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的创始人兼原子能总顾问奥本海默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要研究氢弹，从而为人类消除恐惧，遏制全面战争的爆发。换言之就是，美国政府告之前苏联领导人说：“我们美国不会制造氢弹，所以你们也不要研究氢弹。”美国政府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观点回答说：“‘以身作则’去要求一个极端的对手放下武器是及其不理性的行为。”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在1950年开始研制氢弹。
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研究发现，不同的测试人员对“囚徒困境”所体现出的反应，可以即刻反映出被测试人员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比如奥本海默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选择合作相信同伙。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他们这种人愿意以身试验。比如他们希望政府提高税收，从而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维护好公共利益，进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同时，他们还向往不同的国家之间能通过联盟和谈判的方式维系整个世界的和谐共存。
“囚徒困境”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问题。当时，美国及前苏联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矛盾：为了避免其中一方先发制人地采取军备行动，而另一方的武器又不足以抵挡的局面，美苏两国都声称彼此解除核武器。尽管如此，但双方都不愿主动解除核武器，而是小心翼翼的提防——用博弈论来解释就是，美苏都对彼此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他们都担心对方会做出背叛的行为，这种相互猜疑一直维持了很多年，直到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才彻底消除前苏联的安全隐患。
其实，在博弈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就已经得出结论：“囚徒困境”本身就没有一个最终的、真正的答案。通过被测试者的情绪倾向断定，无论是选择合作还是背叛，都属于一种理性的行为。换言之，那种情况下，无论是选择合作或背叛都一样艰难，需要及其理性的判断。可见，把这样一套博弈规律和定论作为巩固国家国防的打算是不可行的。对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大失所望。
1953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过世以后，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断然放弃前苏联过去的全封闭式主义，积极寻找机会与西方进行接触，争取“和平共处”。兰德公司博弈论的研究家们原本试图用博弈论来预测前苏联无法预知的战争行为的目的也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
5.系统分析——战争科学大统一论
国际关系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使得兰德公司的焦点由博弈论转变成了威慑政策——一种在兰德公司中被称为典型的工作流程，即“系统分析”法，这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在威慑政策领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则是源于美国对前苏联先发制人的军事作战方案。
“系统分析”这个概念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爱德·帕克森在1947年提出的，当时的兰德公司依旧附属在道格拉斯公司的名下，帕克森在威廉姆斯的授意下负责军事评价部门的工作。帕克森曾任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顾问，在1945～1946年间，还担任过战略调查委员会的顾问。帕克森性格粗鲁，并且吸烟成瘾，他乐于否决其他兰德公司同仁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报告，曾经在一次“谋杀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会上，因为他严厉的评论导致一些战略分析师当场晕厥。
系统分析的理念源于二战时期的“运筹学研究”，然而，二战期间，运筹学研究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始终要依赖于数据统计学，也就是，如果没有真实的数据作为前提，运筹学研究也就无法进行，又或者根本起不到作用，而仅仅局限于系统本身就存在的信息里。比如在研究轰炸机阵形时，运筹学研究可能会提出：已经拥有的轰炸机能够摧毁对方多少间工厂？在什么样的飞行速度和高度下，轰炸机才可以有效地实施大规模轰炸，并且能够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系统分析研究时则会提出：我们想要摧毁的敌人工厂目标是什么类型？数量是多少？这些工厂配备有哪些安全防护措施？为了我们的轰炸计划彻底成功，最佳轰炸机的类型和需要飞行的路线是什么？哪一种载弹量最能支撑轰炸机作战能力及载弹负荷？
“运筹学研究”与“系统分析”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后者则是涉及系统本身需要改变的问题，并争取从多种尚未进行具体设计和操作而又可供选择的系统本身进行选择。系统分析的特点在于研究中不稳定性因素和自由度非常大，当然也有其一定的难点，那就是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
虽然系统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不同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在假设某些事实的存在，但是像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这样相信且愿意去挖掘的实则太少。帕克森和兰德公司的其他同仁们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简明的观点——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在于明确的目标。在假定某些系统存在的基础上，努力寻求最佳的分析结果。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系统分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方式——适应某种假定存在的环境。另外，系统分析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典型的西方国家精神——拒绝现实的束缚。同时，系统分析本身还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前还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将这些因素创造出来有何种难度？怎样去创造？多少时间能够完成？
可以说，系统分析是一个超越了平凡的概念，它摒弃了现实有限选择的思维模式，力争用自己的思维和意愿去改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对人类本身无极限的创造力充满着信心，体现出了一种“是的，我们能”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国精神，也是全人类的梦想，更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认可现实、坚忍不拔、对未来充满希望。另外，它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使人们领悟到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事，只要你有克服障碍的决心。
尽管理论上是如此，但系统分析也有其独特的难点——详尽并精确地分析所有假定的条件，从而为提出所谓的正确的方案做准备。这也是当时系统分析研究项目上存在的最大隐患，假定或未经证实的标准将会形成误导研究结果的因素。因为，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需要将一个具体问题的所有细节都进行拆分量化，比如轰炸中飞机的类型、飞行高度、载量负荷等。从广义来说，如果一种个体无法进行拆分量化，那么该个体就是非理性的，在系统中也就显得无足轻重。“数据决定一切”，然而，遗憾就在这里，对于这种非同小可的研究项目，当时大部分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在的缺陷。
在1949年9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兰德公司李梅等人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先发制人。于是，在得到空军的授意下，科尔博姆让帕克森设计出一种利于作战的“最强”轰炸机，以便和前苏联对抗。为此，帕克森拟订出了一个军事作战方案，在方案中就阐明了系统分析的利与弊。
帕克森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在和敌军大部队作战时，双方之间的冲突可定义为战场策略，比如士兵人数、轰炸机及武器等因素，而飞行的方式、速度及飞行器的射程等每一个细节的操作也会进一步分化到各个系统，进而牵动整个战场或战场中某个特定的战役，因此帕克森认为，只要自己把战争中所有的作战因素拆分量化，就可以得出正确的战争科学论。
于是，帕克森集中精力，从空投炸弹开始研究，他选择了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作为分析对象，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是以涡轮螺旋桨为驱动，相较于音速半涡轮喷气式飞机而言，成本要低得多。接下来，他从预期伤亡、保护性歼灭及目标覆盖率等方面集中分析了飞机的成本和性能，同时也包括人力、平民、食物、医药及维修器材等作战系统所需的一切基本因素。因为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变量关系需要展开大量的计算，所以兰德公司自己研制出了尚未成熟的计算机。
另外，在兰德公司总部的地下室里，帕克森还设立了空中作战机密研究室，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模拟作战实验——飞行员可以在室内操作飞行器，在投影出来的“真实战场”中迎战敌军的飞机。历经两年的分析研究，帕克森将模拟演练的作战情形与二战时期真实的战争数据进行了比对，却发现从模拟战场所得出来的战争理论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反差。因为，在空战模拟演练中，飞行员所袭击的目标可以达到60%的杀伤率，而真实战争数据反映出的飞行员目标命中率仅仅只有2%。
帕克森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没有顾及到无法预测的人类反应（因为在真实残酷的战争中，不排除飞行员有可能避免以身试除的行为），而是固执地进行着轰炸机的研究，他和成员们考虑到了诸多变量，比如优先轰炸路径、范围、预期的敌军情况，并设计出了40多万种轰炸机的类型。终于在1950年，帕克森和成员们发表了一篇名为《战略性轰炸的飞机系统比较》的报告，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军事作战过程中严密的科学规划过程。兰德公司对此份报告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料，空军方面却严厉地否定了这份报告，接连几周内，空军仍不断批评兰德公司在研究轰炸机的项目中犯了一叶障目的致命错误，无疑，这给了兰德公司重重的一击。
帕克森在袭击前苏联的策划中，计划用推进器已经过时的空载轰炸机袭击前苏联，此种作战规划引起了空军的强烈不满，空军高官们强烈指责兰德公司这种无视新型武器的做法。自1944年起，空军在新式武器的研制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名为“B-52平流层堡垒式”的喷气轰炸机，而现在却听到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建议采用效果甚微的空载轰炸机作战，这种想法严重忽略了空军此前的所有努力，为此，空军断然不肯接受这样的结果。尽管帕克森和成员们对此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比对，但是空军却没有放弃成本顾虑，导致创新技术未能显现，报告无疾而终。
帕克森在轰炸机的研究过程中还犯了一些基础性的错误，这也严重破坏了他精心构筑战争科学大统一的理论。比如他计划将战争集合待命区设在纽芬兰，这和空军把轰炸机运到海外，从前锋位置发起攻击的方案不相符合。而帕克森也没有考虑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可用的裂变性材料紧缺，不足以生产出大量的轰炸机。同时，研究报告对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程度置之不理（在追求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分析”已经抛弃了个人主观情感，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类似于数学结构的东西而存在，武器与人员的毁灭，在战争中看来也再自然不过了）。空军认为，帕克森这种把飞行员的伤亡看做是轰炸机受损或毁灭的观念，让他们惊骇不已。帕克森制作出的成本分析透析图，也是战争的焦点，完全无视了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
未经检验的标准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为了挽救这份研究报告，兰德公司将之转交到了一个名为E·J·巴洛的工程师的手中，巴洛接手后，清除了原来报告中自命不凡的观点，最后，原本长达百页的报告只剩下了十六页。巴洛说：“系统分析方法的本身是可行的，只是我们从未想过仔细去研究其拆分量化的趋势，它们也因而被我们排除在精心考虑之外，尽管有些因素是可以拆分量化的，但由于其结构过于烦琐，我们也只是有心无力，这是系统分析法报告内在的最大隐患。此外，系统分析方法有着及其严格的要求，往往需要提前六个月确定空军提出的问题，但通常是在我们完成问题分析的时候，原定的问题却又发生更改或已经不存在了。为此，我们感到很无奈。”
1951年，兰德公司又将修订后的系统分析报告呈交给空军，但仍旧未能得到空军高官们的肯定——如果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真如报告所示，那么空军对此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然而系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它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研究中需要用到的量化技术逻辑思维，却给空军和飞行器制造工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些量化技术与实际研究结果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帕克森及兰德公司成员未能理解到这项研究中蕴含的空军的真正意图——借兰德公司理性的系统研究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争取让固执的国会采取更新、更好的军事装备，从而为空军争取到更多的军需预算。但是当兰德公司的领导人们看到此项研究已经没有再挽回的意义时，开始将战争科学统一论的研究转向范围较小，并且更为具体的研究项目上，因此技术也相对简单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研究中，其中有一项研究使兰德公司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民间咨询机构。与该项目一起闻名于世的是一位逻辑数学权威专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同时他也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沃尔斯泰特在帕克森的系统分析基础上，将全部精力集中用于简单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并将自己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科学技术融会贯通，创造出了令兰德公司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国防科学——核战略。如此一来，沃尔斯泰特让兰德公司独领风骚的同时，也成为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一时之间，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世界是否会被令人悚然的核武器摧毁成为人们大为关注的话题。兰德公司核战略研究组的科学家们也因此登上了救世主的位置，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左右整个人类的命运，而沃尔斯泰特也成为核战略专家组的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