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顿点头后，科尔博姆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有关兰德公司的起源与意义，但是他没有提及高级机密——洲际弹道导弹的研究。等科尔博姆讲完后，罗斯顿直截了当地问：“那么请告诉我，你们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威廉姆斯说：“近几个月，我们认为兰德公司的职员结构仍不够完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些兰德公司现有职员无法解决的难题。”
“比如？”罗斯福关注地问。“虽然我们自认为是飞机及航空装备方面的专家，但有一个层面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一个重量在160-185之间、长度在5.8-6.0英尺之间的飞行员。”科尔博姆插话说。
……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罗斯顿才真正了解了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的意思。事实上，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直被人类行为的问题而困扰。原来，兰德公司科学家在对广义战争论的研究过程中和测试飞行员在遭遇敌军攻击时的反应，以及怎样打造兰德公司全副武装的防御工程时，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们骤然发现人类心理学对这些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顾问已经习惯了数据至上的思维理念，乃至于他们在人类心理学科的相关问题上束手无策。
于是，他们找到了善于心理学研究的罗斯顿，肯定了他的智慧，想要通过他了解如何提升军队在重重压力之下的自身士气、从哪些方面去揣测敌人的真正意图，以及军队人员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和感染个人的行为。
谈话中，罗斯顿说道：“社会科学分为很多种，与人类行为这一术语同等的是社会心理学，它主要侧重于研究个人性格、神态及内心活动受不同环境的影响所起的变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科学。如今，自然科学发展尤其突出，已经深入到了自然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同时也应该深入发展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并且这两个方面仍要不断地渗透及融合。”
在交谈过程中，科尔博姆由始至终都显得极为深沉。在听到罗斯顿讲解心理学的一些相关概念时，他时而摇头，时而点头，给人一副高深莫测的感觉，以至于罗斯顿这位心理学家也揣摩不透他心中对心理学的肯定程度。恰恰相反，威廉姆斯则处处流露出对新事物的激情和乐于接受的明朗态度。
此次谈话后，他们又陆续见面会谈了几次，兰德公司的其他几位主要职员也有参加，他们商讨的重心是：如何将社会科学这一门广泛的学科引入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的艰难项目中。
几个月之后，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告诉罗斯顿，兰德公司已经决定设立社会科学部门，并诚邀他作为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是罗斯顿以热衷文学创作为由婉拒了他们的邀请，承诺只担任兰德公司的顾问。他建议兰德公司在美国纽约召开一场学术研讨会，既可以招募一些社会科学人士，也是一次与外界交流学术的大好机会。罗斯顿还特别提醒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兰德公司的办公场所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这会影响兰德公司招才纳贤，因为很多社会科学人士都不太愿意屈就在一家飞机制造工厂内工作。另外，兰德公司（RAND）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些社会圈子里，是某些好战团体的首个字母的缩写，这样也极有可能影响兰德公司的声誉。
1947年9月14日，由罗斯顿建议的学术研讨会在纽约经济协会顺利召开。由于罗斯顿忙于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式，因此在会议接近尾声前先行离开。沃伦·韦弗主持了整个会议，他所致的会议开幕词可以被看做是兰德公司的信念：“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向往和追求着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理想生活，阅历丰富、洞悉世事、知性明理的生活态度比盲目迷信、随波逐流更重要……我们深深地相信，没有人渴望战争，也同样没有人不崇尚和平，我们都在致力为建设自由和平的民族而努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各司其职，尽量改善自己和社会上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你追求的理想生活才会显而易见。”
这次学术研讨会，起到了向外界推广兰德公司机构的作用。由罗斯顿负责公开征集研究项目，兰德公司共收到了100多份研究报告。报告的话题包括美苏经济战争的可能性、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等。参与者有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汉斯·施派尔、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希奇等。
7.对兰德公司有深远影响的两位职员
在1947年那个烟雾弥漫的9月，在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几十位学者和专家中，威廉姆斯只聘请了两位杰出人物——希奇和施派尔，他们分别担任兰德公司经济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的主管。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余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员也都陆续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
出生于亚利桑那州的希奇，曾获得过罗兹奖学金，是哈佛研究生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于1943年参军，期满后被分配到战略情报局（现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任职期间，曾为“第八实验部”做过分析运筹。他采用逆向分析评估英国空袭德国的最大效率，得出结论：英国炸弹能击中不到一半预定目标，而击中目标的炸弹仅能对德国造成轻损。可以说，希奇是第一手获得并掌握了运用经济测量法和统计法协助政府做出战略决策的人。
尽管希奇与家人过着舒坦幸福的生活，但是否加入兰德公司却成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然而他仍然被兰德公司的要求所吸引，最终正式加入兰德公司，成为其正式的职员，并从牛津的家中搬至兰德公司在圣塔莫尼卡的办公地点。希奇的加入，对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研究项目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兰德公司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等人对他非常重视。
另一位新职员施派尔，他的性格内向而又谦逊，曾是德国的流亡学者，于1933年从纳粹逃离至美国，后加入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这所学院里还有一些是从奥地利逃亡过来的学者。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他主攻政治，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学两方面的权威人士。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政治发展和军事战争中尤其重要的因素，并且恰好是兰德公司现在正在进行的艰难研究项目。
施派尔接管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门的工作后，由于很难说服国际政治学专家脱离华盛顿东海岸的研究基地，出于工作需要，兰德公司把社会科学设立了两个研究基地：设在华盛顿的以政治分析为中心，设在圣塔莫尼卡的以研究人类行为为重心；由于一个学科的研究重心被一分为二，且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使得威廉姆斯很无奈，他原计划把所招募的社会科学家的才华全部集中在兰德公司，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点与人文主义理念渗透到数据至上的“刻板”的科学家心里，并将他们有效地融合，弥补缺陷，平衡兰德公司数据第一的分析趋势。
在一段时期里，由于政治科学方面的人士都集中在了华盛顿的政治分析中心，兰德公司总部因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致使其核战略项目的研究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数字化测定的研究层面，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位于华盛顿政治分析中心的政治科学家才从东海岸迁移到兰德公司总部。而施派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为兰德公司提议开展学术研讨会的罗斯顿已经很少参与兰德公司的事务，但仍旧是兰德公司的顾问。直到1954年，罗斯顿和家人迁居到纽约后就彻底退出了兰德公司。但在他任职兰德公司顾问期间，做了两件对兰德公司有着深远意义的事：一是说服了施派尔从耶鲁大学把著名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兼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挖进兰德公司。虽然布罗迪在耶鲁大学的工作被看做是无足轻重，但他在进入兰德公司后，成为兰德公司高级研究顾问，在其所着的《绝对武器》一书中，所阐述的相互威慑的原理，对美国战略决策有巨大的影响，曾一度作为美国核战略的标准原则。二是建议H·诺曼·盖茨克尔（负责兰德公司组建条款起草的律师）与福特基金会联系，争取得到福特基金会的鼎力赞助。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认为，罗斯顿在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拓展中起到了桥梁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