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杨秀廷为人憨厚、老实，常受他人欺负，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改变贫穷、受人欺负的状况，父亲13岁时便与一位邻居（也是13岁）一起出走闯关东了。
到沈阳后，在东北军讲武堂谋到伙夫一职。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讲武堂组织的文化学习班，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和兽医知识，后又在张学良部队谋到马夫一职。随着东北的沦陷，父亲又到一家纱厂做工。父亲心灵手巧，织的提花毛毯很受老板赏识，工资也较一般人高。当手头有些积蓄时，即回到家乡为祖父母分担生活负担，在此期间与母亲结婚。
没过多久，原东北军的一位好友在河北涿州开了一间诊所，邀父亲一起经营，父亲欣然前往。在此期间，父亲曾为当地富商郝永阁的女儿治好了重病，一时声名远播、门庭若市。
随着日本势力伸向河北，1936年秋，父亲去西北投奔原东北军一位老上级，在一军医医院当看护班长（相当于护士长），驻扎在甘肃平凉一带。随着东北军的瓦解，父亲辗转至陕西宝鸡，在社会上做一些零工，后在渭河边上种地，闲时上山砍柴，拉到山下去卖，以维持生计。
由于父亲懂些兽医知识，经一位朋友介绍，到宝鸡花纱布管理局运输队当兽医班长，常年往返于宝鸡和四川之间。由于公司经营不善，致使大批棉纱、布匹腐烂在仓库里。当时正值抗日时期，军民缺衣少穿，大量棉布腐烂激起民愤。当局为平民愤就解散了花纱布管理局。父亲带领工人向当局要求补发抗战时扣下的部分工资和福利，而当局以涉嫌共产党的罪名将父亲拘留月余，后查无证据，又放了出来。
1946年春天，母亲带着哥哥去宝鸡投奔父亲，同年8月父亲带着母亲、哥哥回到家乡濮阳县。1948年，父亲被选为扫除文盲教师，1950年加入濮阳县卫生协会。1955年，父亲与卫生协会另外4位会员一起筹建了王助乡卫生院。1961年，因历史不清白（指在东北军当过兵）而被乡卫生院解雇，随后在农村当乡村医生，直到1984年去世。
父亲走南闯北20多年，打过小工、做过学徒、当过兵，深深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所以下决心要将哥哥和我培养成才。在父母的辛勤培养下，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濮阳师范学校，后成为一名国家教师。由于历史的变迁，他曾中断过教师工作，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幸重新回到教师队伍，直到退休。
如果说对哥哥的培养，父母历尽了千辛万苦，那么对我的培养简直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父亲在50岁时才有了我，老来得儿，倍加宠爱。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未吵过我一句，更不要说打我了。为了供我上学，年迈的父亲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在我上初中时，父亲已60多岁了。当时哥哥已失去工作，分家另过，有一个侄子也在上学，生活也不宽裕，不能帮助父亲，所以供我上学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父亲的肩上。
父亲是位乡村医生，每天在卫生所上班，为了能挣到更多工分和在生产队分到更多的钱和粮食，当时唯一的办法是喂几只羊，多积农家肥，以多换取些工分。要喂羊、多积肥的唯一办法是多割草，因此，一从卫生所下班回来，他即换上比乞丐穿的还要破烂的衣服下地割草。
记得在我上初中时，有个星期天，我与父亲拉着架子车到离家有15里路的沙林中割草。时值三伏天，骄阳似火，我和父亲光着膀子在太阳下不停地割草，脸上和背上的汗珠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待到休息时，我发现父亲背上结出了一层白色的东西。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就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对我说那是汗水中盐分沉积而成。
我不知道流多少汗水才能在背上结下一层盐，望着满脸皱纹、苍老的父亲，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父亲缓缓地对我说：“要想有收获，就得付出汗水，用自己汗水换回来的东西才会感觉踏实。”父亲的话简单而又朴实，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以后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的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1年冬天，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碰到了父亲，从学校到家里有6里路程，我与父亲结伴而行。时值数九寒冬，滴水成冰，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并肩行走在傍晚的乡间小路上。父亲是一位爱说爱笑的爽朗之人，那天我感觉到非常奇怪，他与我一起走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说话。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我告诉父亲，快要期末考试了，我复习得还不错。父亲没有接我的话茬，而是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父亲问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就说我还想上学，读高中。
听完我的回答，父亲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声，大约过了10分钟，父亲叹了口气，说：“二小，你读吧，只要你想读，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给你。”
虽然当时我才14岁，很多事情不明白，但听到父亲这句话，我明显感到父亲沉重的心事：在当年那个生活贫穷、土里刨食的年代，要供一个学生读高中，对于60多岁高龄的父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后来母亲偷偷地告诉我，父亲那天本来是想告诉我，让我读完初中就回家种地，不要再考高中了，但听说我想上学后，就咬着牙答应了我。回想起来，我真感谢我的父亲，是他那一次决定，使我终于走出农村的家门，领略到世界之大、天地之宽，感受到人生的精彩，也使我有幸与葡萄膜炎结缘，为数以万计来自全国各地、部分来自国外的葡萄膜炎患者服务，为中国葡萄膜炎走向世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虽然家里贫穷，但在供我上学方面，父母从来不吝啬。每当我要钱买书本及文具时，父亲常常会给我多一倍的钱，总是害怕我的学习受影响。但他对自己却非常苛刻。父亲有吸烟的习惯，为了省钱，他多次下决心戒烟，但可能是在农村行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供我上学的压力使他身心无法舒缓，烟始终没能戒掉。于是，他每天在卫生所把别人扔在地上的烟头捡回家里，把这些烟头一一剥开，再用纸把那些烟丝卷起来吸。父亲有时给我说：“二小，你爹有吸烟这个毛病，想戒也戒不掉，在地上捡烟头，想想都丢人。你以后千万不要吸烟！”
看着父亲在那里剥烟头的无奈表情，我的心在流血，鼻子酸酸的。我曾多次流着泪对父亲说：“爹，你就买烟吸吧，我放学后多做点农活，多割点草不就能给你买包烟了吗！”
父亲总是苦笑着对我说：“二小，你不知道，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实际上，当年我家的生活条件在村里边还算比较好，父亲在卫生所上班，每天有1毛钱的生活补助，当时一包普通的烟也就1毛多，父亲还是买得起的。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总怕他年龄大了，手头没有一点积蓄，如万一有病有灾，那可就麻烦了，我就没办法上学了。听了母亲的话，我明白了，平时很要面子的父亲为了儿子上学，可以将所谓的“面子”和“尊严”全抛在脑后，那一刻我才深深懂得了父爱如山的真正含意。也正是父亲不要吸烟的劝诫，使我坚守住了决不吸烟的原则。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父亲鼓励我要参加高考。当时我和父亲都在大队卫生所做赤脚医生，父亲已70岁，但为了给我能挤出一点时间复习功课，遇到病人找我来看病时，他就主动要求出诊。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感冒了，发着烧，晚上邻村一位群众说他孩子生病了，要我出诊。父亲马上给那个人说：“二小感冒了，身体不舒服，我去吧。”当时我一看急了，实际上是父亲感冒了，晚上又下着雨，怎么能让父亲带病走数里路替我出诊呢！我执意要去，可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去。
最后，父亲冒着雨，拖着有病的身体跟那个人走了。望着雨中父亲那瘦小的背影，我心里无限感激，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庆幸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他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金钱，但是，他用如山的父爱，用生命中仅有的一点点体能在支持着我，在庇佑着我。父爱成为我以后生命和事业的巨大动力，成为我强大的精神支柱。
临近高考，考生要填报考志愿表，并且要经大队、公社两级政审，盖章后才能准予高考。当时我村考大学的有五六个人。大家填过表后没多久，从一位大队干部处得到消息：在我政审表上，父亲一栏内填上了曾当过国民党兵、历史不清等之类的内容。知道这个消息后，父亲非常着急，一大早就去找大队会计（他当时握有公章，拥有盖章定夺的权力），恳求他不要在表上填上这些对考学不利的信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去，左的风气仍然盛行，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父母的历史问题很有可能成为一票否决的因素（事实上，当年一些学生考试成绩不错，就是因为家庭问题而未被录取）。
父亲找到大队会计家里，他家人说他没在家里；又到大队的办公室，也没有找到人；后来把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人。临近中午时分，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无奈地对我说：“大队会计躲起来了。”说着说着，父亲竟失声痛哭起来：“二小，爹对不住你！爹的过去影响了你考大学，爹对不住你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再苦的日子，遇到再大的困难，有再大的委屈，父亲都乐观面对。但那次父亲想到的是，供给我上学10多年（因文革耽误，我上小学即上了6年多），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考大学了，他害怕因为他的过去而使我失去高考机会。从他的痛哭中，我完全理解到父亲心中那种刀割般的痛、悔恨，甚至是负罪的感受！
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我哭着对他说：“爹，您别哭了，不能参加高考也没啥大不了的，儿子决不会埋怨您！”说着，我和父亲抱在一起，哭作了一团。母亲当时也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劝我说：“二小，咱们听天由命吧。”
好在当时公社领导开明，看到一些考生表上填了各种各样所谓的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马上通知各大队要去掉这些政审中的所谓“不良记录”。说来我也非常幸运，当年如愿以偿考上了河南医学院，成为我村第一位大学生。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痛哭的那个画面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它时时告诫我要感恩、要珍惜、要不停地努力，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报答曾在关键时刻帮我的那些人，回报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和这个伟大的国家！
父亲喜欢开玩笑，小时候经常给我开玩笑说：“二小，等你长大了，有本事了，坐飞机时，别忘了把我放在一个筐里，吊在飞机尾巴上，在天空中转上几圈。”父亲走南闯北，对飞机早有耳闻，但坐飞机对他来说确是一个梦想。当时我虽然从报纸上看到过飞机的样子，也不知道这辈子能否坐上飞机，但父亲的梦想却深深地植入在我的脑海里，也成了我早年努力学习的动力！
1983年初，大学毕业，我留校在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工作。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适逢对原来医生不公正待遇的平反，父亲与原来几位医生合开的联合诊所得以重新开业。当时父亲虽然已有76岁高龄，但他心情舒畅，工作劲头更大了，家离诊所有六七里路远，他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到诊所上班，晚上再骑自行车回到家里。母亲劝他不要那样辛苦了，但父亲是忙了一辈子的人，自是无法闲住，仍然每天早出晚归，自得其乐。
1984年7月30日，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父亲突然病重住进了医院。早上醒来，心中甚是惦念，想请假回去看一下父亲，刚好碰到科里工作忙，就准备把工作忙完后再回去探亲。谁知两天后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父亲急病去世。当我风尘仆仆赶到家里，看到躺在床上再也不能与我说话的老父亲时，我悲痛欲绝，趴在父亲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我反复念叨着：“爹，儿子看您来了，您不是说还要等着以后吊在飞机尾巴上转几圈么？眼看就快要实现了，您却走了！”
我真后悔没能在做梦后及时回家探亲，这成为我终生遗憾，终生无法释怀，伴随我一生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