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
治国需要有治国的方略，战争需要正确的军事思想，治疗疾病同样也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那么，治疗疾病应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疾病的本质，再来讨论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疾病是机体在内因、外因作用下所引起的结构和/或功能性紊乱。实际上，机体无时无刻不在与外来病原体、摄入的有毒有害物质及体内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有毒有害物质作斗争。在正常情况下，机体能够及时消化、降解、清除这些因素所致的各种危害，维持着平衡和协调的关系，人体即处于健康状态。如每天我们都接触到空气、水和食物中的一些有毒有害或感染性物质，当机体能有效应付它们时，我们并没感到有什么异常。但在某些情况下，各种外来或内在的因素或数量过多，或作用过强，超出了机体防御、处理系统的能力，不能有效地将这些因素及时处理掉，那么就会导致机体内部组织和/或功能的紊乱，引起疾病。
由上可以看出，机体内部相当于一个社会和系统，各个分系统或子系统有效地协调地正常运转，是保持健康的重要基础，也是机体能够强大有效地处理各种外来或内在不良因素的基础。中医所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即是这个意思。机体内部各分系统或子系统之间低效的、无序的、不协调的运转，本身即可引起疾病，同时也使机体对各种外来及身体内部的不良因素的抵御和处理能力大大降低，因而出现一有风吹草动即发生疾病的现象。
在我们周围，确实经常可遇到一些人，一遇北风来袭、冷空气杀到，必患感冒。中医所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是讲的这个意思。
总而言之，疾病是“正气”与内邪或外邪斗争或博弈的结果。这样看来，疾病似乎并没有显得那么庞大和复杂。但我们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疾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
首先，外来的各种致病因素有千万种之多，并且还可随着环境改变而出现新的细菌或病毒等病原体，这些无数的病原体造成数都数不清的疾病。其次就一种病原体而言，其致病的毒力随着环境变化可出现新的变异，从这一层面而言，使得各种外在因素（病原体）所致的疾病更为复杂。再者我们分析体内致病因素（如营养、代谢、免疫、遗传等）所致的疾病，也可以看出疾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如糖尿病的发生不但与饮食结构有关，还与遗传因素等有关，有些病人易出现肝脏损害，有些易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有些易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因此我们所说的糖尿病在临床上表现的是一个谱系，是一个庞大的疾病体系，而不是单一的疾病。此外，我们再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疾病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人的社会属性对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对治疗的反应有着重要的影响，疾病发生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个体上，其临床表现和预后可能有很大不同。患者的体质强弱有时可决定疾病的走向和治疗效果，患者的心理状况、社会因素、家庭经济条件等也对疾病的发展和转归起着重要影响。最后，我们将上面几类因素综合考虑，可以看出疾病的复杂性远非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外在和内在因素与机体的相互博弈，机体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关系互相影响，心理、精神、社会等各要素之间及与致病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即构成“疾病”这个庞大系统的整体框架，是我们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切入点。
基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疾病表现有复杂性、非一致性和对治疗反应的不恒定性。这些特性也决定了我们在处理疾病中应具有活的指导思想，诚如孙子兵法所云：“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根据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个体的各种因素而制定适合每个患者治疗方案者，才可谓是神医！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加上对疾病的思考和感悟，提炼出如下治疗疾病的指导思想：科学认识致病因素所致的宏观、微观及功能的改变，与机体防御和修复能力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机体防御和修复能力及使用必要的药物和手段，以驱除疾病，达到恢复健康之目的。
这一基本指导思想看起来有虚无缥缈之感，也曾有医生对我说这一指导思想很抽象，不知道在临床中如何应用。为了将这一指导思想能够落实到疾病治疗过程之中，我将其具体化为4个思维，即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整体和局部思维及唯美思维，使其在指导疾病中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可预见性，这4个思维将在以后有关文章中逐一介绍。
在这里还要多说几句，我曾经在全国多个会议上、多地眼科专题讲座以及在中山大学的文科、理科、医科博士生的“马列主义和现代技术革命”(即原来的政治课，中山大学挑选了一些认为对学生人生有益的老师授课，我有幸被选中，为学生讲授《思维·艺术·人生》的课)的课上，多次讲到治病的四个思维，很多学生和医生感到对他们日常工作和科研工作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一位医生在听我讲课后告诉我，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感到4个思维对治疗疾病太重要了。但在临床面对病人时，在处理病人中，往往又回到以前的思维模式上，即便是听我演讲3次，在治疗病人时仍不能自觉运用这4种思维方式。他不解地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反问了他一个问题：“战争年代蒋介石是否知道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沉思片刻说：“应该知道吧，因为抓住几个俘虏一审恐怕就审出来了。”“但是蒋介石为什么还是往毛泽东设的圈套里钻？”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他沉思良久，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那是因为它是毛泽东的军事指导思想，不是蒋介石的军事指导思想，蒋介石可以对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在指挥战争时，又不自觉地回到他自己原来的思维定势上了。
学习别人的手术技巧和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并不难，但要把别人的思想、理念学到手就非常不容易了。不少人跟着大师学习钢琴、绘画、写字、创作，不少学生跟着名医学习治病，但学到精髓者，成为大师、大医者却寥寥无几。要真正把别人的思想学到手，就必须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真正把它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中，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用新的思维方式取代原来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更加困难，习惯所形成的惯性是巨大的，不经一番功夫，没有深刻思考和自省，则很难走出原有的思维框架。
最后还要啰嗦几句，我提出的指导思想虽然是针对疾病处理的，但是实际上，它对处理日常事务、处理人际关系，甚至规划你的人生都可能有一定借鉴作用。慢慢体会、慢慢思考和细细品味，你能读出别样的东西。但愿它能给你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启迪和灵感，在你人生征程中助你快马加鞭！
治病需要系统思维
昨天在门诊上遇到一例来自外省的男性少年儿童葡萄膜炎患者，患者12岁，患葡萄膜炎已有5年。因出现双眼并发白内障，当地医生为其双眼做了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术后葡萄膜炎反复发作，当地医生建议患者到重庆找我治疗。为患者检查时发现双眼已无光感，眼内炎症严重，前房有大量炎性渗出物，人工晶状体前面覆盖有厚厚的一层增殖膜，眼底已完全看不到。患者的失明着实令人惋惜，如果患者能在葡萄膜炎完全控制后再行白内障手术治疗，患者可能会获得很好的视力！
这个病例使我想起了10年前的一个病人，患者50多岁，双眼患葡萄膜炎多年，最后发生了并发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和带状角膜变性。一位角膜病医生为其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抗青光眼手术和角膜移植手术，手术后患者发生角膜移植排斥反应，医生又为其再次进行了角膜移植手术，患者术后再次出现了角膜排斥反应，医生为其再次进行角膜移植手术。找我就诊时，患者双眼已进行了8次角膜移植手术。为患者检查发现，双眼角膜植床有大量新生血管，角膜植片水肿混浊，前房内可见大量炎性渗出物覆盖于虹膜和人工晶状体前表面。
患者告诉我，医生认为他手术后角膜又发生了排斥反应，建议再次进行角膜移植手术治疗。我告诉他，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炎症，绝对不适宜再进行手术治疗，在炎症控制后方能考虑手术。我当即为患者开了免疫抑制剂，让病人服用，并嘱患者每1～2个月前来复诊一次。当时我的感觉是，尽管我一直强调现在应药物控制炎症，而不是进行手术，病人好像似懂非懂地带药回去了。一年后这位患者的儿子领着他又来找我诊治，此时他已不能自己行走，生活已不能自理了。他儿子告诉我，自上次就诊后医生又为他父亲双眼各进行了一次角膜移植手术（双眼共进行了10次角膜移植手术）。为患者检查时发现，患者双眼视力只有光感、光定位不良（说明视网膜已受到严重损害），双眼充血、角膜混浊、植床有大量新生血管、角膜与眼内组织完全粘连在一起。我扼腕叹息：患者再没有机会进行角膜移植手术了（双眼已没有希望恢复视力了）。
这两例患者之所以出现无可挽回的结局，是因为在处理疾病时忽略了系统思维所造成的。系统思维，讲究按程序办事，关注的是最终效果和结局。所谓治疗疾病的系统思维，是指把治疗疾病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处理疾病要考虑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空间上的先后顺序，依照程序进行序贯处理，即要知道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要解决什么问题，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做手术，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消毒，然后铺巾，再做切口。这一连串动作的顺序不能改变，不能先做切口，后消毒，再铺巾。实际上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系统思维，如建大楼需首先挖地基，再建楼；教育是系统工程，要从小孩抓起，而不是从中年抓起；去外地旅游，先要考虑坐什么车到机场，下飞机后再乘什么运输工具到达目的地。日常生活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我曾在中山大学附中为中学生讲课时讲到系统思维，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个人想在火山旁建造一座房子，火山一直在喷着岩浆，大家说能否建起来房子？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能。我又接着问，在什么样情况下才能建起来房子？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在火山不喷岩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要想建起来房子，先使火山不喷岩浆。说起来系统思维是如此的简单，可谓妇孺皆知！
我们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去分析前面所说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不按系统思维去处理疾病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第一个例子是少年儿童葡萄膜炎，一般而言，葡萄膜炎发生在少年儿童比在成人更难以控制，并发性白内障虽然是导致患者视力下降的直接或主要原因，摘除白内障和放置人工晶状体（代替摘除掉的晶状体）诚然可消除屈光间质的混浊，但要使手术获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是手术后炎症不再复发。如果在炎症未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白内障手术，手术创伤本身即可引起炎症或使炎症复发和加重，更不要说在眼内放置一人工晶状体（是一种异物，异物可以引起炎症或使炎症加重）。由此看来，首先控制炎症特别重要，也就是按系统思维去处理疾病特别重要！
笔者曾在全国眼科大会及葡萄膜炎诊断治疗学习班讲课中反复强调，对此类病人要有足够的耐心、治疗足够长的时间，以期使炎症完全静止（尽管有时难以达到此种理想状态）后，再行白内障手术和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可使术后炎症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才会使患者恢复良好的视力。值得提出的是，此例患者第二只眼的白内障手术是在第一只眼手术后有炎症复发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可能是当时医生让患者恢复视力的心情非常迫切，也可能是医生因第一只眼手术未能成功而愧对患者，一心为患者补救或为患者免费手术，结果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使患者终生生活在黑暗之中。好心在正确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办成好事，否则好心可能办成错事、坏事，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再来说第二个例子，由于葡萄膜炎引起了并发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和带状角膜变性等并发症，要使患者恢复视力，首先要很好控制炎症和眼压，待炎症控制好后再逐步解决白内障和角膜混浊（带状变性）的问题。对本例患者，以往经治医生并没有考虑先解决炎症的问题，而是利用角膜移植的方法来解决角膜混浊的问题。众所周知，器官或组织移植后会发生排斥反应，如肾移植后排斥反应、肝移植后排斥反应。虽然角膜移植后排斥反应发生率较低，但此种排斥反应还是会发生的，特别是在有炎症的情况下或角膜植床有大量新生血管的情况下，角膜移植排斥反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患者历次手术前医生均未进行有效的抗炎治疗，术后发生角膜移植排斥反应和葡萄膜炎加重自是难免的，也就不难理解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无可挽救的结局。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的剖析我们会发现，治疗和处理疾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按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而进行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一种实践活动（笔者并不排斥医学实践活动中的创新理念），这种“按部就班”实质上是对应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而设计的。人文关怀和以病人为中心，实际上更强调的是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对患者的满腔热忱，更好地尊重疾病规律，尊重个体特质和差异，尊重生命，制定出适合疾病、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以达到最大化和长久恢复健康和功能之目的。
治病需要辩证思维
众所周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发展、运动、变化之中，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必须要有辩证思维。诊断和治疗疾病与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也应当有辩证思维。
那么在诊断和治疗疾病中应当辨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笔者根据自己40多年的临床体会，认为应当主要辨三个方面，即辨疾病、辨患病的人和辨治疗方法。
所谓辩疾病是指辩疾病的类型和性质、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疾病所处的阶段以及疾病所引起的并发症等内容。
下面以葡萄膜炎为例谈一下如何辨疾病的问题。
葡萄膜炎和心脏病、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一样是一大类疾病，而不是一种疾病，因此，在遇到这类患者时首先要将疾病辨别清楚和诊断清楚。
对葡萄膜炎而言（其他疾病大体上也是如此）应辨其复杂性、可变性和伪装性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