，是对得起萧红。实际上，他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好让自己不至于在文坛落得一个自私男人的骂名，遭人唾弃。对比这一点，日后的端木便不如萧军来得精明，因而也遭到了更多人的鄙弃。
那时的双萧，就在拖拖扯扯之间，隔着一层没有捅破的砂纸。
不过砂纸毕竟只是砂纸，终究是抵不过时间的摧蚀。
在临汾失守前，民族革命大学转移，萧军见此情势，起了弃笔投戎的心思。不管丁玲与萧红怎样劝阻，他都执意要去打游击。在明眼人看来，萧军的报国之心是有的，可他分明也是借着这次的分歧，让萧红知难而退。
萧红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既然郎君如此，她也不会再加相劝，她知道是时候与这段双萧之恋告别了。
那日，萧红来到了火车站台。她的双脚像灌满了铅一样，每挪动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她时不时地转头，对身边的人说：“你帮我看看，行李带齐了吗？怎么我好像忘了带通行证？”有时，她又抬头望几眼萧军，想在他脸上找到跟她一样的不舍。
在一边的端木也理解萧红的感情，他借口说给萧红买话梅，就拉着丁玲与聂绀弩走开，给了双萧独处的机会。
可是，萧军并不领情，反而叫住了聂绀弩，嘱托一些关于萧红的事，之后就离开了。
萧红见到萧军走了，却是松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是不舍得萧军，而是六年的感情，装载着太多的回忆，如今这段时光却要被一列火车截断，多少让她觉得踌躇难安。
同行的人似乎也知道了双萧此次离别具有一番什么样的含义，聂绀弩后来说起：“我听了为之怃然了好久，我至少是希望他们的生活是美满的。当时，还以为只有萧军蓄有离意；今天听见萧红诉述她的屈辱，才知道她也跟萧军一样，临汾之别，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萧红自小缺乏爱，因此对爱的渴望相当强烈。当她懂事后，只要有人对她稍稍表达爱意，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要在别人身上追回童年失去的爱，她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的是，她不知道对方给予的爱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是短暂的还是恒久的，是纯粹的还是别有所图的，这就使她在以后的感情生活里连连受挫，却怎也无法幡然醒悟。
灵魂相互聚拢，谱一曲琴瑟和鸣
萧红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陷入了深思。“姐姐，你这是在想什么呢？”端木不再唤萧红作萧太太了，而是改口叫姐姐。
萧红不觉得这样的称呼有什么不好，只是多少有些失落。但是，同行的人却皱起眉头：萧太太刚与萧军分开，端木就自作主张地唤起“姐姐”，真是不识大体。
萧红看着笑意吟吟的端木，也挤出一丝笑容，说：“你看到远处的炊烟了吗？”“看到了，一闪而过，看得也不清楚。”“你觉得这抹烟像我吗？无根无基，被风一吹，就要听着风的话，跟着它走。”萧红悠悠地说，像是对端木说，也像是对自己说。“姐姐，莫乱讲，你现在出走，不过是权宜之计，你是独立的人，只有你愿意听的话，没有强迫你听的话。”
端木想转移话题，递上在站台买的话梅，说：“姐姐，你有身孕，吃点话梅，不会恶心。”
这样的细心，是萧军没有的。
萧红接过后，含在嘴里，陷入了沉思。
下了火车，端木一路小心地照料着萧红。
“姐姐，以前你总是处处关怀我，现在也该轮到我照料你了。”
萧红不作任何言语，她本就是话少的人，经历这么多风雨后，就更是寡言了。与端木在一起，她也不会多说话，她知道要是端木不喜欢沉闷的自己，他大可一走了之，正是他理解了自己，还能做出这样体贴的举动，才让她真正舒心。
这又是端木与萧军的不同。
还有什么不同呢？
不知不觉，萧红竟然拿端木与萧军做起了对比。
对了，还有衣着！萧红想着。端木在他们的文艺圈中，一直被视为异类。他思想价值独到，与鲁迅不够亲密，他的衣着打扮也与别人不同，这都成了别人排斥他的理由。而他独特的衣着打扮，还一度成为别人的“话柄”。
平日里，端木喜欢穿着皮夹克，下身穿灯芯绒马裤，脚上蹬着高筒靴子，洋派十足，但给人一种疏远感。再加上端木喜欢留很长的鬓角，脑后的长发不寻常地盖住了脖子，皮夹克里又垫了肩，这幅派头，就像现在人们看待留长发的男艺术家一样，即使是好看，也觉得十分别扭。而且，他这身打扮，在一群流亡青年中，怎么看都过于碍眼。可端木不理会他人，依旧我行我素，十分有性格。
萧红认为，端木这身打扮恰到好处，宣明了身份，虽引起侧目，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端木看上去举止斯文、模样羞涩，不像是东北男人，倒像是从南方来的秀气男孩。接触惯了那些以粗犷为荣的男人后，萧红见到这样的“书生”，自然欢喜。
在西安，萧红与端木越走越近。俩人的亲密往来，虽没有超出世俗的限制，但也遭到了文艺圈友人的排斥。
聂绀弩就好几次提醒萧红，说：“萧太太，端木毕竟是一个单身男子，你这样跟他往来过密，恐怕会惹来闲言。”
萧红没有答话，她不是不知道，最近兴致勃勃邀人来探讨文学问题总会被婉拒，且总有闲言碎语传到她的耳边。这些闲言碎语，净是一些不好听的话。可那又怎样？难道在西安举目无亲的她，就容不得身边有一个人陪自己说说话吗？
“要是这样，你就不要来这儿了。”萧红最后一字一顿地说，没有一点表情，像是在陈述一件事实。
真是宁愿得罪全世界，也要讨好你一人。
聂绀弩有点懊恼。他不动声色，却不依不饶地问：“那根小竹棍有什么意义吗？”
“你们都多想了。自从我送了一根小竹棍给端木，你们就轮流来问我，小竹棍是不是有着特别的意思。没有，都没有，不过是一个小游戏，而端木赢了这个小游戏，获得了竹棍当作奖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