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尔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领导者，与沙拉比正好相反，他是一名守旧且狂热的反美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有独立于美国的权力机构，并且有不计其数的追随者时刻准备为了他而牺牲，他率领的马赫迪军队为了争夺伊拉克几座城市的控制权，不惜一切与美国占领军开火，也因此他曾一度被美国占领军指控为谋杀罪。2005年1月，在伊拉克的选举大会中，沙拉比与萨德尔结成的联盟赢得了众多票数，而沙拉比也是伊拉克副总理的最佳人选。2005年底，由于缺乏沙拉比伪造假币的有力证据，布什政府撤销了对其指控，于是沙拉比心中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他又重新成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宣传人。他在访问华盛顿时，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热情款待，还与美国副总统切尼进行了私下会面。随后，沙拉比在沃尔斯泰特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简单的记者发布会，声前此前对美国在伊拉克事件上的指责纯属一场“都市闹剧”，这种说法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笑声。对于沙拉比的快速转变，一位善于操纵谎言与真相的大师表示：“沙拉比的表演无疑是出色和精彩的，但这似乎已经太晚了。”
2006年1月，沙拉比的国民大会与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断绝了联盟关系，沙拉比还自己组建了一个政党，发起了另一次伊拉克大选。在1200万的选票中，支持伊拉克国民大会的仅仅只有0.25%的票数，鉴于这种局势，沙拉比又逐渐与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达成合作的局面。2007年，沙拉比在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政府中任职“民众动员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应付美军涌入巴格达的局势。
可以说，错误的宗教思想和激进的派系纷争等多种原因使得伊拉克国内局势日益混乱，伊拉克民众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而沙拉比和沃尔斯泰特及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新保守主义学者们想要把伊拉克建设成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这个伟大的梦想看来已经是遥遥无期了。沙拉比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没有预料到伊拉克会被极端的宗教主义思想所掌控。他还说，伊拉克的口号已经从原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赞颂穆罕默德”。
沙拉比的伊拉克领袖之梦算是破灭了，而兰德公司学者们在中东地区的美利坚帝国梦也跟着破碎了。
5.战略家最后的声音
1985年11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夫妇庆贺的日子。这一天，沃尔斯泰特正悠闲地坐在白宫里，完全没有了在兰德公司工作时的那种严肃。从沃尔斯泰特的神情看上去，他似乎在等一个人，是的，他在等待罗纳德·里根总统为他颁发象征着公民最高荣誉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总统自由勋章由哈瑞·杜鲁门总统创立，旨在表彰二战期间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受奖者不分军民，不分国界。到1963年时，约翰·肯尼迪总统对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奖对象作了扩张，在科学、体育、社会活动及文化传播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总统会亲自向他们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它是美国政府对平民最高的评价和奖励，同时也体现出了美国对平民的尊重态度和自由平等的美国原则。
过了一会儿，里根总统终于出现了，他微笑着朝沃尔斯泰特走来，与此同时，沃尔斯泰特自信地环顾周围的一切，然后把目光停留言在他依旧美丽的妻子罗伯塔身上，罗伯塔面带微笑，静坐在他的身边，这就像许多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院的某一天，沃尔斯泰特和罗伯塔温馨地坐在一起，沃尔斯泰特对美丽的罗伯塔说：“亲爱的，我们应该也注定是要携手一生的，因为我们俩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倒过来就是彼此的姓氏字母。”接着，沃尔斯泰特用笔在纸上分别写下他和妻子的姓氏——Willstatter，Morgan。自那以后，罗伯塔便一直陪伴在沃尔斯泰特左右，就连沃尔斯泰特被兰德公司解雇时，她看他的眼神依旧是那么温柔明亮。
这时，里根开始发表讲话了，他用洪亮的声音向在座的每一位陈述沃尔斯泰特夫妇获得勋章的原因。在沃尔斯泰特听来，里根总统此刻的声音是如此悦耳动听、激荡人心。里根总统抑扬顿挫地说：“沃尔斯泰特与罗伯塔一同参与了核能时代的重要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让绝大多数的政治家为之惊叹，同时也感染了众多科学家的思想与行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创造出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过去的40年间，他们运用自己的学识才华将科技历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提高了美国人民对民主能力的认知和运用，他们的研究过程与成果，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人类的安全与文明并不是靠威胁与战争产生的，成就自由世界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是人类本身的思想和力量。为此，美国政府特此颁发给罗伯塔与沃尔斯泰特各一枚总统自由勋章。”
在罗伯塔接过勋章的同时，里根总统将麦克风递给她。她的脸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讲话也及其简短：“我感到无比荣幸，因为，我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非常感谢大家！”
当沃尔斯泰特接过那枚十字勋章时，手中沉甸甸的重量让他万分激动，就像是捧着他以往的某一项科学研究成果。他上前一步，使自己离麦克风更近一些，以便自己的声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起来都很清晰。在场的除了里根总统及其随从，还有沃尔斯泰特的好朋友，以及在事业上曾受到过他支持的人，比如理查德·佩里、哈里·罗温、保罗·沃尔福威茨等。
和罗伯塔的平静相比，沃尔斯泰特倒显得有些激动，他在麦克风前犹豫片刻后说道：“此时此刻，我有的不只是激动，更多的还是感动，因为这份至高的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应该属于那些无私奉献的学者和研究员。在过去的岁月里，能够与他们共事一场，是我此生的荣幸。无论曾经的相处是快乐还是烦恼，现在想来，那都是一种幸福。里根总统将这枚自由勋章颁发给我，我倍感荣耀，因为里根总统一直强调说，‘在维护世界自由的过程中，必须阻止世界和平与文明毁于一旦。’感谢总统阁下，感谢大家！”在沃尔斯泰特的感谢辞结束时，所有的听众几乎都愣了片刻，紧接着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大家都以为他还会往下说，谁都没有料到会如此的简短。实际上，沃尔斯泰特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下去，如果不是兰德公司的学者和研究员的一致努力，就不会有如今美好的一切。那么，也许美国的总统依旧是吉米·卡特，整个国家依旧被迷雾笼罩，没有任何希望。再看看今天，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前苏联帝国气焰逐渐退却，美国人民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这样日益和谐的社会，对于沃尔斯泰特与兰德公司学者们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想要实现的标准。在肯尼迪、约翰逊及尼克松的美国总统时期里，他们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在福特与卡特的总统任期里，他们努力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而在如今的里根总统时代，他们致力削减前苏联军军事实力的志愿终于成功。
早在很久以前，兰德公司前苏联问题专家和战略分析师们就曾预言，前苏联会因为种族争斗和经济衰退，经受不住内外的冲击，从而走向毁灭。毫无疑问，在预测方面，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兰德公司的诸多预测在后来都应验成为了事实，且轰动了世界。但有一点是他们无法预料的，那就是自身的死亡。
1996年12月16日，沃尔斯泰特夫妇正在好莱坞山上一所精致的小屋子里过着悠闲的日子，谁知，在沃尔斯泰特生日那天，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在迅速服了药之后，沃尔斯泰特看似安静了下来。之后，罗伯塔给远在纽约的女儿琼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对琼说：“我原本是想等你父亲病情好一点再给你打电话的，但是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医生说他可能是患了哮喘，又或者是骨科病，你知道吗，他根本无法移动手臂，他的痛苦让我感到无奈到了极点。”
正好，前不久琼参加了一次红十字会的心脏复苏的课程，罗伯塔的话让她感到无比担忧，甚至还有些害怕。因为在几年前，沃尔斯泰特就曾经接受过高难度的心脏搭桥手术。听完罗伯塔的描述，琼发现父亲的症状及其符合心脏病再次发作的状况。因此，她催促母亲在不告诉父亲的情况下，尽快拨打911。罗伯塔在电话里说：“我之所以没有叫救护车，就是因为怕你父亲感到不安，影响了他的情绪。”但琼坚持要罗伯塔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争持了近二十多分钟，在挂断电话前，罗伯塔肯定地说：“琼，我的确应该拨打911。”
当医务人员的队伍来到沃尔斯泰特的眼前时，他愤怒地指责罗伯塔这种行为太荒谬了，理由是，没有比星期六晚上被送到争诊室更可怕的事情了。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罗伯塔的建议，去了医院就诊。医生先是说沃尔斯蒂心脏情况稳定，紧接着又判断说他是心脏病复发，于是，沃尔斯泰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就在医生决定要给他做血管透影时，他坚持要求给前兰德公司顶级的医学专家艾尔·威廉姆斯打个电话。而当时，琼也正好打来电话，听罗伯塔说到沃尔斯泰特固执的态度，琼对沃尔斯泰特说：“父亲，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我想，父亲更明白无论是科学家、政治家乃至于国家总统，到了医院，一切就都应该听医生的话。父亲，您以为呢？”于是，沃尔斯泰特听从了女儿的建议。
不久，沃尔斯泰特从医院回到家中修养，他对此感到很满意，但是他的左半身却没法自由活动了，因此每日都需要进行护理，他把自己的大床移到明亮的客厅里，因为能看见滑动式玻璃门外那株他几年前亲手种下的珍稀紫竹。沃尔斯泰特还指挥罗伯特改造了一把椅子，并将它放在客厅的床上，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半坐半卧，除了感受紫竹散发出的幽幽绿光，还可以做一些轻巧的事情。
琼在后来回忆沃尔斯泰特的最后时光时，眼中翻滚着晶莹的泪花，她轻柔地说道：“无论何时想起，那都是一个噩梦啊！当时我们都以为他完全可以康复，因为他看上去像极了正在恢复的样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半个心脏已经停止了工作。如我们想象，事情本不应该是那样的，但却那样发生了。”
沃尔斯泰特是在过完86岁生日的三十天之后去世的，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在他专用的文件柜里，放着他一生的研究成果与国家的机密文件，只是他再也无法碰触它们了。可以这样说，沃尔斯蒂特的一生都在为兰德公司的发展而努力，但是最后却落得个被兰德公司抛弃的下场。对此，他心中是否有怨恨已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内心里面多少是有些遗憾的，毕竟他生前对兰德公司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就像他被兰德公司扫地出门以后，却依然从各个方面支持兰德公司。
沃尔斯泰特去世之后，在约翰·威廉姆斯为兰德公司设计的内院中，兰德公司现任总裁詹姆士·汤姆森及兰德公司成员们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二战后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们的灵魂都赶来了，比如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赫尔曼·卡恩，以及原子弹最高策划负责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这样一个静默的地方，应该可以放下沃尔斯蒂特和他们生前的争执。巴赫的《勃兰登保第三协奏曲》轻柔地勾起了詹姆士·汤姆森、哈里·罗温及沃尔斯蒂特生前好友对他的回忆。一曲终了，小查尔斯·沃尔夫开始宣读结束词，他最后那一句“再见”在曲折的兰德公司内园里久久回荡。
无论伟大与否，总之，一个人的一生就如此简单地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一项催人奋进的事业，从事这种事业的人都一致认为和平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但国家安全却又必须是绝对的，因此国家在和平时代仍需要科学技术的辅助，况且美国在任何时期都是世界的通用模型。
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沃尔斯泰特新保守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罗纳德·里根政府时代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相关活动，最终帮助人们摆脱了野心勃勃的前苏联大帝国；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认为，前苏联本身早就应该走向灭亡，却因为沃尔斯泰特及兰德公司学者们创造了不必要的冷战事态，这反而让前苏联这个大帝国垂死挣扎了30多年，间接地增加了前苏联的生存期限。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此有所争议，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沃尔斯泰特是科技官僚主义的最佳典范。虽然他总是以孤傲的专家形象自居，但他提出的那些看上去是单方面的决定，实际上却是处理诸多国际事务的最佳方式。
罗伯塔在沃尔斯泰特的备忘录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直认为，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首先威胁了前苏联帝国，然后推翻了前苏联帝国，在维护了美国民众安全的同时，又促进了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繁荣景象。或许你不会认同，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为此，在我死去之后，请我的亲人朋友们不要悲伤，因为我是笑着离开的。”
